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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还在墨尔本最重要的报纸《时代报》上发表了《如何进入中国市场》，讲述中国市场和澳大利亚市场的区别和互补性，以免澳洲生意人盲目地和中国人做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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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澳洲大学里的中国留学生讲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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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这些文章在澳洲主流社会中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看到这些文章纷纷发表，连我合作写书的迪肯大学经济学专家Breth教授都感到很奇怪。他想不通，一个初来乍到的华人，怎么可能像澳洲本地的一流学者那样，经常在澳洲一流的媒体上发表文章呢？这个小个子的金，到底是一个什么人？
在墨尔本大学工作的那段时间，我还参加了“中国研究论坛”的创建和组织工作。这使得我有了更多的机会与澳洲的经济研究学者建立了广泛的联系。
在和这些经济研究学者的交流中，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不过，在和澳洲学者们的交往当中，我发现很多大学教授其实是蛮清贫的，他们在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也是非常注重节约的，无论吃饭和社会交往，他们在金钱的算计方面，也是十分仔细的。
有一次，中国文化部长王蒙来论坛演讲，演讲结束后，我们有近30人一起宴请王部长，最后每人仅付了12澳元，我心里想着太简单了，太没面子了，太小气。可这就是现实，和中国的宴请真是天壤之别。
这一点，和讲究面子的中国人真是不一样。
在迪肯大学的那段时间，我对自己的工作基本满意，但我依然在寻找新的机会。
好，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说说我在澳洲的第一本书——《中国贸易指南》。
我就这样一边讲学、给报纸些文章、咨询、筹备大型会议，一边写我的书。在我来到墨尔本大学工作的第二个月，也就是三月份，我顺利写完初稿。
我的初稿要Breth教授能看懂，而且没有异议。这样就可以交给他，让他进行文字润色和修改。就是说，我的主要功夫，是花在让Breth教授能够读懂上，我根本不必考虑语法问题、修辞问题，更不必考虑语言习惯问题。这些都由Breth教授来完成。我在前面说过，我的英文水平还不够好，在表述时可能还会不够准确。遇到这种情况，我就会和Breth教授坐下来讨论，直到他真的弄懂我的意思。
我们和出版社商定的最后截稿日期是４月份，我在3月份完成初稿，给Breth教授留了一个月的时间。在这一个月里，Breth教授顺利完成文字润色及修改工作，完成稿如期交到了大学出版社责任编辑的手里。
当我们把书稿交给出版社后，我的心里也一块石头落了地。
我想，我该好好休息几天了。
在这段时间，我们住的地方又发生了一些变化，Bill和Rebecca搬走了。
Bill和Rebecca的搬走从某种意义上讲是Jack逼的。Jack是结过婚的，对男女之间的事格外敏感。而Bill和Rebecca搬到一起又是干柴烈火，一点就着，每天晚上都有节目，并且弄出些许响动。Jack就让他们搬走了。
Bill和Rebecca这么一走，就剩下我和Jack两个人了。我和Jack互相谦让了半天，都想让对方搬进睡房里面住，自己留在客厅里。结果谁也说服不了谁，于是决定一起搬进去。
Bill和Rebecca走时，把他们的大床留了下来。他们的大床其实是两个单人床！我们把并在一起的两个单人床往两边一拉，就搬了进来。然后回到客厅，把Jack原来那张一翻身就咯吱咯吱响的床垫，以及我那用来做床用的八个牛奶箱都拖到后院去了。
客厅突然宽敞起来。
我们就这样告别了连客厅里都睡人的窘迫日子。
坐在拣来的沙发上，我重新打量这个不算很大的客厅，已经无法想象当初怎么会塞进四个大男人！先是李刚走了，然后是小玉搬走，Bill从客厅搬进睡房和Rebecca同居；现在，连Bill和Rebecca也搬走了。
床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过了。
一直想拣一个洗衣机，可是就是拣不到。于是和Jack商量，我们买一个去吧。
我说买一个洗衣机，不是买新的，而是旧的。我们的旧洗衣机不是在二手商店买的，而是在GarageSale买的。Garage是车库，Sale是销售。所谓的GarageSale是指在自己家里出售一些自己不需要的物品，由于出售地点一般多设在Garage，所以就叫了GarageSale。一般搞GarageSale时多在家附近的电线杆上张贴一些小广告，说明时间地点，甚至有何种物品出售等等。
那天下班回家，我看到这样一个GarageSale的广告，其中就有洗衣机。我们按广告注明的时间，找到那个地址一看，洗衣机是全自动的，而且还挺新的。房主要价100澳元。我们觉得太贵了，设不得买。房主看了看我们，猜到我们是留学生，于是主动让价，只卖给我们60澳元，还开着车子帮我们送到家。
在路上才知道，房主是马来西亚华人，两年前从马来西亚按“特殊人才”（他是个澳洲严重缺乏的数学教师）移民澳洲，拿了两年PR（就是澳洲永久居民，也就是还拿祖居国护照，但是允许永久居住在澳洲，除了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外，与澳洲公民没有实质性区别）后，刚刚加入澳洲国籍。现在在澳洲站稳脚跟了，又要回马来西亚发展。所以才会变卖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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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澳洲大学里的中国留学生讲师（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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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突然就觉得这个洗衣机买的值，因为房主启发了我——我也应该申请PR（永久居留－绿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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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七个月创造奇迹（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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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开始认真捉摸PR的事了。
首先，我算不算“特殊人才”呢？
记得在申请工作签证时，我就是按“特殊人才”申请的，而且，为了证明我确实是澳洲急需的“特殊人才”，我还准备了那么多的文件。
既然申请工作签证成功了，为什么不试试PR呢？
凡事不怕不成，怕的就是你不敢想。
在中国留学生中，几乎是很少有人想这样的问题的，因为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我能办成，那就会是一个新的天方夜谈。
我想我有把握，因为我来到澳洲这几个月里，一直在走着一条和大多数留学生不一样的道路，虽然是十分艰难，可是也算是有惊无险，屡闯难关。
我难道不正是澳洲需要的那种“特殊人才”吗？
我现在申请PR，希望在澳洲永久居留，其实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一想到我有可能办下来永久居民身份，我就很激动，于是很快行动起来。
尽管我认为我申请永久居留的成功率可能会高达90％以上，但是基于第一次申请工作签证被拒的教训，我还是要认真准备材料，而且不能出半点纰漏。我决定采取第二次申请工作签证的方式，给澳洲移民局提供一批（不是一个）能证明我是澳洲所需要的“特殊人才”的文件。
我首先获得了聘任我的迪肯大学的担保。学校认为我的确是一个中国经贸研究的人才，而且他们也希望我能够留下来，继续从事中国经济与贸易的研究，给大学增加新的学术成绩和荣誉，因此十分愉快地为我提供了这个担保。
接着，我又开始四处拜访澳洲政界、学术界和工商界一些重要人物，希望他们给我写支持信，推荐我作为特殊人才申请永久居留。这一点也不难办到，因为我在搞讲座时认识了很多教授，又在写那本《中国贸易指南》时采访了很多工商界知名人物，所以，我很快便获得了一些重量级人物的支持信。由于我最近一个时期在墨尔本大学的中国经济与贸易问题研究中心工作认识了很多重量级人物，而且他们也在工作中了解了我，所以获得的支持信比上次申请工作签证时多了两倍。
有了这么多的支持信，我认为是万无一失了，就把申请递了进去。
三天后，我接到了维多利亚洲工业部商业投资处处长Jenny的电话，她告诉我，她为我准备了一封支持申请永久居民的信，让我去拿。Jenny一见到我就告诉我说：我曾经在报纸上读过你写的介绍中国经济的文章，而且我弟弟就是墨尔本大学经济系的三年级学生，他听过你的讲座，对你评价很高……她一边翻着我的申请一边说，你的材料很硬，很充分，也很好，你就是我们需要的“特殊人才”，你一定会留下来的！你一定会留下来的！你若不能留下，谁能留下？我为你准备了一封支持信，代表维洲政府工业部商业投资处支持你。
Jenny象医生一样拍了拍我的手，放心吧，金先生，我干这一行已经快有十个年头了，我心里有数……如果……你还是不放心，这样吧，维多利亚州移民局副局长Lisa女士是我的大学同学，她刚好负责这个事情，我把你的材料直接转给她处理。这回你放心了吧？
听她这么一说，我高兴极了，真想好好感谢她一下。
我就这样回了家。我一路都在唱着歌，因为这回可是十拿九稳了。
不过，回到家后我还是有些不安——怎么会这么容易呢？难道是天上掉馅饼了？
我就这样等了一个星期。这一个星期我什么都没干——其实是什么也干不下去啊！
一个星期后，我又打电话给Jenny。Jenny说，她已经和移民局副局长Lisa联系过，并让我直接打电话给Lisa副局长。Lisa副局长接了我的电话，肯定地告诉我说，我看了你的申请材料，我个人认为，你完全够资格申请特殊人才类别移民。我已经把你的申请交给负责具体办理永久居留签证的移民官去办理，只是履行一下正常手续。你就在家等候好消息吧。
这下我放心了。移民部的负责官员都说可以了，那还能有什么不可以的？
我真是欣喜若狂，见到谁都想要告诉人家：我就要拿到PR啦！
刚好那几天我在唐人街遇到小玉。小玉和那个六十多岁的老华侨拖着手，很亲热的样子。小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