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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着日头，上百斤的砖头运上去，砌起来。汗水一个劲的从黑红的皮肤中蹿出来。这时候大伙除了开口要人配合之外，基本上是一声不吭的。苦，大家都习惯了，不值得拿出来说。他们只想快乐的事：工余时间的喝酒，调笑，当然还有领工钱的时候。只是工钱并不按时发，也不按量给。包头似乎认为给这些人吃、睡已是功德无量，至于要到他这里领钱，那简直是来割他的心头肉。工人们多领一块，他就少赚一块，所以就得千方百计克扣，哪怕是每人身上克扣五毛钱也好。为此他脑袋都想爆。只要不是克扣得太过分，民工们还是能忍受。但过头了，就会有人出头说话。虽然他请了两个打手做监工，但面对一群面色不善、长手大脚的汉子，心里还是畏火。这时就会摆出笑脸，诉说难处。但民工们在这上面是不听你这一套的。尤其是像虎头爸这样的老做事的，富有经验，善于斗争。你发不发？不发就把砌好的再搞倒，你再请人来砌。这一手最厉害，包头到这时总会软了。发，只好发。因为这缘故，他对虎头爸心里恨得痛。辞退他吧，这人技术又好，干活又卖力，放他给其他包头做事，也不甘心。所以忍住一口气，见面还是许师傅许师傅的喊。虎头爸也很大度，一样的跟他开玩笑，面子上都还过得去。天下乌鸦一般黑，虎头爸心里明白，大伙都明白。只要过得去，就搂着过吧。倒是虎头，少了他一分钱都暴跳如雷，硬是要争回来。包头不给，就摆出拼命的架势。十五岁，正是心头火旺，什么都不怕的年龄。所以包头也怕他。大家都恭维虎头爸，说他养了个虎崽。许师傅嘿嘿地笑，心中十分得意。
包头姓周，生得方面大耳，可惜眼睛有点斜。大伙当面称他为周老板，背后就是周扒皮了。这家伙，是昭市人，红卫兵出身，除了爱打点小牌之外，倒没有别的不良嗜好，整天就是在钱眼里打转，算计得精。别的包头一般都是从哪个县带一批人，他却偏要搞五湖四海：如果泥水匠是飞龙县的，那么电焊工就是小梁县或别的什么地方，至于监工，那一定要请昭市本地的，而且要跟他带点亲戚关系。这样子他总能控制住这支队伍。周扒皮喜欢训话，口才也不错，经常袖子一挽，往腰上一叉，站在那里能说上半天。内容无非是现在混口饭不容易，大家要团结一致，共同发财。这倒没说错什么，问题是他的语气太居高临下，似乎民工们应该感激他这个救世主，他们能吃上口饭全拜他所赐。这意思别人听没听出不知道，虎头是听明白了，所以周扒皮一讲话他就恨不得弄块水泥封住他的嘴，或者拿块麻绳捆住他那上下挥舞的手。其他人也烦得很，因为他专拣空闲时间讲。大家累了一天，哪有心思听你喷口水。客气一点的喊他喝酒，不客气的就冷不防喊一句，讲什么讲，少在那里喷。也有拍马屁的出来打圆场，赞扬他嘴巴子利索。周老板，你当老板是浪费了，你要去当领导才对路。每逢听到这样的恭维，周扒皮就会真正高兴，说，你不晓得，我还当过“东方红”的副司令，带了几千人呢。说“东方红”大家不懂，说造反派民工们就全明白了。周扒皮最喜欢回顾这段光辉历史，虎头听了倒也觉得刺激。周扒皮讲一九六六年的时候，他读高中，带了一批学生冲进女校长的办公室，把她揪出来示众，剥得只剩一条花短裤。后面连这花短裤也没了。有人就点火烧光了她的阴毛。再后面呢，当然是跳楼了，这叫自绝于人民。一九六七年，全市武斗升级，十几个派别打做一团，资江上每天都飘下几十具尸体，有时上百。这里面有走资派，有造反派，也有人民群众，反正大伙是公报私仇，看谁不顺眼就灭谁。虎头是一九七三年的，这些事没什么印象，也不知真假，所以听得津津有味。最让他感兴趣的是红卫兵大串连。那么多的人，吃饭不要数钱，坐车不要数钱，走到哪里睡到哪里，几多有味。虎头想他要是赶上那个好时代，一定第一个交白卷，成为全国闻名的英雄。然后带上弹弓，一路打麻雀一路走到北京去。周扒皮讲毛主席身高一丈，站在天安门上就是尊菩萨。毛主席六次接见红卫兵，周扒皮赶上了一次，远远的看见了主席向他挥手，流下了幸福的泪水。这是他一生中最值得夸耀的事情。对此大家都服气，而且羡慕得很。周扒皮能够在大家面前站直腰杆，跟他见过毛主席有很大关系。为了表示他对主席的无限怀念，也为了提醒大家时时牢记他的光辉历史，周扒皮在工棚里也贴了张领袖像。煮饭婆娘很紧张，以为又要早请示晚汇报了。那天煮完晚饭，她怯生生地走到主席像前，说，毛主席，今天我给大伙煮了三顿饭。大家也疑惑，围拢来做了一次汇报。虎头爸也毕恭毕敬，弯着个腰向主席报告今天喝了半斤酒，以后要改正云云。他这样说的时候，心里却在想以前一个不小心弄破领袖像就被当做反革命枪毙了的朋友。周扒皮知道后大笑，却不说不要搞这个。一天有个年轻一点的民工说，毛主席不是死了？煮饭婆娘愤怒地瞪了他一眼，说毛主席哪里死了，他是成了神仙，在天上看着我们呢。大家一致认为这人要倒霉。这人脸色煞白，恨不得打自己嘴巴子。提心吊胆过了几天后，看看没事，这才放下心来。
日子就是这么过，让汗水、酒和精液浸泡得粘粘糊糊的。大伙也忘了触犯毛主席那件事，心思还是放在了做工挣钱上面。这年头，没有比钱更重要的事了。这个道理不用教也明白，所以大家还是很发狠，偷懒的很少。人人都知道周扒皮最看不得谁偷懒，搞不好就把你退了，还要到其他包头面前放你的臭，搞得你没人敢要。楼砌得很快，最后结账的时候就要来了。大家想着要领一笔大钱，干劲都足。虎头爸在涂最后一面墙。站在四层楼的手脚架上，他像站在平地上一样自在。穿了一身工装，安全帽，没有。安全帽在这个工地上不存在。防护网，更没有人去想。几条旧竹板凌空横在手脚架上，人走来走去就像是耍杂技。虎头爸倒没这感觉，习惯了。他在担心天气。天气阴阴的，鬼得很，保不定就要下雨。他又不愿潦草，慢工出细活嘛。周扒皮虽然苛刻，但活还是要干漂亮，不能砸了自己的牌子。上水泥，一是调兑要恰当，二是用力要均匀。这，大伙都知道。但怎么恰当，怎么均匀，就是真传一句话了。这一句，虎头爸正想着什么时候教给虎头。主要是时机要恰当，教早了，他还悟不清，教晚了，又怕他兴头过了，不用心。他哥他姐都读书，就他出来挣钱，对不起他啊。虎头爸在心里叹了口气，发现有个地方不对劲，又抹了一道。刮风了，风很烈，把尘土都带上来了，糊人眼睛。虎头爸骂了句娘，转身去拎水泥桶。板子很烂，晃了晃，他一脚踩了个空，连人带桶坠了下来，摔在一堆石灰石上，脑血一飙就出来了。虎头在不远处的砖堆边看到，马上疯一样地飙了过去。人群迅速围拢。虎头爸一动不动，眼睛睁得大大的，半张着嘴，似乎想说点什么。虎头看着他爸，木木的，也半张着嘴，好半天都发不出声。
周扒皮不肯赔钱，讲立了生死状的。煮饭婆娘扑上来想跟他理论，却被老公死死拖住。血涌上来，虎头冲上去，却被周扒皮身边的两个打手死死按住。再没有人出来讲话。每个人都很清楚自己的工钱还握在周扒皮手上。虎头手被别在背后，拼命扭过头来看他们，身边的人都是模模糊糊的，都像是些陌生人。
第二天，虎头妈赶过来，哭了一场。周扒皮良心发现，甩了五十块钱。虎头妈没法跟他争。家族里人丁单薄，没人出头。她认了。灵柩用拖拉机运回去，草草葬了，还欠了债。虎头哥正读大学，他姐在上高中，虎头妈又没工作的。一个月后，虎头妈改了嫁。知道她是没办法，虎头一声不吭，只看着哥哥姐姐在那里忙来忙去。他妈出嫁的那个晚上，虎头是在爸爸坟头上睡的。深夜，有人听到了坟山中传出哭声，惨烈，深痛，像一只年轻的野兽在林野中哀嚎。第二天早上，虎头背着他爸爸的包，上了开往昭市的班车。包里就两件旧衣服，一把弹弓，一包铁砂。贴身的兜里有张皱巴巴的五元票。车子摇摇晃晃的。虎头木头一样坐着，脑袋里也在晃来晃去。他看到爸爸躺在石头堆边，睁大了眼睛看着他。雪白的石头，染着鲜红的血。他看到围观的人群站在周扒皮面前，个个都低着头，没有说一句话。他看到哥哥姐姐在那里忙来忙去。一股戾气涨满全身，忍不住把头探出窗外，虎头吼了一声。满车的人都吃惊地瞪着他。虎头横眼看着这些人，看得他们一个个都萎下去。
车在昭市东站落脚。本来进了市区就可以下的，但虎头没地方去，所以一直跟车到了东站。售票的女人一直拿眼瞟他，似乎生怕他连车带人都劫了去。虎头暗骂了一句挨操的，就从窗口滑了下去。还没走出车站门，肚子就叫响了。车站边上饭店万千，虎头随便闯进一家，喊，老板，下碗面。老板问，要什么料。虎头说，不要料，给我下半斤。这话引得隔壁桌上的几个少年一齐看他。虎头抬头看了他们一眼，虎着脸没做声。面端上来，虎头提起一双大头竹筷，吃得呼呼有声。五六分钟后，他捧起碗，连汤都喝了个精光。一抹嘴巴，他问，老板，好多钱？老板看了他一眼，一块五。虎头不干，说，我又没要料子。老板嘴巴一撇，是给你下半斤啦。虎头一抬下巴，你以为我不晓得，一斤面才三毛钱。老板冷笑一声，我这是上好的精面，你以为是你乡里那样的卵面。虎头顿时涨红了脸，一拍桌子，你讲什么？旁边的几个少年跟着起哄，对着老板喊，你莫欺负别人。又有一帮客人进来了，老板怕闹大了影响生意，忙说，好好，一块钱好不好。八毛，虎头斩铁截钉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