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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上，紧挨着余大夫诊所。
余大夫是名医，留美医学博士。听大人们说留美的不吃香，美国是敌人。小学一年级语文课本写着“向艾森豪威尔开炮，向杜鲁门开炮”。小街的墙壁上写着这样的标语：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是中国人民的死敌！
我们还唱着这样的歌曲：看革命洪流，不可阻挡，北京城发出了战斗号召；为保卫和平，为领土完整，一定要一定要解放台湾！
美帝国主义者阻挡我们解放台湾，当然就是敌人。从敌国留学回来的余大夫，自然不那么理直气壮了。
余大夫诊所在一楼，二楼是住家。据说余家地板一天三遍打蜡，犹如一日三餐。有人说余家楼梯比交通饭店桌面还干净。这么讲究卫生，看来不在李太太以下。可猪圈偏偏盖在余大夫诊所大门旁边，不知这是谁的主意。
我们街区被列为集体生活方式的试点，实行集体吃饭。集体吃饭就是没有特殊情况不许私自在家开伙。有的试点街区管得松，人们反而踊跃加入集体吃饭的行列。有的试点街区管得严，还专门成立了检查小锅小灶的纠察队。
总而言之，一声令下我们街区的男女老少走出家门，一起去吃人民公社食堂的大锅饭了。
听到这个消息，我高兴得蹦跳起来。那么多人聚在一起去吃人民公社的饭菜，就跟电影里演的革命大家庭一样，多好啊。我一时忘记了丢失小乌龟的烦恼。
外祖母好像另有想法。
听说不许私家设灶开伙，外祖母动弹起来。她自言自语说，无论管得严还是管得不严，反正有了干粮心里不慌。我听不懂，就上床睡了。
半夜里，她老人家悄悄生起炉火，不声不响和面烙饼。她伸手关窗的时候惊醒了我。
我迷迷糊糊躺在床上看着外祖母擀面杖下压出一张张白面饼，觉得饿了，小声叫唤起来。
外祖母丢下擀面杖，做贼似地捂住我的嘴，不允许我出声。她扎煞着沾满面粉的双手，轻轻拍着哄我睡觉。为了让我尽快入睡她压低声音给我讲起了故事。
从前啊，劳动人民还没有当家做主，有一天家住法租界花园街的正昌纸厂经理偷偷煮了一锅大米饭，没想到有人告了密。半夜来了日本宪兵把他抓走了。那时节中国人当了亡国奴，小日本儿不许咱们中国人吃大米，只许吃杂合面。他们把大米装船从海河太古码头运回日本国。就说那倒霉的正昌纸厂经理吧，他正是犯了偷吃大米的罪过。第二天他家人拿着钱去宪兵队赎人，可人已经没了。据说天还没亮正昌纸厂经理就给日本宪兵枪毙啦。真可怜啊，他被日本宪兵抓走的时候，一口大米饭还没吃在嘴里呢。
平时为了让我老老实实睡觉，外祖母经常给我讲恐怖故事，妖魔鬼怪什么的。我一害怕便不敢睁眼，渐渐睡着了。这次她老人家为了偷偷烙饼居然临时搬出日本鬼子吓唬我，引起我的不解。
姥姥，日本鬼子不是被八路军打败了吗？我现在不怕他们了。说着我反而坐了起来，一派抗日小战土形象。
外祖母跑到炉前给热饼翻了一个身，转身指着我说，你说你不怕日本鬼子，可放牛的王二小还不是给他们杀啦？你快给我睡觉吧。
嗅着满屋饼香，我睡着了。第二天一大早醒来，半夜的白面饼没了踪影。我的早餐是一碗汤泡饭。半碗冷米饭半勺青酱几滴香油开水哗哗一冲，就是汤泡饭了。我向外祖母打听饼的下落。她老人家和蔼地说，你给我闭嘴，这是你最后一顿早点啦。我一听以为自己成了正昌纸厂经理，撇嘴要哭。她老人家好像自知说话出错，立即改嘴说这是你在自家吃的最后一顿早点，今儿礼拜六中午咱们就去吃人民公社食堂了。
我心花怒放，只觉得时光过得太慢了。
集体吃饭试点的第一天，沙太太领头，还有扈太太和乔太太和杏妮儿，我们居民小组一行人结伴前往人民公社试点食堂。沙、乔、扈三位太太都是南方人，她们北居多年仍然一口江浙语音，喜欢去冠生园和稻香村买点心。去年我还吃过扈太太做的汤年糕呢。扈太太平时喜欢自己烧菜，这时她压低声音告诉乔太太，听说有的街区试点纠察队挨家挨户收集锅碗瓢盆啦。
乔太太听了表情疑惑起来。哪里会有这种事情，我们总要在自己家里喝茶吃点心吧。
外祖母也参加讨论说，收去了锅碗瓢盆，家里不就变成祠堂啦。
我们一行人从余大夫诊所大门外走过，没看见猪，却看见一群苍蝇。除四害讲卫生，最难消灭的是苍蝇。街道人民公社鼓励灭蝇，上缴五十只死蝇奖励一盒火柴。可是挥起苍蝇拍一打，那苍蝇就烂了，很难收到完整尸体。老鼠身体还是比较结实的，学校规定上缴两条老鼠尾巴即奖励学生一支铅笔，而且是带橡皮头的。
身材瘦小的索先生正在清扫“乌克兰同志”的宿舍，满怀歉意地说猪被区里借去巡展了，为了推广街道养猪试点经验。我一时没有看到乌克兰同志，心有不甘。城市里没有动物，猪圈就是孩子们的动物园。中苏友好，就连不识字的外祖母也是中苏友好协会会员。小街里的孩子们称呼这口大母猪“乌克兰同志”，那感情是很深厚的。
自从街道成立人民公社，索先生终于结束了清苦多年的单身生活，与乌克兰为伴了。大人们说这是好事情。解决一个太监的生活孤独，只能这样了。因此应当感谢乌克兰同志。
我问满头大汗的索先生乌克兰同志什么时候回来。他犹豫不决地说大概三五天吧，转身去清圈了。
我就在心里期待着乌克兰同志早日巡展归来。
沿着马路走过一个路口，就到了我们吃饭的地方满天红食堂。前几天一大群苏联朋友前来参观，对城市人民公社兴办食堂赞不绝口，尤其是猪肉包子，个大皮薄，不亚于狗不理。说起苏联人，街区的孩子都会唱这样的歌谣：苏联老大哥，骑着摩托车，屁股嘟嘟响，到了莫斯科！
苏联出产的幸福牌摩托车那是很令人羡慕的。我们平常见到的只是匈牙利出产的脚踏车。苏联是老大哥，匈牙利就是老二哥。摩托车老大哥和脚踏车老二哥，骑行起来那是大不一样的。
外祖母认为匈牙利脚踏车好，它比苏联摩托车省油。
一行人走到满天红食堂大门前。我扯着外祖母的衣襟，胃口非常激动。这是饿了。满天红食堂大门外站着一支纺织女工合唱队，她们正在高唱一首歌曲：“亚克亚克西，什么亚克西呀，人民公社亚克西呀！”我觉得非常好听。
扈太太羡慕地注视着这一群唱歌的纺织女工。
满天红食堂从前是一家制本厂，专门生产那种黑色硬壳记账簿。因此主要用户是账房先生们。公私合营之后不知什么原因关门停产，一荒就是两年。人民公社的食堂，其实就是当年的装订车间。
满天红食堂的饭厅，宽敞明亮。由于居民们踊跃参加人民公社集体食堂，吃饭的地方就显得小了。满天红食堂猝不及防，只得将前来就餐的居民们分成三拨，依次轮换。午餐时间头一拨十一点三十分，第二拨十二点，第三拨十二点三十分。我们走近满天红食堂大门，被编为第二拨人马。
乔太太和扈太太身穿会客的衣裳，显得特别漂亮。乔太太小声对扈太太说，一座大食堂里吃饭就好像一个大家庭，人民公社蛮好的。扈太太受到乔太太的情绪感染兴奋起来，说当年大学毕业全班去馆子里吃饭，也没有这么热闹啊。
这时候第一拨吃饭的人们，缓缓退场了。这场景很像中国大戏院散场。外祖母是戏迷，一旦来了名角她砸锅卖铁也要去听一出。她最大遗憾是没有现场看过梅兰芳。她老人家的历史知识大多来自京戏，给我讲过全本《狸猫换太子》和《包公三勘蝴蝶梦》，还有《霸王别姬》和《除三害》什么的。当然，那除三害是不包括麻雀的。
第一拨退场的人们拥出满天红食堂大厅，主要是家庭妇女和小孩子，也有居家老人。我看见有的小孩子嘴巴津津有味地咀嚼着——午餐从坐着吃拖成走着吃，回味无穷的样子。
满天红食堂的饭菜气味，跟随着退场的人们飘散出来，引诱着我的胃口。我一眼瞥见小秀玲裹夹在人流里退场，顿时奇怪起来。小秀玲明明属于沙太太居民小组，她为什么头一拨就跑进去吃饭呢。小秀玲这只骄傲的小天鹅，就是不合群。
我们准备进场了。这时候我看见小秀玲被一位管事的大人拦住了，好像要她接受检查。她左躲右闪宛如一条不愿人篓的小鱼儿，最终还是被叫到一旁去了。
我跟随第二拨人流入场，扭头望着小秀玲的背影，不知她遇到了什么麻烦。外祖母使劲儿牵着我的手。我们走进满天红食堂的饭厅。
好大的饭厅啊。干干净净摆开十几张桌子。一眨眼工夫，这十几桌子就满了。饭厅中央立着一只大木桶，里面盛着热气腾腾的米饭。一块大黑板上写着当日菜谱，四菜一汤。我识字不多，知道主食除了米饭还有馒头。
我和外祖母是北方人，不大吃米饭的。我端着盘子跟随她老人家排队领取馒头。人民公社食堂不限量，通常大人领取两只馒头，小孩子一只。我满怀豪情拿了两只，没人阻止。外祖母低声警告说，你小小年纪贪嘴，不怕丢丑啊。
没有桌子了。乔太太一团和气地对沙太太说，打麻将要有桌子的，吃饭也要有桌子的。扈太太细语轻声地对沙太太说，人民公社站着吃饭不可以吧。
居民小组长沙太太只好苦笑着说，倘若没有桌子我们也只好站着吃啦。
外祖母早年给北洋大总统曹锟的三夫人当保姆，见多识广。她拿起一双筷子叉起两只馒头。我立即模仿，也是一双筷子叉起两只馒头，好似小将岳云举锤。这样，我就腾出一只手了。
外祖母大声说，这站着吃饭成何体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