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傍晚，小金鹏在里屋听外屋的父亲和母亲争吵不休。原来，母亲要把家里的那头怀上驹的毛驴卖掉好让小金鹏到天津上名牌一中，而父亲怎么说就是不同意。而正是这一阵高过一阵的争吵声，让久病的爷爷听到了，老人家知道孙儿是因为自己的拖累而无奈的，他觉得再活在世上是全家无法摆脱的枷锁，便选择了一条绝路……
第二天醒来，小金鹏得知爷爷已永远离他而去，哭得死去活来。他明白这一切的发生都与他上学有关。当他伏在爷爷那冰冷的尸体时，他真想对父亲和母亲说一声我这个书不读了，可他没这勇气——他太渴望读书，太渴望将来上大学了。
埋葬爷爷后，债台高筑的家里又多出了几千元债务。过了两天，小金鹏和父亲一同发现家里的那头小毛驴不见了。父亲马上猜到了，于是铁青着脸问母亲：“你真把毛驴卖了？以后盘庄稼、卖粮食你用手推、用肩扛啊？这一头毛驴也才几百块钱，能供得起金鹏念一学期还是两学期？”
那天母亲哭了，她几乎是吼着回答父亲：“娃儿要念书有什么错？他考上市一中在咱全县是独一份，咱不能让穷家把娃的前程给耽误了！明白吗？我、我就是用手推、用肩扛一辈子，也要让他上学、上大学……”
金鹏捧着用毛驴换得的600元钱，真想给母亲跪下磕上几个头。他发誓一定好好学习，读好中学，考上大学，报答父母之恩。
秋天到了，金鹏回家取冬衣，他一进门就愣了：“爸爸，你的脸咋这么黄？人也瘦了好多……”
病榻上的父亲苦笑了一下，没有理会儿子的话。可懂英文的儿子一看桌上的药瓶说明书，顿时吓了一跳：爸吃的可都是些抑制癌细胞的药呀！他找到了母亲，悄悄问这是怎么回事。母亲一脸痛苦地告诉儿子，在金鹏到天津念书后，爸就开始便血，一天比一天严重。母亲急天急地借了6000元钱，到天津、北京给父亲查了一遍，最后确诊是肠息肉，医生说要尽快做手术，可父亲死活不同意再借别人家的钱。“医生说不动手术病会更难治，我寻思就是踏破天也要为你爸把看病的钱借来。这事千万别对你爸说，他穷怕了，一提钱就整夜整夜睡不着。”
那天金鹏帮母亲在田头干活时，邻居告诉他，说他的母亲一个人既要为父亲看病，又没人帮她种地，一个女人家没足够的力气把地里的麦子挑到场院去脱粒，也没钱雇得起人使用脱粒机，于是她只得熟一块镰一块，然后用平车拉回家里，等晚上再在自家的院子里铺一块塑料布，搬来一块大石头，用双手抓起大把麦杆在石头上抡打着将一粒粒麦子脱尽。整整几亩地，母亲全是靠这样……金鹏没等别人说完，便飞身回家一下搂住为他补衣的母亲大声哭泣着说：“妈，我再也不去上学了，我要在家帮你干活……”
母亲转过头，那双含着泪花的眼盯着儿子，坚定地摇摇头：“好孩子，妈顶得住。你在学校好好念书，念出好成绩，考上大学，妈就有力气，明白吗？”
金鹏点点头，他知道母亲多么看重自己的儿子将来能上大学！他也明白，对一个农家子弟特别是贫困的农家子弟来说，考上大学才是最大的希望所在。儿子的前程，在母亲的心目中比她自己的生命还要重百倍、重千倍！金鹏终于懂得了只有自己好好地读书，才能对得起母亲，除此别无他路。
他回到了学校。由于家庭负债累累，安金鹏的生活费每月只有60元到80元，这么点钱在大城市里生活怎么过呢？可他知道，就是这几十元钱，也是母亲每天一分一分地省、一元一元地攒，把全家所有可能积攒得出的现钱给他送来，而她和有病的父亲及弟弟只能在家吃腌菜拌汤过日子。母亲知道儿子在城里不容易，又是长身体的年岁，便每月都要步行十几里路去批发20斤方便面渣给金鹏送去。每次送方便面渣时，母亲还特意赶到6里外的一家印刷厂讨一包废纸给儿子作演算草稿用。除此，母亲的布包里还有一件金鹏熟悉的推子，那是专为儿子理发用的。母亲对儿子说：“你现在是在城里读书，出去得像个样。可咱家没钱让你上理发店，所以妈每个月来为你理一次发，省下钱你就多买个馒头什么的，把肚子填饱。啊，听到了吗？”
金鹏点点头，什么话都说不出。
在学校，金鹏是唯一在食堂连素菜都吃不起的学生，馒头、方便面渣和咸菜就是他的一日三餐。母亲捎来的废草稿纸用完了，他便到校内外捡那些一面没印字的废纸用；他进中学从没用过一块肥皂，洗衣服时便到食堂要点碱面将就……然而这样艰辛的学习生涯从没有使安金鹏自卑过，因为每当苦难压得他喘不过气时，他便想起了母亲。是母亲给了他力量，给了他智慧，给了他生命的全部意义。而他也无愧于母亲那大海般的慈爱，成为出类拔萃的学子。
安金鹏终于笑着走进了大学门。那是因为在他身后有母亲那一片无比灿烂的阳光照耀着……现在就读中国农业大学的王文喜同学也有一个母亲，但却与安金鹏的命运几乎相反。
1998年4月29日凌晨，不知为什么我怎么也睡不着，其实到农大采访是前两天我就给自己安排好的，然而我却一直被一种说不清的心境搅得睡不着，4点来钟就再也无法入眠，后来就等着天亮“打的”到了地处北京西北郊的农大。在京的几十所大学中，农大无疑是离京都城区最偏远的院校之一。出租车司机在出圆明园西路后指着沿街两边的房子说，“过去在这儿呆的都是京城最穷的人家，现在在这儿呆的都是些穷单位。”我不知他的话对不对，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农业大学的学生则大多来自农村，来自边远地区的农村居多，故而这里的学生会比其他十几万京城大学骄子的家庭境况要困顿得多，他们的“大学梦”自然做得更苦、更酸涩……
王文喜同学就站在我的面前，文静、内向，一副很虔诚的学子样。他扯扯衣角，说一年前你看到我肯定不会认为我是个大学生。
“为什么？”我问。
“穷呗。”
“穷？但穷并不能改变你实际的身份呀？”我有些不解。
“能的。”王文喜肯定道，“给你说吧，告别家乡到了首都北京，向学校交上我从来没有见过的那么一笔数目的钱后，我手里几乎空空如洗。开学第一个月每人交100元钱办理一张饭卡后，我口袋里只有69元，这是我的全部‘可动财产’。在北京一个月基本生活伙食费像我们学校也得200多元吧，可第一个月过后我那69元竟还留下好几元。你说我吃什么这么省？嘿，你能想得出来……其实你们北京人想都想不出来。2元钱过一天你说我咋个过法么！别提了。”王文喜往上一仰头，把话停了下来。
我静静地等他擦了擦鼻子。他说：“新生刚进校就是军训，那些日子里我没有一天不是咬着牙挺起来的。我自己都没有想到一个从小吃尽苦的农村娃儿竟连军训这样的事都挺不过来，我好自卑，恨不得自己抽自己嘴巴。可我有什么办法？一天2元钱买饭买菜，大小伙子一个，又要那么强的运动量，能不垮么？别的同学吃一顿花的钱我得用一天两天。于是为了躲避难堪，每次吃饭时我总远离同学，像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似的老躲着大家。一天又一天，这样，渐渐我养成了一种习惯似的，什么事、什么场合都这样，而且又从来不在别人面前提自己因为穷才这个样，人家以为我这个人是不是有什么毛病，而我自己又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始终摆脱不了穷的阴影。其实我想摆脱也是摆脱不了的，我就是没钱么！但这还不是主要的，因为我内心还有一桩比口袋没钱更重的负担，那就是因为家里没钱而从小不让我上学的母亲。你不知道，在离开家乡到首都北京上大学的那一瞬间，我就曾暗暗发誓再不让母亲为我上学而愁花钱了。可我知道母亲她还是那样的担忧我来北京后的日子怎么过。那些日子里，我时常为这事在梦中哭醒。后来我给母亲写了一封信。信上是这么说的：”……妈妈，我深深地理解您的苦楚，儿现在每月几百元的工资，一切都够用了。如今您老身患重病，我将有计划地节省一部分钱给你寄去看病和生活……‘“
“你上大学哪来什么工资？”
王文喜同学苦笑道：“我妈哪知道这个？都说上了大学就是进了天堂，当了圣人。”
“那你也不能用这样的话对老人家说，你自己在学校本来就过的什么日子么？”我摇摇头，有些责怪道。
“这些我都知道，可你不知道我为了读书、为了进这个大学门，我有多难！我妈有多苦！”王文喜说完这话，长久地没跟我说一句话。
他再跟我说话时，早已泪洒满面。后来他给我细说了一个出身在当代中国贫困农民家庭的大学生所走过的那漫长而凄怆的求学路——1974年6月2日，我出生在祖辈居住的一个窑洞里。我们那儿地里不长啥庄稼，十年九旱。自我懂事就记得没什么吃的，妈为了住我们姐妹兄弟5个的嘴，只好经常到地里铲野菜，她唯一的一条洋棉裤子补丁加补丁，不知穿了多少年。父亲告诉我，说妈生下我的头天就出门左边一头驴、右边拉根绳地在田里耕种起来。当妈的这个样，似乎也就注定了我这当儿子的命运从小将与苦难相伴，同样也注定了母亲过度劳作而重病缠身的一辈子痛苦。七七年，外婆不知从哪儿弄来一些树棒送给了她可怜的女儿。我父母就这样凑合搭了两间小屋，我们全家从此结束了住窑洞的日子。虽然窑洞不住了，可生活并没有什么改变。相反，父亲在当年12月份因患胃癌无钱医治而突然离我们而去。我和姐姐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