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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义极有运动天赋，每年学校开运动会她都是当然的主角，100米、400米、800米、1500米、跨栏或者跳高、跳远都是她的强项。她参加的项目个个都能拿到名次，而且常常是第一名，运气好的时候还能打破某项被保持了很久的记录。所以运动会上有小义的身影出现的地方就会有小小的高潮，对于我们这些她周围的人来说，看运动会就是看她在比赛中夺冠军拿名次。小义是运动场上的亮点，也是我们的骄傲。
尽管我知道她曾经向老师打我的小报告，知道她喜欢说同学的坏话挑拨离间，我妈也不止一次提醒过我别跟她太接近了，我还是热情很高地写了一篇又一篇表扬稿投给广播站，每一篇都是颂扬小义的，称赞她具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和顽强作风，称赞她夺得的每一项好成绩。广播员用声情并茂的本地普通话反复朗诵着，通过高音喇叭传送出去，体育场上空回荡的都是小义的名字。
三年级的时候小义转学走了，她跟着父母举家去了下面一个县城的中学。他们为什么要走具体原因不详，隐约听说她父母在这个学校里不得意，学校领导不赏识他们，当权派不把他们看在眼睛里。我听邻居议论小义的父母都是很“左”的，学校里的事情跟他们沾边不沾边的都积极得很，可是积极了半天还是没有挤到前面去。失意之下他们决定到下面县城的中学，换换环境，大概是另谋发展吧。有人说县城的中学师资缺乏，去那里的机会肯定要比在这里多一些，而且下面的学校规矩也没有这么大，天高皇帝远的，图不了进步至少可以图个轻松自在吧。
我记得小义一家是乘一辆大卡车走的，车里装着他们的家具和锅碗瓢盆，大衣柜、五斗橱、木箱子等等都用旧棉胎和旧床单包裹着，外面用稻草绳一圈一圈缠绕起来，以免在颠簸中磕坏。小义和她的两个兄弟一起坐在车斗里，在家具和锅碗瓢盆之间露着小小的脸，眼睛乌溜溜的，人也显得格外地小。小义的脸上挂着微笑，却没有多少要去一个新地方的激动和喜悦。她父母的脸上干脆连笑意都没有，面色疲惫地和街坊四邻告别，好像他们走是一件非常不得已的事情。 我和小义只是远远地相互看着，笑一笑而已。我没有走上去和她告别，那个年龄我非常羞涩，觉得许多事情都是不好意思的，包括辞别。我不知道那些话该怎么说，我也担心小义会哭。如果她一哭，我就会更加不好意思，也更加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后来跟小义又见过一面，是几年之后的一次学生运动会上。小义代表她所在的那所学校到地区来参加比赛，那时我和她都已经是中学生了，有十二三岁。我们在体育场门口碰到，她还是短短的头发，穿着运动衣和短裤，一身运动员打扮。四五年没见，小义的个子没怎么长高，所以比我矮了不少，只到我肩膀上面，和我说话要仰着脸看我。十二三岁的女孩子有许多已经像大姑娘一样粉面桃腮，可是小义看上去还像个没有发育的小孩，干干瘦瘦的，皮肤黑黑的，说话嗓子又粗又哑，衣服脏兮兮的，一副不修边幅的样子。在我看来她没有小时候漂亮，没有小时候那股冲冲的机灵劲了，也不像小时候那样左右逢源。
那一次运动会她好像并没有什么突出的表现，显然已经不再是大家的兴奋点了。现在想来以她当时的身高条件还想在运动会上占据霸主地位的确是不容易了，也不知她背后付出了多少艰辛的努力，最终那些努力也都付诸了流水。小义好像就此黯淡下去，以后大的运动会上她再也没有成为璀璨明星的那一刻了。
我们邻居也有人见到了她，说她土头土脑，就像一个乡下妹子。他们议论她父母在下面的中学混得并不如意，兄妹三个学习成绩也都不好，总之没有什么好消息。我觉得小义挺可怜的。其实她走了以后我还是时常会想到她，也盼望能再见到她，真见到了，却又无话可说。她告诉了我她住的旅馆，让我去找她玩，我答应了，但并没有去找她。大概我隐约感觉到其实我与她很生了，也没有话说，那种见面会很尴尬。我们在人头攒动的体育场门口分了手，我心里模模糊糊有几分说不出来的感伤。
我和那位班主任老师在多年以后也见过一面。有一次我和妈妈上街，看见她正在马路边上不紧不慢地走着。隔着马路我们跟她打招呼，她马上就满脸笑容穿过大街走了过来。那时我已经是大学生了，上的又是名牌大学，所以我妈底气十足。我们站在街边和她说话，无外乎叙些阔别，问问近况如何。彼此都是客气的，语气里也充满了好意。老师明显地老了，也胖了，胸前和后背的线条模糊不清，衣服都包在身上，举手投足不如从前敏捷，眼镜片后面的目光也是涣散和柔和的，脸上一团和气。
她和我们谈得十分投契，说的都是些非常亲近非常体己的家常话。我妈照例要感谢她多年前对我的教育之恩，她听了居然非常欢喜的样子，口中客气着，又反过来把我夸奖了一番。看来老师是完全不记得当年的那一节了。想想也是啊，在我之后她带过一茬又一茬的学生，她尚能记得我是谁就已经相当不容易了。可她不知道当年她滔滔的一席话就像刀子一样割在我心上，让我觉得眼前的世界一片黑暗。当时我真希望自己没有坐在那个教室里，我甚至希望自己根本就不存在。
我没有老师那样健忘，我站在她对面，看着她嘴唇张合说着奉承好听的话，就像注射了麻药一样心里越来越麻木。不过我倒也并不恨她，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其实她也是“对事不对人”的。她之所以那样做，是由她的认识水准决定的，也是那个时代一个革命群众基本的革命立场。那一次之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她，没想到仅仅几年一过她就变得如此臃肿和懈怠，和大街上挎着菜篮子迈着鸭步的庸俗妇女别无二致，身上没有一丝一毫的书卷气，更谈不上师道尊严。而她在批评我的时候，声色俱厉之下是有一股子锐气和威风的。那时的老师年轻气盛，正处盛期。可惜转眼就消逝了，就像过季的草木一样叶落枝败。她真太让我失望了。
外婆陪我住了一个多月就回去了，家里就是妈妈和我们姐弟二人。我很快就适应了和妈妈一起生活，帮她做她让我做的一切事情，扫地、洗碗、择菜、拿牛奶、买东西，并且从心里面感到乐意，每一样都做得尽心尽力。血缘的可怕力量发生着强有力的作用，我心甘情愿地就回归了，甚至很少想到之前一起生活了八九年的我的外婆和外公。我的弟弟在我眼里是世界上最讨人喜爱的孩子，他长着苹果一样的脸蛋，安静听话，从来不像别的男孩那样在外头打架闯祸。除了星期六，每天晚饭之后妈妈都要到学校去参加政治学习，我和弟弟就早早地睡下，好让她锁上门放心地走。我们睡在妈妈的大床上，头靠着头，我给弟弟讲故事，然后我们一起进入梦乡。我妈深夜归来看到的是一双酣然入眠的小儿女，乖得叫人心疼。这多让她安慰啊！
不知是谁提醒我妈要注意和我培养感情，她便非常认真地把这当成了一件事情。星期五下午我只有一节课，放学后妈妈让我到仅有一墙之隔的县中去找她。我一到她办公室她马上就会放下批改的作业本领着我上街，一般是逛逛全城唯一的百货店，再逛逛食品店。每次毫不例外妈妈都会给我买一些东西吃。吃得最多的是麻团、烧麦、糍饭糕、凉粉、小笼包子、馄饨，天热的时候肯定少不了棒冰、雪糕和酸梅汤，一次花掉她一两毛或者两三毛钱。 妈妈请我吃东西一向非常爽快，不用我开口，她就会问我这个你吃不吃，那个你吃不吃，街上凡看得上眼的东西她都会问到。那时候家里很少有零食吃，我也没什么零花钱，见到什么都馋得很。但因为妈妈什么都愿意买给我吃，我反而变得从容而矜持了。我很喜欢看妈妈付钱的样子，她从一只镶着珠子的半圆形钱包里拿出票子，很大方，满不在乎，从来不跟别人讨价还价——实际上花得还是很有数的，绝对不会花到囊空如洗。后来我读武侠书，读到里面侠义之士千金沽酒、宝剑赠友的情景便心中十分喜欢，觉得特别带劲。
那时候我手里还没有拿到过什么钱，但我已经形成了对金钱的态度。我想假如我有钱，我是一定要挥金如土的。吃过东西我心里很充实，有一种温暖的满足感，对妈妈也更加信赖和依恋。以前我们之间因为时间和空间造成的距离很快就缩短了，何况我本来就没有把自己当外人。
我们母子三个人很快就融为一体了，每天的生活平静而规律，有一套适合我们的作息时间。早晨闹钟一响准时起床，晚上到点上床睡觉，上学的上学，上班的上班，有条不紊，忙而不乱。那一段爸爸那边也相对平静，胃出血已经痊愈，对他的逼供也不像原先那般厉害了，没听说他怎么挨打，也没有其他令人忧虑的消息。相反却有不错的消息传来：快过年了，春节期间对“五一六”将“区别对待”：态度好的可以回家过年，态度一般的不能回家，但家里可以送饭，态度坏的就没有上述待遇了。
我们和妈妈一样喜忧参半，喜的是我们一家人可能马上就能团聚了，忧的是爸爸假如被归为“态度坏”的那一部分，他还是不能回来和我们团聚。而且他也是极有可能被归为那一部分的。姑妈也从别处听到了这个消息，她星夜赶到我家里，把她听到的各种小道消息告诉我妈。姑嫂两个坐在灯下把时局和我爸的问题分析来分析去，一说就是半夜，盼望着他能够平安回到家里。
果然爸爸被归为最后一类。眼看许多被关的人都回到了家里，就是不见爸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