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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医院候诊室见过许多这样的人，这些人为了能有一张床过夜及一盘免费早餐，能杜撰出脚痛、失明等各种疾病。
第三十大街车站的长凳坚实、朴素、实用，像圣斯坦尼斯拉斯教堂里的靠背长椅。圣波拉克教堂到博比的嘴里就成了圣斯坦尼，但他还是希望我们在那里举行婚礼，因为他是在那里接受了洗礼，他父亲也是在那里被颂为警中精英而受奖。我从没在哪儿久住，也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家庭教区，因此我同意了。我俩一同从我的花束中取出一朵玫瑰放在侧圣坛上，放在约瑟夫雕像前，纪念博比的父亲。这是我与博比唯一的一次一起纪念他的父亲。
火车站巨大的拱顶有四层楼高，拱顶下是我、罗伯特和一只装了我们全部家当的小旅行袋。全部家当就是牙刷、替换衣服、几盒游戏盘和一本书，一本爱情小说，愚蠢，浅薄，然而，我过够了天天接触的真实生活，它们足以使我终身难忘了。车站镀着金边，富丽堂皇，我以前心目中的法庭就是这般模样。那天我去了法庭，当时我丈夫出庭作了证。
姓名。
罗伯特？安东尼？贝内代托。
职业？
我是纽约市警官。
州最高法院的法庭一点也不像三十大街车站。它的屋顶低，黑乎乎的，镶着深色木头，吞噬了从低矮窗口进来的光线？窗口面向警察局广场。那个法庭似乎更像娱乐室。
费城火车站看上去一直是我想像中的法庭模样，或是人们在梦中自当法官或被告时所梦见的法庭模样。罗伯特盯着屋顶。屋顶很高，因此我们散坐在下面显得很小，显得微不足道。巨大的拱顶一端有一尊黑色天使雕像，手扶一个已死的或垂死的人。我想那是一尊战争纪念像。正常情况下，我会走到雕像前，读一下天使光脚趾下的基石上雕刻的文字。如果要说什么叫非正常情况，那天就是。室内开着空调，我穿着七月的衣服，冷得浑身发抖，室温低至四月里一般，而我内心则冷如一月。
雕像比我们在布鲁克林湾附近街区的小屋高，比我婆婆家的房子高，也比我最后一次与父母同住时的房子高。
那时的房子在本森赫斯特，又小又拥挤，我就是在那儿穿上了婚纱，磨损的地板翘出钉子，挂破了拖裙边。车站的雄伟气势使我感到自己很渺小，渺小得几乎隐没了。也就很安全。我的眼睛不时从街道一头的双层玻璃门转向另一头的双层玻璃门。等待着，注视着。等待博比从门里进来，攥紧的拳头插在裤袋里，黑沉着脸。他生气时就这副模样。他经常不高兴，经常黑沉着脸。我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等博比进门。等待着，注视着，揣摩他的心情，调节我的情绪。
一股汗水顺着脊梁流到我的内裤腰部。裤裆里棉布湿乎乎的，是炎热与恐惧。我经历过无数次恐惧，我以为我很清楚恐惧是怎样一种感觉，但这次情形不同，其差别就像水与冰。冰在我肚里、在我胸口、在双乳下、在双眼间，犹如在烈日炎炎时匆匆一口喝干一杯冰柠檬水。罗伯特与朋友们遇到这种情况吋？称其为“大脑冷冻”，他们会抱着头在厨房里转圈：
“在咖啡亭旁的长凳上等着，”那个人说。他像个训练有素的私人司机，在送我们从纽约到费城的整个路上都一言不发。我们在火车站前爬出那辆旧的普利茅斯产沃莱尔车时，他趴在前座上，透过下客门抬头看我。他浑身散发出英国皮衣味。我们年轻时，博比穿过这种皮衣，当时我们还没有结婚。博比第一次穿英国皮衣的时候我刚十九岁。也许是二十岁，我想没错，我头里响起博比的声音，我想，第一次时我刚二十岁。也许当时他在考验我，看我有多大承受力。也许他每次都在考验我，直至他认为我能承受一切为止。承受一切。
不知那个开沃莱尔车的人是谁，在他启程回出发地时，罗伯特仰头问我：“什么？他说什么？我们现在去哪儿？我们去哪儿？”
那是咖啡亭，这是长凳，我们，我和我十岁的儿子到了这里，等待着一一等待什么呢？逃跑，远走高飞，从此消失，让博比永远找不到我们。我想，罗伯特那天上午见到我便明白了一切。当时，我正对着药柜镜子剪头发，悄声地打电话，解开绷带，将它们扔进垃圾筒，将所有的近期照片装进一只信封，写上我妹妹格雷斯的地址，这样博比寻找我们时就没有合适的照片给别人辨认了。“我们去哪里？”罗伯特问我。“外出。”我这么回答。如果罗伯特是个平常的十岁大的男孩，他就会缠着我，又哭又闹，问个没完没了，非到我生气地叫他闭嘴为止。可是，他根本不是个平常的孩子。
在我们俩的记忆中，他内心一直揣着一个秘密，始终深藏不露。他一定听到过巴掌的啪啪声、拳头的嘭嘭声，还有当我在给自己包扎、用药棉擦洗伤口、重新修整自己时所发出的小鸟鸣叫般的低泣声。事后，他见到过我青一块、紫一块的样子；他抱紧我碰到我的痛处时听到过我的急促呼吸声。
但他掉过头，只当没听到。他知道，我们两人都希望他这样，我丈夫有他的理由，我有我的理由。
就说最后一次吧。他放学回家，我从厨房柜子旁转过身，手里拿着一盘给他的苹果片、一杯牛奶，我的脸浮肿得不成样子，像是罩了一层夜幕降临前的五色残阳。嘴唇裂了，一笑肉就抽搐，难看得像小丑。他没法扭开头，躲上楼，装做没看见。“妈，哦，妈，”他说，眼睛睁得圆圆的。没等他说下去，我就应道：“别担心，我能应付一切。”
“妈，”他又叫了一声。接着，他也许想起了什么，想起了他的秘密，想起了听到可怕的声响及叫声的一个个早晨。
想起他父亲坐在桌旁拿着“巡警慈善协会”杯喝咖啡，想起我从外面跑回家，上楼冲淋浴，想起每个人都装作似乎一切正常。于是，他眼睛里发狂的火焰短暂地闪烁了一会儿便熄灭了。然后他会说：“意外事故？”
我年复一年都这么掩饰。是意外事故。我出了意外事故。所谓意外事故，那就是我在酒吧里遇见了博比？贝内代托，又疯狂地爱上了他。自那以后，我又陷得一年比一年深。如果你认识我，你会注意到情况并非这样，只不过事实上根本没有人注意到这种情况。外表上看，我很不错，有工作，有房子，有孩子，有丈夫，有笑容。没人看到我挨打。挨打确实是一种耻辱，它变成了仇恨。不只恨博比，也恨我自己，恨那个畏畏缩缩的我，居然连咖啡台上的遥控器也不敢拿，惟恐这又成他大发脾气的导火索。我记得，几年前的《每日新闻》里登有这样一则故事：有幢大楼的管理员用铁链将一个女人锁在大楼地下室里，然后什么时候愿意怎么她，就走下水泥台阶怎么她。我也一半生活在地牢里，时时留神台阶上的脚步声：我不需用铁链：我没有逃跑，因为我认为情况会好转，至少不会更糟。我没有逃跑，因为我希望我的独生子有个父亲，我有个家。我长期以来一直没有逃跑，因为我爱博比？贝内代托，没有人像他那样对待我。
我想他清楚这一点。我使自己成了他所作所为的同谋，使罗伯特成了我的同谋。直到最后一次，我才知道我必须离开，才知道如果我告诉儿子，是我自己在黑暗中走进餐厅摔断了鼻梁，撞得眼睛青肿、嘴唇破裂，那一切将无可挽回。
隐秘正在泯灭他的童真，泯灭我身上仅存的女性情感。我必须拯救孩子，也拯救我自己。
“我们去哪里，妈？”在车站，他带着哭腔问。听到他没将自己严严实实地封闭起来、一声不吭，而是像其他长途旅行的孩子一样正常，我既想笑，又想哭。其实他很清楚，我们在逃离他的父亲，要逃得远远的。我真想说，罗伯特，宝贝儿，心肝，我在救你出地牢，带你到不再需要有隐秘的地方去；也不能完全这么说。那时又会有不同的隐秘了。
在美国，有人什么都愿做，给你刷房子、染脚指甲，为你挑衣服、看孩子。甚至在曼哈顿最好的私立学校里，如果你孩子有头虱，可以雇人抓蚤。有人能帮你逃离你丈夫，给你安排一处新房、一份新的工作、一种新生活、甚至新姓名。
他们搞得很神秘，还说必须那么做才能保证你的安全。他们的头是个女的，名叫帕蒂？班克罗夫特。她常在电视上说：“我们连自己的名称也没有。”也许正是因为如此，虽然博比早已出门了，我仍觉得，跟她打电话时应悄悄地说，这是为了给她和我自己保密。帕蒂。班克罗夫特说过，有人会来帮你，你只要知道这个就行了。
我低头看罗伯特，他弓身坐在长凳上，身子几乎一折为二，在玩随身带着的小电子游戏机。穿亮绿色衣服的日本武士向前冲，一脚踢向戴黑色面具的人，黑面人像锯断的树那样向后倒下。武士鞠了个躬。屏幕一角的得分在增加？罗伯特的呼吸像是刚跑过步，我捋捋他的黑发。他的头发剪得很长，而他的头却是窄窄的、尖尖的。他烦我这么做，头向一旁稍稍一侧，身子又倾向前去对付日本武士，短兵相接，将他们击倒。他是玩这些游戏的高手，他喜欢沉浸在这些尖细的电子声和闪亮的画面里。我妹妹格雷斯说，现在的孩子都这样。可我不得其解。我朝车站望去，看到一个穿套衫的小女孩，蹒跚着面带微笑对一个个陌生人摇手，她母亲跟在她身后五六步远处。罗伯特即使在小时候，也从没这样。格雷斯说，孩子生来就存在个性差异，罗伯特正如，他的名字那样严肃老成。可我不得其解。罗伯特三岁吋，有时会坐着，呆呆地看着前方，身体稍稍前后摇摆。我担心他患了孤僻症。当然，医生说他没有。“天哪，什么空穴来风！”博比曾这么说，伸手将孩子拎起，根本没注意那副小肩膀在抖动，像准备飞翔、准备逃亡的鸟的翅膀一样。
“我们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