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呜呼！学生冤也。老师冤也。校长更冤也。
教授有传统的观念，家长和社会上的一些人不了解学校校长、老师包括学生在内的苦衷可以理解。然而令许多人不可理解的是，那为数不少的贫困生他们面对“上岗”所表现的种种行为也让人惋叹。
第5章：校外打工我们欢乐，我们流泪
不跪的他与下跪的他
1996年10月，郑州大学迎来了一位特殊的新生，他叫孙天帅。
孙天帅确实不同一般，因为他是直接从一名普通“打工仔”一跃成为名牌大学的大学生，而能使他实现这一跨跃的是在一年多前的一次打工时发生的一件事：那天，孙天帅打工的所在单位——珠海瑞进电子有限公司的外商女老板金珍仙，突然让正在生产线上拼命干活的全厂中国员工站队集合，大发雷霆地要求每个中国人双手举起做投降状，然后就地跪下。金珍仙这样做是因为两年来，这位女老板时常要求员工们加班加点，就连春节都不让放假。1995年3月7日早，连续加班几天的一位女工劳累过度，在休息时伏在工作台上打盹。外国女老板为了惩罚这位“违规”女工的行为，于是就有了要让全体员工罚跪的“集体教育”，并声称若有一人不从就罚其余人“永远跪着上班”。
许多工人迫于无奈，犹豫中淌着泪水跪下了……孙天帅是这群受辱的中国员工之一，但就在工友们一个接一个跪下时，他却像青松一动不动地挺立在原地。
“跪下！”女老板咆哮地向他吼道。
“请问：我为什么要跪下？”孙天帅压住心头的愤怒，问。
“不跪你就滚蛋！”
“我可以走，但作为一名中国人，我要控告你在我们中国国土上的所作所为！”孙天帅昂头挺胸，甩下每月1300元的饭碗，大步从那个女老板身边走过，并且永远离开了那块耻辱的地方。
“我是中国人，死也不在洋老板面前跪下！”孙天帅，这位“不跪的中国人”，从此成为千千万万打工族传颂的英雄，被亿万中国同胞们所称道。1996年7月16日，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再次播出有关报道后，一时间的孙天帅又成为热点人物。郑州大学也因为孙天帅的“不跪”而破格让他当了一名大学生。
有言道：男人跪下是黄金。在中国的几千年传统文化里，“跪”字下面从来就是黄金。
在事关人格、国格面前，跪便是一种理性、道德的沦丧；在真情与亲情面前，跪便是最重的回报、最高的敬孝；然而生活中还有一种跪也是十分崇高而又珍贵的，那就是或为长远的奋斗、或为暂时的生存而跪。
在我们中国人的眼里，一个“跪”字，包含了太多的内容与内涵。“跪”字，在大学生的眼里是一种人格的尊严、知识的等价，因而它更富于特殊性。在新的历史时期，一向是“天之骄子”的大学生们，他们的许多人中，为了基本的生存与生活，不得不低下高傲的头颅，去从事他们本不该去做的那些事。在如此一个“跪”字面前，有人端正心态，勇敢地去面对现实，从而摆脱了原有的种种困难而确保了学业，这样的“跪”，同样是高尚和可贵的；然而也有人则不能摆正心态，不是在“跪”字面前退缩，便是向“跪”
字投降。
“跪”，对千千万万个生活贫困的大学生们来说，无疑是个痛苦的历程，那是种辛酸的无奈，那是笔高昂的代价，但同时又是自然界无法取之、只属于人的心灵之窑而独自铸冶的黄金！
有位大学生告诉我，他最先在学校勤工俭学指导中心安排下当了一阵学校家属楼的水电收费员，这本来就不是什么复杂的活，一个月查收一次，但这位同学说，他负责的那3座楼里总有那么几户人家在他每次前去收费时说些难听话、做些刁难你的事。他说有一次上一户家里收费，那主人硬不愿如数交纳电费，理由是怀疑电表不准。那同学说电表不准与我照章收费无关，我只管自己的职责。那主人就气急败坏地把一张100元的大票扔在这个同学脸上，说你收呀！你是不是穷疯了想在别人的水电费里抠出你的学费来呀！
这个同学说他当时真的被气哭了，扔下收费本从此就再没在学校上岗的机会。后来他到社会上打工，可是打工的经历使他更加饱尝了屈辱与痛苦。他说，时间一长他就明白了，因为任何一种为别人服务性的低级劳动，都不可避免地碰上这样或那样的不痛快的事，也许正是这种特殊的磨难，才使得大学生的勤工俭学更为可贵。
这个同学的话有一定道理。在帮助大学生摆脱生活困难的工作中，这几年各学校和各级共青团组织，通过各自的可能为贫困生们创造了大量的勤工俭学机会。然而学校毕竟不是劳务市场，即使老师们把本来用不着设岗的许多地方也利用起来，让同学们去象征性地做些勤工俭学，但终究满足不了所在学校大批的贫困生上岗问题。能在校内上岗的人对贫困生来说，可比作那些不用愁就有饭碗的“计划分配毕业生”一般，而这部分上岗的人不管是“蓝领工”还是“白领工”，其实只占大学贫困生总数的十分之一左右，绝大多数的贫困生想求得生存，争取自立，很大程度还得靠走出校门到社会上去打工。
“外面的世界真精彩，外面的世界也真够黑暗与残酷。”几乎每一个在社会上打工的大学生们，都有这样的深切体会。
确实，大学生打工首先要面对的是如何接受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被贬值的问题，不是特别的好运，几乎没有一个老板是把前来做工的大学生当作有知识的人来合理聘用，而是作为廉价的劳动力来录用你。你不是就想得到一份饭钱吗？那你就老老实实放下你大学生的架子，我这儿可以提供出力换一份钱的差使，如果你想干你就留下，你想获得身分和知识的等值工作，对不起，请另寻高就。有些修养的老板这样对你说。如果碰上一个没有什么文化的大款，那恐怕就是另一种口气了：日娘的，你以为你是什么鸟东西呀？咱这个城市里啊，硕士、博士的想刷盘子都排着队，像你这样的“笨（本）科”就是给我搓脚端尿最好先自己照照镜子配不配哩！
你气？那就自个儿受吧。你高傲地甩手起身回校，可这个城市不对“贫民”发放救济粮，即使发了也轮不到你这高贵的“天之骄子”。你无奈，于是只好“面对现实”而降下一个大学生的身价，去从事根本不要文化只要能出力流汗的劳工，这种现象在今天的中国社会更为突出。大量的下岗人员，大量的国家机关精简干部，加上大量的企业不景气，全社会的劳力过剩，使得人力资源几乎丧失了最基本的择业优势，大学打工族无一例外地面临着同样的挑战。
1998年7月的暑假前，我走进首都几所大学的勤工俭学办公室，负责此项工作的几位老师，面对多于往年几倍的假期留校学生的打工问题，长吁短叹地直摇头。一个五六千人的学校，竟然有一两千名学生假期不回家，你是管还是不管？管，你就得给他们安排活，可现在社会上的下岗人员多于你想打工的学生几十倍！你不管，等9月份开学时他们都不给学校交学费，倒霉的还是学校。唉，真不知如何是好……透过这声声沉重的叹息，我们不难感受到现实的严峻。
走，我们自己找活去！同学们这样说，其实他们早已做好了准备，因为长长的暑假是打工赚钱的最佳时机，非万不得已完全可以不用回家，既可省下一笔路费，更重要的是新学年的学费、生活费全看这个假期的打工结果。在中国农业大学，我进行了一次“暑假大学生打工实践的调查”，接受调查的30名同学中有28名非常明确地说，自己留在北京过假期的目的是为了挣出下学年的学费和生活费。
你准备在假期干些什么工作？
最好是某公司的商务，其次期望一份固定的家教。
你打算在假期挣多少钱？
越多越好，但至少必须在2000元左右。因为下学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少不了这个数。
如果好的工作找不到怎么办？
那就只有看着办，到最后凡是有钱赚的，什么活都得争取呗。
——上面是我和一名假期留校学生的对话。7月初，学校的升级考试刚结束，他就加入了滚滚涌出大学门的“打工大军”，几日后，他打电话告诉我：运气不错，有家经济小报聘我当特约组稿人。
什么待遇？
计件工资制。一个月能拉到2万元的指标给30％的提成，不低吧？如果我能组上一两个有偿的版面，新学年的学费就都有了！
接完电话，我真从心眼里希望这个同学能成功，但又不得不暗暗思忖着他干的那活其实纯粹是人家榨他油水的小把戏。京城里上千家大大小小的报刊社，玩这一类招数的早就不是啥新鲜事了。说得好听点儿是聘你当什么“特约组稿人”，说白了就是让当拉钱的业余广告跑腿员。
我身在报社、杂志社干了一二十年，这种事见得多了，心想提醒这位同学，可又不忍打碎他的“发财梦”。
果不其然，临近8月中旬，正当我此书的写作进入后期时，突然有一天那位同学又打来电话，他一上来的声音就叫我担忧——老师，我上他们当了……
别着急，先说是怎么回事？
他、他们让我跑了整整一个月，一分钱都没给我，我自己反而花掉了200多块交通费。你说他们黑不黑？
是你没有组到稿，还是没拉到赞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