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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明了冷漠本身就是罪恶的道理：“无数冷漠的、不准备为人类的尊严和人权而站出来的人也应当承担连带责任。这些冷漠的人既不在国内也不在国外抗议1935年颁布的纽伦堡法律，那就是众所周知的决定对犹太人给予最可怕的歧视就侮辱的法律；当瑞士外交官同德国代表就德国犹太人的护照加盖犹太标记达成协议（瑞士当局以此防止德国的犹太人逃入瑞士）时，这些冷漠的人没有集合起来进行抵抗。在30年代，当意大利法西斯政权要求教授们向法西斯主义宣誓，保证教育学生成为法西斯意大利的忠实成员时，3000名教授中只有大约0。5％的人拒绝宣誓。例如，天主教教堂的借口是含糊不清的：法西斯主义应当就是意大利国家，自欺欺人，还证明其签署文件的行为是正当的。这些冷漠的人耽心的只是自己的生计，他们构成了为独裁者和民族仇恨煽动者铺下的红地毯的表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除了少数的抗议者，我们这“沉默的大多数”、“懦弱的大多数”都是有罪的，因为沉默、懦弱、冷漠和麻木本身就是一种严重的罪行。我们曾经沉默、曾经懦弱、曾经冷漠、曾经麻木，今天我们在面对包括那个产妇和那个婴儿在内的一个个消逝的生命时，我们依旧会沉默、依旧会懦弱、依旧会冷漠、依旧会麻木。
冷漠是一种特殊的罪恶。只有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们才有可能与之作艰巨的抗争，我们才有可能企盼爱、同情、怜悯这些珍贵的情感的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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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昭与弓琳—两个北大女生的对照
一百多年来，“北大精神”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家园和价值皈依。“北大精神”就是启蒙民众、质疑权力和抗争不义，为追求民主、自由和人权而杜鹃啼血、百折不挠的精神。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北大”显然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学术和教育机构，也远远超越了“最高学府”的身份，它一直处于诸多政治力量和文化思潮冲突、撞击的风头浪尖上，有力地影响著中国的历史进程。百年北大史，跌宕起伏、波澜壮阔，宛如“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滚滚长江水。北大既充当过“五四”运动的摇篮和“八九”民主运动的先锋，也曾沦落为毛泽东发动“反右”和“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棋子，可谓辉煌与挫败并存、光荣与耻辱同在。
“八九”之后，“北大精神”虽然不能说荡然无存，但遭到了强权的整肃、压抑和篡改，已成残缺之状。最近十多年来，北大与其他中国的高等学府一样，盛行著明哲保身的犬儒主义和恬不知耻的功利主义，相当大一部分的教师和学生打著民族主义和“新左派”的旗号，心甘情愿地成为权力的帮忙和帮闲。刚刚在各大媒体上炒得火热的北大女生弓琳缴纳一万多元党费的事件，就是北大现状最为突出的展示。这个漂亮得足以去充当某网络学校“形象代言人”的女孩，让我联想起三十多年以前另外一个更加美丽的北大女生——林昭。林昭与弓琳形成了一组非常鲜明的对照：一个为了捍卫真理和自由，毅然挺身痛斥暴政，最终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另一个则一手抓政治、一手抓商业，以一脸天真状完成了连某些老牌政客也望尘莫及的一流表演。以“林昭”为象征的北大是光荣的北大，我为之而神往、为之而骄傲的北大；以“弓琳”为象征的北大则是丑陋的北大，我不得不唾弃、不得不批判的北大。
北大秀·商业秀·政治秀
弓琳是北大中文系的一名本科生。近年来，北大中文系的某些女生非常善于通过作秀来捞取个人资本——克林顿访问北大时，就有一个名叫马楠的中文系女生当面“痛斥”美国人权状况恶劣。有意思的是，两年后本科毕业，她却选择了到“人权状况恶劣”的美国去留学，后来还嫁给了一个美国人。如果不是担负著从事“地下工作”、不惜忍辱负重“敌营十八年”的伟大使命，那么以我的智力简直就无法解释马楠女士何以打出这种“翻天印”来。
马楠给我带来的疑惑还没有消除，另一个名叫弓琳的小师妹又粉墨登场了。此人先是因为担任某网校“形象代言人”而一举成名，在获得一万多人民币的报酬后，立即作为党费上交。在媒体上我看到这样一段生动的描述：当时，一名老师问道：“你是要把这些钱全交作党费吗？”弓琳坚定地点了点头说：“是的。这是我第一笔劳动收入，我认为真的很珍贵。因此一定要把它交给党。这是一个年轻党员对党表达的小小心意。我愿用实际行动表达对党的热爱。”
此事受到了官方媒体的热烈追捧。数日之间，相关报导就有数千条。看来，弓琳将来如果再接再厉的话，有可能被纳入“雷锋——欧阳海——张海迪——李素丽”的“模范系列”之中。然而，在北大的几个著名网络论坛上，对此几乎全是负面评价，许多人认为这是一种高明的商业炒作。就连与弓琳同宿舍的一个女生，也表示了这样的猜测：弓琳很好，但也许背后是网校的又一次商业策划。在《南方周末》的采访中，这一猜测被证实了：记者在访问弓琳之前两小时，电话采访了网络学校的老板王跃胜。王说，弓琳事前没有和他商量过，他也是第二天看网络新闻才知道的，他很支持，“这说明我们的小姑娘爱党”。但是，弓琳却对记者说漏了嘴：“我说我想把第一笔代言费交党费，王总很支持。”记者立即追问说：“但是王总说他是看新闻才知道这件事情的。”对此，弓琳无法作出合理的解释，只好顾左右而言它：“也许他有他的考虑。”
如果按照常理出牌的话，两万元能够买多大版面的广告呢？两万元的广告费用能够让这所网校和弓琳出多大的名呢？于是，他们便合谋选择了这个“出其不意”的营销计策，果然一举成功。
如果仅仅是一场商业秀的话，我丝毫不感兴趣。然而，事情远远没有这么简单——它不仅仅是一场商业秀，更是一场政治秀，同时也将北大传统牵扯进来。弓琳强调这是一件私人化的事情：“我特别喜欢的两句话就是：倚天照海花无数，高山流水心自知。你必须追求自己的生活，只要你自己心里纯净就够了。别人评价你多么有心机，这些都不重要。这次举动是完全私人化的事情。”但是，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连日来她却马不停蹄地接受各类记者的采访。《南方周末》的记者敏锐地写下了一个小小的细节——就在采访的中间，弓琳的手机响了，她接电话，显然谈到了这件事情：“姑父啊，我在外面呢……对呀，很牛吧。哪一张报纸上有报导……”显然，她并不是不在乎媒体的报导。很快，她又参与中央电视台由倪萍主持的、以煽情著称的《聊天》节目，作为特邀嘉宾与倪萍一起苦口婆心地教育广大人民要爱党爱国。因此，这已然不再是一件私人化的事情——如果是私人化的事情，我不禁要追问：究竟是谁最先将此事捅到媒体上去的呢？是北大校方、还是弓琳自己抑或是网校的王老板呢？
在每次采访中，弓琳都得意无比地谈到身上的两重光环：“现在我身上有两个最大的光环，一个是北大，一个是入党。这笔钱交给北大党委，同时回报北大和党，我觉得这机会太好了。”她以一种“谦虚谨慎”的口吻回顾自己的中学时代入党的经历以及对北大的热爱：“十八岁就入党太不容易了，而且是在高中，在那么苛刻的条件下。那时候，入党属于非常荣誉性的东西，相当于给你一种光环。北大是别一个光环。正如一位老师所说，事实上现在很多人都是在消费北大、享受北大。因为北大给你搭建了很高的平台。其实我和北大的关系，我和党的关系，都是这样一种关系，我完全是个消费者，没作什么贡献。所以有这个机会的话，我是愿意做的。”这是一个无比聪明的奴才的一番“肝胆相照”的表白。其实，只要对北大精神稍稍有点了解的人都知道，弓琳所说的这两个“光环”不仅不能“重合”，而且互相对立——“非党化”是大学精神得以确立的前提。北大近半个世纪以来最大的敌人，就是**的专制主义和党化教育。**的愚民政策对教育和文化的摧残都是空前的。一个依靠暴力来支撑的政权，一定会把文明当作“不安定力量”。因此，选择做一个真正的北大人，也就意味著选择反抗专制和暴政、坚守民主和人权的人生道路；而选择做一个死心塌地的奴隶党员，也就意味著放弃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考，成为权力架构中的一颗“螺丝钉”。
在两代北大女生中，作出前一种选择的是林昭，作出后一种选择的是弓琳，这两个北大女性从某种程度上代表著北大两个时代不同的“校格”。林昭的同学孙文铄在一篇回忆林昭的文章中这样写到：“独立人格、自由思想是‘北大精神’的精髓。‘直到战死为止’的马寅初，‘匹夫不可夺志’的梁漱溟，‘决不低头屈服’的林昭，就是北大精神在校长、教授、学生中的最佳体现。可以坚信，这种北大精神是任何人也压制不住的，它将会在一代又一代的北大人身上发扬光大。”我同意孙先生的判断，但同时我又不得不痛苦地指出：像弓琳之流的北大学生、像林毅夫之流的北大教授、像吴树青之流的北大校长，最近二十年以来正在变得越来越多。他们肆无忌惮地败坏著北大精神，他们却被当作新时代的“北大代言人”。这是北大的悲剧，这是北大人的耻辱。
被忘却的林昭
谁是林昭呢？当大部分北大学子都忘却了这个名字的时候，女作家方方却写下了一篇题为《林昭的光芒》的文章：“静夜之时，总会有一个人静静地站在那里，审视著这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