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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社会换代说”。随着时间的推移，20世纪五六十年代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而成长起来的日本新一代，已经成为日本社会各方面的中坚，他们没有邻国同龄人那种从父辈接受的对战争苦难的深刻记忆，也没有对战争带来的自身灾难的恐惧，他们有的是对自己国家强大经济地位的自豪与优越感，对中国的不断谴责和“厌日情绪”的增长感到厌烦和不满，他们希望日本能够确立新的国民自信和民族精神，摆脱战后国际社会给予日本的限制，成为一个所谓“普通国家”，在政治、军事和国际声望上，能够具有与经济实力相匹配的地位。在这种普遍的社会心态下，参拜靖国神社涉及的显然就不只是50万张选票的事。
这些说法和解释可能都有一定道理，但我比较相信第四种。日本小泉首相第四次参拜靖国神社后，中国的网上充满青年人叫骂的帖子，甚至还出现了一个题名为《决战靖国神社》的网上小说，虚构一个中日安全情报部门联手对付中国非法社团怒龙军去东京要恐怖袭击和炸毁靖国神社的故事，中国的大学生还把这个小说用电子邮件互相传递。看看中国近年伴随经济增长出现的“新民族主义”，你就可以理解日本新一代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心态。而任何理性的政府，实际上都不能不顾及自己国民的普遍心态。也许从这里入手，才能解决中日之间心态上的不解之怨和深层问题。
中日间的情感芥蒂和新思维风波
重新崛起的日本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作者：李培林
中日两国都属于儒家文化圈，两国在文化方面的确有很多相似之处。中国人走在日本的大街上，到处是汉字的招牌，看着那么熟悉和亲切。但是，由于近代史上的中日战争，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日本侵华战争，使两国人民的心理深处蒙上浓重的阴影，存在着很深的情感芥蒂。我有一位亲戚，是那种最易交友的性格，她在日本留学两年，与一位日本女孩同租一个单元，共用卫生间、厨房和客厅。虽说两年中一直相安无事，彼此以礼相待，但始终难以成为挚友。我曾与日本教授合作，在北京做过一项中外企业劳动关系意识的比较研
究，调查结果显示，欧美在华企业的中国职工对劳动关系的满意程度，远远高于日资企业。
在普通中国人的眼里，日本人内心始终隐藏着一种文明的傲慢与大和民族的优越感。日本自然也有傲慢的本钱，在历史上它就要“脱亚入欧”，当今世界七大强国中只有日本属于非欧美国家。如果不算“9·11”事件中纽约双子楼在恐怖主义袭击中轰塌给美国人的心理造成的重创，历史上也只有日本的珍珠岛之战让美国人蒙羞。日本人和中国人，存在着富人和穷人的差异，日本人均GDP已经达3万多美元，中国只有1000美元，是30倍的差距。在富人眼里，穷人都有阴暗的仇富心理，而在穷人眼里，富人都是没有文化的暴发户。日本人看不起中国人，因为中国人落后、贫穷、自以为是，而且办事没有效率。中国人也看不起日本人，认为弹丸之国却总想做亚洲的老大，除了善于造机器没有多少文化，作为国粹的歌舞伎也让人难以忍受其几近静止的缓慢。
中日之间深层的心理情感芥蒂，很大一部分起因于两国人民对当年日本侵华战争的认识差异。现在中国人的父辈，是在抗日文化中过来的，那时的生活形成一种苦难话语，各种各样日本兵烧杀抢掠的故事，通过口述亲历文化传承下来。“日本军国主义”、“日本鬼子”和“汉奸”，是中国民众历史心理积淀的罪恶符号。中国人认为，日本的侵华和在亚洲其他国家的暴行，与德国纳粹的种族灭绝主义是一个性质。二战之后，德国全民忏悔，德国首脑跪地向受害国赔礼道歉，发誓不让纳粹历史重演，而日本却似乎没有战争罪责的承担者，作为战争精神支柱的天皇，以政教分离为理由免除罪责。日本对多数被侵略国家没有进行战争赔偿，首相还不时地参拜供有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小学教科书上也要删去侵华的字样。中国总理访日时，一位记者向总理提问，日本谢罪多少次才能令中国满意，反映了多数日本人的心态。在很多日本人看来，他们父辈的对外征战，是服从实现“大东亚共荣圈”的神圣使命，是“错”而不是“罪”，是盲从而不是故犯，是劣迹而不是暴行。有些日本人还认为，日本在亚洲的战争是一种殖民战争，就像当年的欧洲列强在世界各处的殖民战争，殖民战争是“非正义”的，但客观上却促进了当地的发展，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南非等都是从欧洲列强的殖民地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殖民战争与德国纳粹的区别是，前者的目的是善意的，是文明的兵火拓荒，而后者是摧毁人类的自由、民主、人权的天堂。有一次在餐桌上，一位日本学者对我说，如果你能理解你们“文革”中“红卫兵”的打砸抢，你就能想像很多日本人心理中父辈的海外征战。
这叫什么逻辑呢，富人打穷人是文明战胜野蛮，穷人打富人是野蛮摧毁文明。德国的纳粹党里绝大多数成员是普通的工农，也都怀着建立强大德意志帝国、改造世界的梦想，难道他们因此就能免罪？日本历届政要，虽然有21次向中国道歉，但从来没有提到“罪”字。日本田中角荣首相当年访华，下了飞机就道歉，说是“过去的战争给中国添麻烦了，对不起”，结果遭到中方抗议。后来改为 “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后来的多次道歉，用词都限于“巨大灾难和损害”、“侵略行为”、“殖民统治”等，但从不提“罪”字。
这种战争罪责认识上的差异和心理深处的情感芥蒂，不断会因一些事件的发生而影响中日的关系。近年来，日本政要屡次参拜靖国神社事件、否认南京大屠杀事件、日本教科书修改侵略历史表述事件、东北发现战争遗留毒气弹事件、珠海日本旅游团集体嫖妓事件、西北大学日本留学生新年晚会上侮辱性演出事件，等等都一次次造成中日关系的风波。这些在日本人看来偶然发生的事情，却被中国人放在统一的逻辑链条里。
如何走出中日民众之间互不信任的怪圈，是中日学者共同思考的问题。但即便是在学者之间，认识上仍然存在很大的距离。
原人民日报评论员马立诚，这位因出版《交锋》等系列政论书籍而出名的记者，2002年在《战略与管理》杂志第6期上发表《对日关系新思维—中日民间之忧》一文，使他再次成为争议的焦点人物。他在文中以游记见闻和史料回顾的方式，重新审视中日关系，提出“不能纠缠于两国之间的历史问题”，“应该接受日本成为一个正常国家”，“为了‘战略目标集中’和‘经济利益’，中日两国应该接近而且中国要采取主动”等。不久之后，2003年4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时殷弘，同样在《战略与管理》上发表《中日接近与“外交革命”》一文，对“新思维”进行了更为系统的阐述。殷文提出，应当把“搁置历史问题，平衡日本经济需求，不公开担忧日本的军事化大国问题，加强与日本在东亚的政治经济合作，支持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等五条，作为“尽可能避免或缓解中日之间‘安全两难’问题”的解决之道。他把这种可能超出日本政府和公众“预期”的政策改变，称为一次“外交革命”。
这种对日“新思维”，在中日两国引起了不同的反响。在中国，舆论界乃至学界一片哗然。网上出现大量激烈的批评甚至带有民族主义情绪的谩骂，学界对马立诚的观点，蔑视的说是外行人的遐想，中肯的则认为这有些一相情愿，既缺乏对现实利益关系的分析基础，也缺乏对历史问题复杂性的深刻理解，更忽视了民众情绪左右舆论和政策选择的力量。
在日本，“新思维”激起了日本舆论的广泛兴趣。媒体铺天盖地对该讨论进行转载，《
读卖新闻》甚至猜测，这是新一届中国政府“投石问路”，意味着中国政府对日思维未来“将发生巨大转变”。两篇“新思维”文章的作者也被邀到日本四处演讲。
在我看来，中日之间现在这种保持着总体上没有根本利害冲突，但经常有些贸易和历史问题摩擦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既相互依赖又难以深交的“正常的关系”，反映了中日两国的利益均衡。在国际关系问题的分析上，不能有主观情感和浪漫的色彩，以为感情好了就会怎么样。那句老话，即国际关系中“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朋友”，大致是对的。
平心而论，日本对中国的经济利益还是非常重要的。从1979—2001年，日本对中国提供了约折合2 000亿元人民币的长期（30—40年）低息贷款（1％—2％的利率）和约折合50亿元人民币的赠款，援助中国150项工程，其中包括北京地铁二期、首都机场扩建、南昆铁路、武汉天河机场、秦皇岛码头等等。2002年中日两国之间的直接贸易额达1 037亿美元，日本是中国大陆最大的外贸顺差来源国，也是继香港、美国、中国台湾之后对中国的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