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也没有被谋害过的迹象，还是那么健康、爽朗、活力四射，所以我认为小爱姐姐完全是在胡说八道。在当时我甚至不明白她所说的“睡觉”和我们夜里困了上床“睡觉”压根儿就不是一码事，我当然也就理解不了两个人好好地睡觉怎么会睡出那么多事情来。
至于一条蛇和一个女人睡觉对我来说那就更加不可思议了，在我的认知范围内一条蛇只会去咬一个人，比如冻僵的蛇咬了救它的农夫；而人一般都怕蛇，女人更是胆小，怎么可能和蛇去睡觉？这于情于理都说不通嘛！不过这些故事还是向我传递了一种形容不出来的秽亵的感觉，即使我并不真的明白，我也知道它们与性有着暧昧不明的关系，是委婉曲折地指向下半身的。
如果说这些荒诞不经的故事对我毫无影响显然也不是真话，我承认我曾经深受吸引，对此满怀好奇，总想弄清楚里面精深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可是那扇门却在我面前紧闭着，甚至门前没有标示和道路。这些方面的问题我们无人可问，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叔叔、阿姨、老师、同学都不能随便请教，我们身边顶多只是活跃着小爱姐姐这样似懂非懂、以讹传讹的人。而我对她早已失去了信任，再不想听她那些把我越搅越糊涂的胡言乱语了。
那个时候大人们在说到这方面的事情时总是躲躲藏藏闪烁其词，他们的口头禅是“小孩别管这些事情”，对我们采取的是封锁的态度。父母们一旦发现有孩子在一边竖着耳朵旁听，马上便要轰走。不过也并不是完全没有空子可钻，有时候他们在客厅里说起这类事情，很难留意到房间里安安静静写作业的孩子隔墙有耳。
我曾经听到两个阿姨坐在客厅里谈论某人和某人在水渠的水泥管道里苟合，有人发现了他们，没有声张，悄悄地跑去开闸放水。哗哗的流水冲向这对难解难分的狗男女，令他们猝不及防，狼狈不堪。两个阿姨一起发出分贝极高的银铃般的笑声。还有一次我听见几个邻居（他们也是我们的老师）在一起议论谁谁和谁谁在冬瓜地里睡觉，他们挑了两个大冬瓜当枕头，事毕走人，还留下两个大冬瓜并头躺在地里。
随后引发的也是一通狂笑，男男女女前仰后合，笑个不停，完全不顾师道尊严。这让我想起美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的小说《宠儿》里写的塞丝和即将成为她丈夫的黑尔在玉米地里偷情的那一段，他们在大晌午钻进玉米棵里，以为自己很隐蔽。他们猫在玉米秆中间，什么也看不见，别人却都看得见他们头顶上波动的玉米穗。那些跳舞的玉米秆把他们交合的消息泄露给了周围的人，谁也没有错过观看玉米田里的这场好戏。黑尔本想给塞丝保密，不料却弄成了公开展览。
在书本中我最早是从话本里比较直接地接触到性的。我在十三四岁就读过《红楼梦》，不过《红楼梦》里的性写得含蓄婉转，我在那个年龄还相当幼稚，根本领会不了里面的曲折和意趣。70年代有许多黄色手抄本流传，这也是那个表面“清洁”的年代的一大社会特色。我很小就听说黄色手抄本里有突出和露骨的性描写，其中最邪乎的一本是《少女之心》。据说此书淫秽之极，谁看了都会中毒，连查抄黄色书籍的执法警察也不例外。 无论在学校还是在家里，我们都被反复告诫不能阅读黄色书籍，就好像今天的青少年被告诫远离毒品一样。许多年之后我还真看到了《少女之心》，一读之下实在没觉得有什么。这本书被网上讽为“幼稚而夸张的赤裸描写”，如果拿它跟我们时下的情爱小说相比，色情度和文学性都相当一般，真没什么值得多说的。如果拿它与古代流传下来的《金瓶梅》《肉蒲团》《九尾龟》《姑妄言》等相比，那更是无法相比。
回过头去看，那时候实在是太禁锢了，所以这么一本小说才会被如此渲染。当时连保尔和冬妮娅（《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搂抱着倒在床上都能让读者激动好半天，《暴风骤雨》当中连接吻都写得晦涩含蓄，弄成一个字谜让读者去猜。而如今小说中男女主人公颠鸾倒凤翻云覆雨也未必能引起多大的阅读兴趣，如果写得不够精彩和精湛，或者与内容和主题无甚关联，读者照样不买账。所以真正严肃的作家在性描写上反而是慎重的，下笔一定要看有必要还是没必要。如果此类描写仅仅只是作料，不过就是为了引起一点刺激和兴奋，那就更应该慎之又慎了。要我说还不如不写呢，免得画蛇添足。但是性绝对不是不可以写，把性作为文学禁区毫无道理，也没有必要。如果性与作品的内容环环相扣，写了性作品因此更加丰盈和丰富，突然中断或故意绕开会造成作品的缺憾之感，那就干脆写透写好。我认为文学的态度应该是迎刃而上的，在这个疆域里应该拆除一切樊篱，而不应该自设障碍。
我读话本已经是高中学生了，功课很紧，我把本该午休的时间用来读那些奇妙有趣的故事，弄得一到下午上课便昏昏沉沉的只想睡觉。印象特别深的是《蒋兴哥重会珍珠衫》，故事奇巧却并不给人雕琢之感。里面薛婆受了贿赂撺掇蒋兴哥妻子三巧儿和陈大郎相好一段相当生动，薛婆施计接近三巧儿，总上她家串门，还陪她过夜，她老谋深算，巧舌如簧，一步一步引逗得丈夫出门在外的三巧儿春心荡漾。
婆子一头吃，口里不住的说罗说皂道：“大娘几岁上嫁的？”三巧儿道：“十七岁。”婆子道：“破得身迟，还不吃亏；我是十三岁上就破了身。”三巧儿道：“嫁得恁般早？”婆子道：“论起嫁，是到十八岁了。不瞒大娘说，因是在间壁人家学针指，被他家小官人调诱，一时间贪他生得俊俏，就应承与他偷了。初时好不疼痛，两三遍后，就晓得快活。大娘你可也是这般么？”
这样的文字，实在是诲淫诲盗，风骚无耻，却又灵动率真。它是口语的、民间的，却没有一丝一毫的简陋粗鄙，相反它清爽秀逸，句句都是实情。笔墨也是难得的练达和精准，人物惟妙惟肖，呼之欲出，不在眼前，犹在眼前，俗气之中竟然一派天真。看得出作者有着深湛的功夫，并且把握着极好的火候。
话本里还有许多篇目我都极喜欢：《卖油郎独占花魁》《月明和尚度柳翠》《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众名姬春风吊柳七》等等，故事里充满了温柔绮梦和男欢女爱，那些奇遇和艳情就像春日的湖堤一样杨柳滴翠，繁花似锦，却又是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令看似平凡的世俗生活可喜可叹，荡气回肠。在我看来，话本中的性就像适量的盐一样让整锅汤都鲜美无比。我看的《全像古今小说》已经是删节过的洁本，但也并没有删得一点不剩。也许是删不胜删，也许是删的人手下留情。很难想像如果把话本里所有的性和情色描写当真都打成“”彻底而尽，我们哪里还会读得如此有滋有味？
文学中除了性，爱情应当说对我更富有吸引力。在我还是一个三年级的小学生的时候，有一天我从床底下翻出一捆旧杂志，好像是1957年到1959年间的，杂志的名字已经记不得了。那些纸张发黄的大书令人欣喜地刊登着一些小说，其中就有邓友梅先生的《在悬崖上》。这是我有生以来读到的第一篇爱情小说，里面的情节至今记忆犹新。
小说写的是一个婚外恋故事，男主人公在妻子之外又爱上了另一位娇媚的女性，我记得有这样一些细节：在一次出游的时候汽车一拐弯，那个女子无意中靠在男主人公身上，男主人公十分窘促，女子却很坦然，还落落大方地和他谈论起女性美这样的话题；男主人公爱上了这位姑娘，对她说，我要造一个透明的玻璃房子，里面放满了水，把你像金鱼一样养在里面，我可以欣赏你；男主人公的妻子在家里做果酱，空气里充满着酸溜溜的气味，她怀孕了，可是他还不知道。故事的结尾有点儿凄楚，男主人公在责任和良心的驱动下悔悟了，又回到了妻子的身边，一段在他内心引起巨大波澜的婚外恋情也随之落下帷幕。——但愿我记得的没有太大的出入，三十多年的时间之水流过，沙滩上留下的美丽石子很可能有了另外一种花纹。这样的一个爱情故事让一个年仅九岁的小女孩为之沉醉。
我记得当我深陷故事的时候我父母突然走了进来，他们发现我在偷看他们认为根本不是我那个年纪该看的东西，而且还是一些“仅供批判”的“参考资料”，说不定还有“毒草”之嫌，他们马上喝止了我。剩下的部分是我趁他们外出的时候偷偷摸摸提心吊胆地看完的。我趴在床沿上，耳朵警觉地倾听着外面的脚步声，一有风吹草动，便赶紧把那些杂志塞回到床底下。 除了邓友梅我还记住了这样一些名字：王蒙、李国文、从维熙、刘绍棠、宗璞、陆文夫、方之、公刘、流沙河等等，他们都是非常有名也非常有才华的作家。在70年代末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过一本书，名叫《重放的鲜花》，里面收录了这些曾被打成“右派”的著名作家的作品，其中每一篇小说都曾经遭受过批判。那时优秀的作家，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有良知的作家都历尽艰辛，他们除了在艺术上苦心孤诣呕心沥血，还需要承受来自现实生活中的冲击、排挤、非难甚至是蹂躏，这是他们为文学付出的另一份更为沉重和沉痛的代价。
读到了小说中的爱情就像尝到了美味一样，我对文学便情有独钟。但那时候可读的书很少，可供孩子阅读的书就更少了。在我三四年级的时候，“批林批孔”运动正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我们这些小学生也和全国人民一起投身到这个运动当中。我们人人都知道“儒家”和“法家”，知道“儒家”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主张“克己复礼”，他们搞“复辟”，开历史的倒车；而“法家”是进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