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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人谓宋子京不喜对偶之文，其作史，有唐一代遂无一篇诏令。如德宗兴元之诏，不录于书。徐贤妃《谏大宗疏》，狄仁杰《谏武後营大像疏》。仅寥寥数言。而韩愈《平淮西碑》则全载之。夫史以记事，诏疏俱国事之大，反不如碑颂乎？柳宗元《贞符》，乃希恩饰罪之文，与相如之《封禅颂》异矣，载之尤为无识。
○宋史《宋史》言朝廷与金约灭辽，止求石晋赂契丹故地，而不思营、平、滦。三州非晋赂，乃刘仁恭献契丹以求援者。既而王凿悔，欲并得之，遣赵良嗣往请之再三，金人不与。此史家之误。按《通鉴》：初幽州北七百里有渝关，下有渝水通海，自关东北循海有道，道狭处才数尺，旁有乱山高峻，不可越，北至进牛口。旧置八防御军，募土兵守之，田祖皆供军食，不入于蓟，幽州岁致缯纩，以供战士衣。每岁早获，清野坚壁，以待契丹。契丹至，辄闭壁不战。俟其去，选骁勇，据隘邀之，契丹常失利走。士兵皆自为田园，力战有功，则赐勋加赏。由是契丹不敢轻人寇。及周德威为卢龙节度使，恃勇，不修边备，遂失渝关之险。契丹每刍牧于营、平之间。又按《辽史》，太祖天赞二年春正月丙申，大元帅尧骨克平州，获刺史赵思温、裨将张崇。二月，如平州。甲子，以平州卢龙军置节度使。辽之天赞二年，乃後唐庄宗同光元年，是营、平二州，契丹自以兵力取之于唐，而不于刘仁恭，又非赂以求援也。若滦本平州之地，辽太祖以俘户置滦州。当刘仁恭时，尚未有此州，尤为无据。
《辽史》于滦州下云：“石晋割地，在平州之境。”亦误也。
元人作《宋史》，于《天文志》中，如“胡兵大起”、“胡主忧”之类，改日“北兵”、“北主”。昴为胡星，改为“北星”。惟“北河”下“一曰胡门”，则不能改也，仍其文。
书中凡“卤”字皆改为“敌”。至以金卤为“金敌”。【原注】《陈惟胡栓二书不改。◎阿鲁图进宋史表元阿鲁图《进宋史表》曰：“厥後瀛国归朝，吉王航海，齐亡而访王，乃存秉节之臣；楚灭而谕鲁公，堪矜守礼之国。”《金史？忠义传》序曰：“圣元诏修辽、金、宋史，史臣议凡例，前代之臣忠于所事者，请书之无讳。朝廷从之。”此皆宋世以来尊经儒重节义之效，其时之人心风俗犹有三代直道之遗，不独元主之贤明也。
齐武帝使太子家令沈约撰《宋书》，疑立袁粲传，审之于帝，帝曰：“袁粲自是宋室忠臣。”
○辽史《宋史？富粥传》言：“使契丹，争‘献’‘纳’二字，声色俱厉。契丹主知不可夺，乃曰：‘吾当自遣人议之。’复使刘六符来，弼归奏曰：‘臣以死拒之，彼气折矣，可勿许也。’朝廷竟以‘纳’字与之。”《辽史？兴宗纪》亦云：“感富弼之言，和议始定。”而《刘六符传》则曰：“宋遣使，增岁币以易十县。六符与耶律仁先使宋，定进贡名，宋难之。六符曰：‘本朝兵强将勇，人人愿从事于宋！若恣其俘获，以饱所欲，与进贡字孰多？况大兵驻燕，万一南进，何以御之？顾小节，忘大患，悔将何及？’宋乃从之，岁币称贡。”《耶律仁先传》亦同。二史并脱脱监修，而不同如此。
○金史《金史》大抵出刘祁、元好问二君之笔，亦颇可观，然其中多重见而涉于繁者。孔毅父《杂说》谓：“自，昔史书两人一事，必曰‘语在某人传’。《晋书》载王隐谏祖约奕棋一段，两传俱出，此为文繁矣。”正同此病。
《海陵诸子传》赞当引楚灵王曰：“余杀人子多矣，能无及此乎！”而反引荀首言：“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似为失当。
幽兰之缢，承麟谥之曰“哀宗”，息州行省溢之曰“昭宗”，史从哀宗为定。而《食货志》末及《百官志》复有义宗之称，不著何人所上。
金与元连兵二十余年，书中虽称大元，而内外之旨截然不移，是金人之作非元人之作，此其所以为善。
承麟即位不过一二日，而史犹称之为末帝。传》。其与宋之二王削其帝号者绝异，故知非一人之笔矣。
○元史《元史？列传》八卷速不台，九卷雪不台，一人作两传。十八卷完者都，十九卷完者拔都，亦一人作两传。盖其成书不出于一人之手。
宋濂《序》云：“洪武元年十二月，诏修《元史》，臣濂、臣衤韦总裁。二年二月丙寅开局。八月癸酉书成。纪三十七卷，志五十三卷，表六卷，传六十三卷。”顺帝时无《实录》可征，因未得为完书。上复诏仪曹遣使行天下，其涉于史事者，令郡县上之。三年二月乙丑开局，七月丁亥书成。纪十卷，志五卷，表二卷，传三十六卷。凡前书有所未备，颇补完之。总裁仍濂、衤韦二臣，而纂录之士独赵熏终始其事。然则《元史》之成虽不出于一时一人，而宋、王二公与赵君亦难免于疏忽之咎矣；昔宋吴缜言：“方新书来上之初，若朝廷付之有司，委官覆定，使诘难纠驳。审定刊修，然後下朝臣博议，可否如此。”则初修者必不敢灭裂，审覆者亦不敢依违，庶乎得为完书，可以传久。乃历代修史之臣皆务苟完，右文之君亦多倦览，未有能行其说者也。洪武中，尝命解缙修正《元史》舛误，其书留中不传。
《世祖纪》：“中统三年二月，以兴、松、云三州隶上都。”“四年五月，升上都路望云县为云州，松山县为松州。”是三年尚未升州，预书为州者误。《本纪》有脱漏月者，《列传》有重书年者。
《天文志》既载月五星凌犯，而《本纪》复详书之，不免重出。《志》未云：“余见《本纪》。”亦非体。
诸《志》皆案牍之文，并无熔范。如《河渠志》言“耿参政”、“阿里尚书”，《祭祀志》言“田司徒”、“郝参政”，皆案牍中之称谓也。
《张桢传》有《复扩廓帖木儿书》曰：“江左日思荐食上国。”此谓明太祖也。晋陈寿《上诸葛孔明集表》曰：“伏惟陛下远踪古圣，荡然无忌，故虽敌国诽谤之言，咸肆其辞，而无所革讳，所以明大通之道也。”于此书见之矣。《石抹宜孙传》上言“大明兵”，下言“朝廷”，朝廷谓元也，内外之辞明白如此。
《顺帝纪》：“大明兵取太平路”，“大明兵取集庆路”。其时国号未为大明，曰大明者，史臣追书之也。古人记事之文有不得不然者类如此。
○通鉴吕东莱《大事记》曰：“《史记？商君本传》云：‘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通鉴》削不告奸者一句，而以匿奸之罪为不告好之罪。《本传》又云：‘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通鉴》削之。《本传》又云：‘名田宅臣妾者以家次。’《通鉴》削‘以家次’三字，皆当以《本传》为正。”
《孟子》以伐燕为宣王事，与《史记》不同。《通鉴》以威王、宣王之卒各移下十年，以合孟子之书，今按《史记》王元年为周显王之四十六年，岁在著雍阉茂。又八年，燕王哙让国于相子之。又二年，齐破燕，杀王哙。又二年，燕人立太子平，则己为王之十二年。而孟子书“吾甚惭于孟子”，尚是宣王，何不以宣王之卒移下十二三年，则于孟子之书无不皆合，而但拘于十年之成数邪？《史记？万石君列传》：“庆尝为太仆御出。上问车中几马，庆以策数马毕，举手曰：‘六马。’庆于诸子中最为简易矣，然犹如此。”太史公之意，谓庆虽简易，而犹敬谨，不敢率尔即对。其言简易，正以起下文之意也。《通鉴》去“然犹如此”一句，殊失本指。
《通鉴》：“汉武帝元光六年，以卫尉韩安国为材官将军，屯渔阳，元朔元年，匈奴二万骑入汉，杀辽西太守，略二千余人，围韩安国壁。又人渔阳、雁门，各杀略千余人。”夫曰“国韩安国壁”，其为渔阳可知，而云“又入渔阳”，则疏矣。考《史记？匈奴传》本文，则云：“败渔阳太守军千余人，围汉将军安国。安国时千余骑，亦且尽。会燕救至，匈奴引去。”其文精密如此。《通鉴》改之不当。
《汉书？宣帝纪》：“五凤二年春三月，行幸雍，祠五。”《通鉴》改之曰：“春正月，上幸甘泉郊泰。”《考异》引《宣纪》云：“三月行幸甘泉。”而《宣纪》本无此文，不知温公何所据？
光武自陇蜀平後，非警急，未尝复言军旅。皇太子尝问军旅之事，帝曰：“昔卫灵公问陈，孔子不对。此非尔所及。”据《後汉书》本文，皇太子即明帝也。《通鉴》乃书于建武十三年，则东海王缰尚为太子，亦为未允。
唐德宗贞元二年：李泌奏：“自集津至三门，凿山开车道十八里，以避底柱之险。”按《旧唐书？李泌传》并无此事，而《食货志》曰：“开元二十二年八月，玄宗从京兆尹裴耀卿之言，置河阴县及河阴仓，河清县柏崖仓，三门东集津仓，三门西盐仓。开三门北山十八里，以避湍险。自江淮而溯鸿沟，悉纳河阴仓，自河阴送纳含嘉仓，又送纳太原仓，谓之北运，自太原仓浮于渭，以实京师，凡三年运七百万石，省陆运之佣四十万贯。”又曰：“开元二十九年，陕郡大守李齐物凿三门山以通运，辟三门巅输岩险之地。俾负索引舰，升于安流，自齐物始也。天宝三载，韦坚代萧灵，以水作广运潭于望春楼之东而藏舟焉。”是则北运始于耀卿，尚陆行十八里；河运始于齐物，则直达于长安也，下距贞元四十五年，无缘有李泌复凿三门之事。
○通鉴不载文人李因笃语予：“《通鉴》不载文人。如屈原之为人，太史公赞之谓‘与日月争光’，而不得书于《通鉴》。杜子美若非‘出师未捷’一诗为王叔文所吟，则姓名亦不登于简牍矣。”予答之曰：“此书本以资治，何暇录及文人？昔唐丁居晦为翰林学士，文宗于麟德殿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