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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传真时，赵安邦穿起了衣服。边穿边想，自己和吴亚洲的交往历史已经很久远了，从他在文山古龙县分地下台，到白山子县主管工业就开始了。那时的吴亚洲是个个体小老板，他只是个不起眼的小小副县长。现在他成了一个经济大省的省长，却让吴亚洲走投无路，小伙子留下的这份遗书估计不会有啥好话，想必会骂他官当大了，见死不救吧？可小伙子岂知他的苦衷和其中复杂的内幕呢？他为这七百万吨钢所做的争取和努力不能和他说啊！连在方正刚、石亚南这些市级领导面前都不能说，这是党性和原则决定的。小伙子离世前想骂也只能让他骂了。
没一会儿工夫，传真机开始向外吐纸。赵安邦一一扯下，立即看了起来。
不出所料，在这份万言遗书里，吴亚洲重点谈了一九八七年在文山电子工业园和时为副县长的他结识至今的奋斗过程。赵安邦心里有数，文山电子工业园是他们双方都难以忘却的所在。那是他步入高层政治舞台的最初立足点，也是吴亚洲从一个穷小子成长为省内乃至国内著名企业家的起点，是吴亚洲事业梦想开始的地方。那时小伙子还是个吃饱了肚子没多久的地道农民。他因为和钱惠人一起在古龙搞分地试点犯了错误，刚带着处分调到白山子县抓工业，主持开发城关工业园。为了吸引私营个体企业到工业园落户，他和县政府搞了个政策：五千元给个城镇户口。吴亚洲就带着从亲戚朋友那里东挪西借的几万块钱过来了，在园区里开了个搞配套服务的小纸箱包装厂。那时真难啊，他搞这个工业园不容易，吴亚洲的创业起步也不容易。他违规抗命把内地一个军工企业以招商引资的名义拉来了，给县里和文山地区带来了一个电视机制造企业，自己却又一次受了个警告处分。电视机厂最后还划给了市里，县属城关工业园也变成了市属电子工业园。
吴亚洲的纸箱厂就是那时开的业，他去剪的彩。同时去剪彩的还有时任电视机厂厂长兼市电子工业局副局长的马达。他一请就到了，支持民营企业不能只在嘴上说，能做的事就得帮着做嘛，哪怕对吴亚洲这种不起眼的小厂。马达那时可是牛得很哩，当着国营大厂的厂长，又兼着副局长，三请九邀才姗姗光临，根本没把吴亚洲放在眼里，也没把他这个霉运不断的副县长看在眼里。收了吴亚洲的纸箱老不给钱，厂里发洪水泡坏了的纸箱也把账算到吴亚洲头上，差点把小伙子挤对破产。吴亚洲跑到他面前哭诉，他便带着吴亚洲找马达，和马达拍桌子，最终总算帮吴亚洲要回了拖欠的货款。后来的大量事实证明，像马达这样的人是搞不好经济工作的，尤其是复杂多变的市场经济，所以今天才被安排到了监察厅。
嗣后，他调到宁川主持大开发，在市委书记白天明的支持下实施大宁川发展规划。时为一九八九年底，中国的改革前景一派模糊，甚至有可能夭折，他和白天明却代表宁川市政府大胆宣布了招商引资的八大优惠政策。吴亚洲这小伙子敏感啊，马上闻风而动，果断结束文山的生意，冲着八大优惠政策立即奔往宁川，集资办了个民营的亚洲电缆厂。随着宁川火热的大开发，亚洲电缆厂的生意越做越大，加上建厂时吴亚洲低价买了块地，赚到了属于自己的第一桶金，完成了艰难而清白的资本原始积累。据赵安邦所知，在汉江省像吴亚洲这么靠办厂起家，资本没有原罪的大款并不多。十二年后，到了二○○二年，这个当年可怜兮兮的穷小子已成了身家八亿多的成功企业家，不但在宁川，在整个汉江省都大名鼎鼎。
这时，省委、省政府要启动文山这台北部经济发动机了，他这个省长在全省财富峰会上号召民营企业到文山发展，还亲自和吴亚洲谈了话。那次谈话的情形他现在还记得很清楚，谈得也很具体。他把小伙子当成了老朋友，希望吴亚洲能带个头，把拟建的一个中外合资的新电缆厂摆到文山去。可那时文山班子还没调整，市长田封义梦想着顺序接班，待老市委书记退下来后做市委书记，马达也等着上市长。吴亚洲根本信不过马达和田封义，嘴上答应着他，却始终没动作。直到石亚南、方正刚这个班子上来，方正刚三赴宁川请他来文山，他才带人过去了。
现在才知道，这竟是一场噩梦的开始。不仅仅是吴亚洲和亚钢联的噩梦，也是汉江省和文山市的噩梦。小伙子的实事求是令人感动，在遗书里没把责任推到他和三下宁川请过他的方正刚头上。甚至没推给帮他出馊主意的新区管委会。这着实让他感到意外。更让他意外的是，吴亚洲的万言书里没抱怨改革。这个出生后差点儿饿死在襁褓中的著名企业家对这个造就过他的改革时代充满了感激！
细想想却也不难理解。在宁川抓民营科技工业园时，他和吴亚洲有过一次彻夜长谈。由此知道了小伙子的身世，知道了一个吸吮过母亲鲜血的孩子，和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在大饥荒年代付出的血泪代价。这个吸血孩子的故事，他曾在不同场合和许多同志说起过，用以证明他和他的同志们在宁川搞改革探索的意义。后来被于华北率领的省委调查组查处时，他就和于华北说过，不要说宁川的改革不是社会主义，贫穷才不是社会主义哩！改革本质上是一场关乎民族复兴的伟大革命。大家都说，为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前辈先烈在血泊中奋斗了二十八年，付出了一千多万人的代价。可为了找到这条富民强国民族复兴的改革之路，我们也在贫穷饥饿中摸索了二十九年，付出了三千多万人的代价啊！他让于华北和调查组的同志去问问亚洲电缆厂的吴亚洲，问问他是怎么从贫穷饥饿中活过来的！于华北和调查组的人当时被他说愣了，好半天没人答腔。因此，赵安邦完全能理解吴亚洲对改革开放的感情。小伙子是该感谢这个给过他一次次辉煌和机会的好时代。这个时代改变了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历史命运，给中国大多数老百姓带来了日渐富足的好生活，让千千万万个吴亚洲们雄鹰般振翅飞向了高远的天空。
万言遗书看罢，赵安邦眼中不禁汪上了泪水。几滴泪珠落到传真纸上，将纸上的一些字迹浸润得一片模糊。吴亚洲真是太可惜了，就这么走了，本来这只鹰可以在舔好伤口后再次起飞，也许会飞得更高更远呢。在这么一个充满活力的时代，啥奇迹不会发生啊？他就一次次面对过失败，一次次被查处过嘛，可最后不还是闯过来了吗？如今成了中国一个经济大省的省长。小伙子怎么就这么糊涂！
小伙子是带着未完的梦想和希望走的。遗书最后说了，他对已造就于世的这七百万吨钢铁，对未来的钢铁市场前景依然充满钢水般火热的希望。这希望何尝不是他和石亚南、方正刚，甚至是裴一弘和中央有关部门的希望呢？完全不必用自己的宝贵生命来证明嘛！老书记刘焕章生前说过，不要相信直线运动，历史发展从来不走直线。经济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海有潮起潮落，经济有热有冷，有峰顶和谷底。当一个国家的经济运行在谷底时，就要加大固定资产投资，甚至政府直接投资，拉动国民经济的增长。当一个国家的经济运行在峰顶时，就要限制固定资产的投资规模，哪怕是民营投资也要用政策加以调控，必须理解适应嘛！何况这次又那么严重地违了规，惊动了中央。当然，违规的账不能全算到吴亚洲和他的亚钢联身上。小伙子在遗书中说到的那个清廉高效的新区管委会要负重要责任，甚至是主要责任。新区管委会这帮同志不是渎职也是严重失职，这没有什么可说的！还有方正刚和石亚南，也真是太官僚了，竟然就不知道亚钢联注册资金和投资水分会这么大，硬是让这七百万吨钢铁把吴亚洲和一个亚钢联压垮了。
想到这里，赵安邦冲动地抓起电话，准备狠狠批评方正刚和石亚南一通，可号没拨完，又迟疑着放下了话筒：方正刚、石亚南和文山市班子该批评，他和省政府就不该做自我批评，深刻反省了吗？方正刚和石亚南负有领导责任，他这个省长难道就没有领导责任吗？安邦同志，你可是亲自带队到文山突袭过的，当时不也觉得那里没啥大问题吗？这叫不叫官僚啊？对吴亚洲的自杀和亚钢联的破产，你也有一份沉重的领导责任啊！便责备自己，在这点上你真不如吴亚洲。小伙子在遗书里说得好啊，比喻也是形象准确的：当一艘航船偏航触礁时，别管是船长也好，水手、乘客也好，都成了遇难者，抱怨谁都于事无补，也毫无意义！况且这场灾难出现之后，方正刚、石亚南和文山的同志够努力的了，把能做的工作都尽力尽心做了，吴亚洲临死都没一句抱怨，反而说了他们不少好话。王副省长汇报时也说，石亚南和方正刚真是不容易，既要配合联合调查组对亚钢联的调查，又要配合古龙腐败案的查处，还要主持日常工作，帮亚钢联收拾残局，寻找新的接盘投资机构，两人全都憔悴不堪。他这时候再批评，岂不是加重他们的压力吗？再说这场灾难的直接责任者的确不是他们，迄至目前为止的调查，和吴亚洲的这封遗书都证明，虚报投资不是他们干的，是新区管委会和吴亚洲的问题。
因此，赵安邦的心情渐渐平复下来，这个批评电话便没打给文山。
不料，他的批评电话没打过去，方正刚的电话却打了过来，一开口又是沉痛的检讨，“赵省长，传过去的遗书收到了吧？您批评吧！石亚南书记说了，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可以一起去省城，当面向您和省委、省政府做深刻检查！我和石书记今天看了吴亚洲留下的这份遗书才知道，你当年曾这么热心地扶植过吴亚洲。而我们呢，尤其是我，把……把吴亚洲请到文山，却让他把命送在这里了！”
赵安邦叹息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