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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早日实现我所描述的澳中贸易前景，唯一的措施就是成立一个中国经济和贸易研究机构。这对迪肯大学来说可以说是意义非凡，因为迪肯大学可以因此而成为中国经济研究的执牛耳者。
我的说辞终于打动了Darrell教授。
1987年11月2日，我来到Burwood经济学院签署了一份“工作合同”。
那一天，刚好是我来到澳洲的第30天。
合同内容大抵是这样的：
Burwood经济学院将建立一个中国经济与贸易研究中心，由我来担任项目主任。
这个即将成立的中国经济与贸易研究中心只有一名专职工作人员，也是我（所以我这个主任其实只是个光杆司令）。我的薪水是一万五千澳元（年薪）。同时，经济学院还同意出版《中国贸易指南》一书，并提供全部出版经费。
别提签合同的时候我有多高兴了，因为我不仅当了中国经济与贸易研究中心的项目主任，连出版《中国贸易指南》一书也有了着落。真是一箭双雕啊！我在想，机会经常是钟情有准备的人，上苍经常将礼物送给挖山不止的人。
我后来才知道，他们信任我，给我这个机会，完全是因为我在和他们打交道时显示出的绝对自信，没有一点亚洲人的谦卑。他们喜欢我的自信，所以才愿意和我合作。
Darrell教授在和我签定合同之后，曾对我说过：你是我见过的华人中最自信的一个！
Darrell教授的话令我非常感慨。他是一院之长，年薪十多万澳元，知名教授，穿名牌西装，坐在宽敞的办公室里；而我只是个身上还剩下几百澳元，连一杯可乐都舍不得买的穷留学生，穿着极不配套的西装，带着极不协调的领带，脚上是一双质量和样式都极差的黑皮鞋——我就是以这样悬殊的地位和装扮，获得了他的尊重和承认。
今天想起那遥远的一幕，我还会暗自发笑，既窘迫，又有些得意。
当时我就相信，虽然我们属于不同的种族，地位也有很大的差异，但是我们的人格是完全对等的——是的，我需要这份工作，可是迪肯大学也需要象我这样的人才啊！
是我的人格赢得了他们的信任。
俗话说，世上根本就没有十全十美的好事。我和迪肯大学经济学院签署的这个工作合同有一个附加条款：合同的生效日期是1988年2月5日，因为新的学期要到2月份才正式开始。这里面有个时间差——从签定合同的这一天（1987年11月2日），到合同生效的那一天（1988年2月5日），一共是三个月。
这三个月的时间差，将给我带来两个麻烦：
第一个麻烦是，我要到三个月后才能去迪肯大学经济系的中国经济与贸易研究中心上任，才能拿到薪水。那么，这三个月的日子我将怎样维持？我从国内带来的那1000澳元已经在刚刚过去的一个月里花掉将近一半了，照这样的花法，剩下的那一半可能还够维持我一个月的生活。这样，我的生活起码还有两个月没有着落。
怎么办？只有再去找一份工作才行。
第二个麻烦也许更严重，那就是我的签证。我来澳洲拿的是三个月的学生签证，一个月已经过去，就是说我的签证还有两个月就到期。可我在迪肯大学签的那份合同，要三个月后才生效！到那时，我的签证早就过期了！
就是说，我必须现在就得开始想办法解决我的签证问题。
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继续交钱，再申请一个商科学校。可这招不适用于我，因为我一天课也没上过，出勤率是0，学校没通知移民局取消我的签证已经算是万幸了，怎么可能再靠读书来延签证呢？
再者，由于我没有打工，就算移民局不追究我的出勤率，我也是没钱交学费啊！
前面已经没有路了。我必须开辟出一条新路！
我突然就有了一个狂想：走别的留学生没走过的路，办工作签证！
办工作签证？这在当时对于我们这些中国留学生来说，简直比登天还难。
但是，这条路却能直接抵达目的地。
那段时间，一些认识我的留学生见我天天夹着一个皮包早出晚归，不上课也不打工，十分神秘，也不知道我到底在干什么，我到底是怎么想的。我相信他们中的一些人，在等着看我的笑话，我甚至已经感觉到他们那种潜在的幸灾乐祸的目光了。
我不会给他们幸灾乐祸机会的。
我理解他们，也理解我自己。
一个人的成功与否，不仅在于你是否有能力，有目标，更重要的是，敢不敢跨出那艰难的第一步。
…
06三天走坏一双鞋（1）
…
在澳洲的第二个月，我的计划是三件事。现在按轻重缓急排列如下：
第一件，马上递交一份工作签证申请；
第二件，尽快找一份工作，以解决我到墨尔本大学经济学院任职前的生活问题；
第三件，合理安排时间，完成我的第一本英文著作《中国贸易指南》。
我打算在澳大利亚的移民条例中去寻找我的未来之路。
我已经获得了一份在大学工作的机会，我得充分利用这个机会。我再次去墨尔本大学经济学院找Grame教授，希望他能支持我的工作签证申请。Grame教授以墨尔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的名义为我写了一封支持信。
拿到这封支持信后，我立刻去移民局，提交了我的申请。
接下来，便是等待签证审批的日子。
等待的日子是最难熬的，那段时间我真的如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今天想起来还心有余悸。
好在那时我还有一件要紧的事情要办，就是要尽快找一份工作，以维持我到迪肯大学经济学院任职前的生活。
于是，我也加入了中国留学生寻工大军。
那时，由中国留学生组成的寻工大军简直就是澳洲社会中的一景！澳洲搞教育出口，吸引了很多非英语国家的年轻人前来读英语，很多商人见有利可图，纷纷办起英语学校。办一间英语学校似乎很简单，租几间教室，再招几个老师就行了。所以那时候的语言学校真的是如雨后春笋，遍地都是。教育出口确实给澳洲带来一些经济收入，可是，大批来澳读英语的留学生也给澳洲社会带来一些不安定因素。首先遭到冲击的是就业市场。那时来澳洲读英语的留学生多来自相对较穷的亚洲国家，这些穷学生来到澳洲后，很快便杀进就业市场，使得澳洲原本就紧张的就业市场变得更加紧张了。
那几年，中国留学生是留学市场的主要来源。那时的英语学校，几乎每间都有中国留学生就读，有些更是靠中国留学生生存的。
中国那时还不富裕，普通中国人的月工资是一百多块人民币，连二十澳元都换不到。二十澳元是个什么概念？普通澳洲人一个多小时的工资而已！所以，中国留学生都会抓紧一切机会打工，在赚取生活费之外，希望还能存点钱，一旦有一天呆不下去了，回去总能买几大件。能带一万澳元回中国就是很幸福的了，因为一万澳元相当于6万5千人民币，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问题是，来澳洲读英语的中国留学生的英语都不算太好，特别是口语，更是差劲。想想看，英语比较差的中国留学生能干些什么呢？只能干一些不大使用英语的工作，比如，在餐馆里洗盘子，或者是晚上进办公楼里做清洁工。有些人运气好些，还可能会进大的工厂，到流水线上干活。墨尔本是澳洲最重要的工业基地，自然也需要大量的流水线工人。
澳洲政府为了保护澳洲公民的就业机会，不准外国留学生做全职工作，只可以做每周20小时的兼职工作。这实际上越发限制了留学生的找工机会。
当时在留学生圈内，使用率最高的英语不是goodmorning，也不是goodbye，而是full…time和part…time这两个字——前者是“全职”，后者是“兼职”。那时，中国留学生们一到一起就讲打工的事，不管是上海话还是广东话还是普通话，哇啦哇啦地中间肯定夹着full…time和part…time这两个英文字。
有些留学生只好去唐人街找机会。
那时唐人街里也分三六九等，一等是本地长大的华人，二等是香港人，三等是东南亚华人，四等是会讲广东话的大陆人，五等是不会讲广东话的大陆人。那时不会讲广东话的留学生不要说去唐人街找工作了，就是去吃饭或者是买东西也可能遭白眼——那意思是，你买得起吗？甚至是，该不是来偷东西的吧？
那时，有些中国留学生为了生存有时会掩饰自己的身份，会讲广东话的有机会冒充香港人，会讲福建话的则有机会冒充台湾人；其它的留学生，什么也冒充不了，眼看着各种机会从身边溜过。所以，唐人街（主要是唐餐馆）的工作，都被那些会讲广东话的人占去了。
那么，不会讲广东话的人到哪里去找工作？他们会象无头苍蝇一样，到商业区或者是工厂区瞎闯乱撞，找机会。那时候，如果你在大街上看到一个穿一双崭新旅游鞋，背一个书包（有可能还会戴一副近视镜）的中国人，肯定是在找工作的。知道书包里装的是什么吗？一袋面包，一瓶水，再加一本厚厚的地图！他们就那样，象上了发条的钟一样，一刻不停地走着、走着……见到看似工厂的地方，就一头撞进去，也不管迎面见到的是谁，张嘴就一句：I’mlookingforajob！这句话的中文意思是：我在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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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三天走坏一双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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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情况下，这些留学生会被拒在大门外的。
有的时候，接待的人会让你填一张工作申请表。当然填了也是白填，人事部门一看你不是澳洲公民也不是澳洲永久居民，就肯定没你的戏了。
可是，他们一点也不气馁，找个有树荫的地方坐下来，擦擦汗，就着白水吃几片干面包，再顺手翻一翻地图，看看走到哪儿了，接下去往哪儿走？然后又上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