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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成功了。他们成立了一个国际部，并聘任我为国际部经理。
对这份工作，我自己觉得很满意，因为我很喜欢搞市场开拓。市场开拓对于我来说，像是一种特殊的境界，一切未知的事物，都需要你亲自去描绘和争取，我感觉到天地之广，可以任我随心所欲去闯荡。
我知道，这是磨炼我的最好机会。而且我一定会成功。
我的这种好感觉是从哪里来的呢？因为我是在进入一个非常有潜力，而且很多澳洲人还不太看好、或者说他们根本还不了解的中国留学市场。我相信这个留学市场方兴未艾，前景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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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重大抉择：弃学从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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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目标是海外市场，到亚洲、主要是中国大陆招收留学生。
应聘成功之后，我立即开始了我的工作。
首先，我开始在澳洲最大的中文报纸《新报》上刊登招收这个留学生的广告，我的广告做得很大，很气派，而且天天有。与此同时，我还经常在《新报》上写一些软性文章，来巧妙地介绍我们学校的情况。
为了寻找更多的学生客源，我北上堪培拉、悉尼，做考察研究。
然后，我又马不停蹄地乘飞机去香港做招生宣传，同时还在台湾、泰国、马来西亚及印度尼西亚尼等地，建立了庞大的代理人网络。分散在各地的代理人相当是我雇佣的，佣金采用分成制。我把我的分成分给了他们。这样虽然减少了我的分成，但是却增加了我的帮手，我变成了三头六臂。
很快，我建立的代理人网络就发挥出了巨大的作用，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招收来了很多的学生。自然，我的提成和代理人的佣金，都少不了。
在LV商学院这段时间，我积累了不少管理经验，而且也积累了一些资金。
当然，我的视野也逐渐放宽了。
在我的潜意识中，可能不太喜欢稳定而又缺乏挑战的事，所以经常扔了铁饭碗，去捧泥饭碗。在中国时放弃外贸局的工作，下海经商；来到澳洲后，又放弃大学的工作，下海寻找新的机会。虽然都有风险，但我感觉到有挑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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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多重身份：记者、经理、学生和作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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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５月，我被聘为《移民导报》驻墨尔本总代表兼首席记者。
那时，我已经成了华人社区比较活跃的人物。
《移民导报》是一家澳洲的中文报纸，在华人社区深受欢迎。因为“移民”是澳洲最时髦的用词，所以《移民导报》自然也成了澳洲最畅销的报纸。
我主要负责报导墨尔本华裔移民及留学生的生活与发展。
澳洲的华人一般来自四个地区，分成四类：最早的华人移民来自中国的广东和福建，香港与东南亚诸国，他们有些从美国过来，有些直接从香港或东南亚过来，他们多在澳洲经商，做老板，或者医生，律师，会计师等，生活比较富裕，其主要语言是广东话，是唐人街的主宰；紧接着的便是七十年代后期从越南逃出来的难民，他们本来应该被划为前一类，因为他们也大多经商，富有，而且也讲广东话，但是他们的财产大多在越南被洗劫一空，剩下的一点点财产也都换成金条交给船主买命出逃了，最后辗转反侧来到澳洲时已经要靠政府养活了，不过这些人天生就是做生意的料，所以很快溶入香港和东南亚移民当中，成了唐人街的中坚；第三拨是台湾新移民，台湾新移民和前面两拨最明显的不同点是不讲广东话，而且也很少经商，台湾新移民多是在美国念了书后移民澳洲的，就是说，他们多为专业人士，而且和唐人街的关系不大密切；最后一拨就是1989年前后进入澳洲读书的大陆留学生。
1989年前后进入澳洲读书的大陆留学生当时在澳洲大约有七、八万的样子，这些人相对比较年轻，而且大多受过高等教育。不过，他们在华人社区甚至在整个澳洲社会是处于最底层位置，因为他们不仅没有钱，甚至也没有身份。
没有身份是大陆留学生们最大的心病。
所谓“身份”指的是澳洲公民身份，或澳洲永久居民身份。永久居民（俗称PR）身份依然拿原居住国护照，从名义上讲还不是澳洲人，但可以在澳洲永久居住，而且，除了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外，享受澳洲所有的福利待遇。一般来讲，永久居民签证持有者，在澳洲住满两年后，可申请加入澳籍，而成为澳洲公民。
无论是香港和东南亚的商业移民，还是越南难民，抑或是台湾那些拿了西方大学文凭的专业人士，他们最后都成了澳洲公民——就是很多留学生梦寐以求的那个“身份”。有了身份后，他们就可以光明正大地去打工或经商，就可以轻轻松松地赚钱；如果赚钱赚腻了，还可以进大学深造，而且不必花一分钱；当然，他们还享受着世界最好的社会福利制度，生孩子时给牛奶费，读书时给助学金，找不到工作时给失业金，老了干不动了就给养老金，反正永远有钱拿；对了，还有公费医疗……所以，他们是衣食无忧的一伙人。如果说澳洲是天堂的话，他们就是天堂里的公民。而我们这些大陆留学生，则只是天堂里的看客——看着别人享受生活，我们自己却要拚命劳作。
残酷的现实造就了很多留学生的自悲心理，甚至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留学生身份。于是就发生了这样的情景——会讲广东话的说是自己是香港来的，会讲闽南话的说自己是台湾来的，只是苦了那些只会讲普通话的留学生。
由于“六四”的原因，这些大陆留学生又被分成两部分：“六四”前和“六四”后。
“六四”前来澳的大约有四万，由于“六四”的缘故，澳洲政府特别给他们签发了长达四年的“临时居留签证”（俗称“四年临居”），而且时任工党政府总理霍克曾口头保证：四年临居结束后不会逼迫他们回中国。就是说，这些人的居留问题可能会得到解决。注意我在这里使用了“可能”两个字，就是说，四年之后（当时一年已经过去了）到底能不能留下来，还得看哪个政党执政，谁当总理。不过，毕竟还是有可能的。
“六四”后的就惨了，他们可以说做是前途渺茫。回去吧，不甘心——同样是中国留学生，如果“六四”前的能留下来，“六四”后的离留下来不是也不远了吗？呆下去吧，又太难——又要打工赚钱交学费，又要上课混出勤率，真的顶不住了啊！
有些“六四”后的为了能留下来，索性采取了极端措施——申请难民。那时申请难民也简单，填一张表就行了。一下子好几万中国留学生一起申请难民，移民局根本抽不出人手审查，索性丢在那儿不去管它了。
有些“六四”后的早就“黑了”。
当时，最好状况的大陆留学生是通过和澳洲人结婚，换取身份。走这条路的多为女留学生，比如我们曾一同住过的Rebecca嫁给一个失业在家的澳洲人，小玉则嫁给早就有了身份的老华侨。
象我这样的靠自己奋斗办移民的是少之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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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多重身份：记者、经理、学生和作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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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自己的身份问题已经解决了，可我毕竟是留学生出身，我的那些朋友们还在为身份而挣扎着。我理解他们的处境，我要为他们做一些事情。
我知道，身份问题（或者说是居留问题）已经成了大多数中国留学生最关心的事。
“六四”前的四年后到底能不能给身份？
“六四”后的会不会和“六四”前的看齐？
难民会不会批？不批了会怎样？
“黑民”会不会抓？抓住会遣送回国吗？
如果给了身份，家属什么时候可以过来团聚？
那时候，留学生内部每天都有新闻，或者是谣言。好消息会令大家高兴好几天，坏消息就会令大家愁眉不展。那么，到底哪一个消息是准确的呢？我决心采访移民部长。
在这个时候访问移民部长有着特殊的意义。
我就这样有幸成为留学生中第一个以记者身份访问移民部长的人。
据说移民部长在联邦政府中是一个并不重要的初级部长，可是由于他掌管着我们这些留学生的生杀大权，所以在留学生的心目中依然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我相信所有中国留学生都知道那时澳洲的移民部长是韩德，因为他的名字经常出现在中文报纸上。
当我以《移民导报》记者身份见到韩德部长之后，发现他是一个非常和蔼可亲的人。
这次采访，我们谈得很愉快。我的问题很直接：“六四”前的四年临居到期后到底能不能给身份？“六四”后的会不会和“六四”前的看齐？难民会不会批？不批了会怎样？“黑民”会不会抓？抓住会遣送回国吗？如果给了身份，家属什么时候可以过来团聚？
韩德部长当即表示，四年临居期满不会逼迫他们回中国；“六四”后的和“六四”前的应该有所区别，但澳洲政府会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该留下的一定会留下来；至于“黑民”，韩德部长则劝他们出来自首。
我写了一篇《韩德部长答记者问》，发表在《移民导报》上。
这篇文章在留学生中间引起很大的反响。对于大多数留学生来说，这篇文章等于是给他们吃了一颗定心丸——不要着急，耐心等着就是了。
我的那些朋友们，比如Jack等，都打电话给我，想刺探更内部的消息。
我告诉他们，能写的我都已经写了，不能写的是我的感觉。我的感觉是什么呢？澳洲政府迟早都会留下这批中国留学生的——这不仅仅是从人道主义角度考虑，更是从网罗人才的角度考虑的。
三年后，也就是１９９３年，在各方的努力和推动下，澳洲政府果然没有失言，分期分批地解决了几万大陆留学生的身份问题。当然这又是后话了，而且，为了赢得这一切，又发生了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我会在后面一一道来。
和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