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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亭前想着心事。他便走上前来，故意用话题将胡蝶从那不愉快的心绪中引开。李翰祥说：“您看那殿阁多么像国内的那座寒山寺呀！日本明治十七年时，有名的书法家田中米舫来到我们国内的寒山寺。他与那里的住持大师祖信高僧结下了友好的情谊。后来田中回到日本，祖信大师特别赠给田中一座木制的释迦牟尼佛像。田中米舫回国后便与日本青梅电气铁路株式会社的社长小泽太平协商，出一笔巨资在多摩川仿照中国苏州的寒山寺，建起了这座大庙！大姐，您在想什么？”
“不不，我什么也没想，我要自己清静一下。”李翰祥见胡蝶的心绪有些烦躁，以为是近日颁奖活动以后的访问应酬太多而颇感疲惫，所以也就不再打扰。李翰祥和几位演员避开胡蝶，来到大殿前面的那座大青石碑前面。李翰祥见碑面上搂刻有唐朝著名诗人张继的《枫桥夜泊》，便抑扬顿挫地诵读起来：
月落乌啼霜满天，
江枫渔火对愁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
夜半钟声到客船。
胡蝶独自伫立在大雄宝殿的东侧飨殿里。她的神情不知为什么竟然忧郁起来。她默然地凝望着远方积满皑皑白雪的多摩川，脑际里始终闪现着朱坤芳那双热情的眼睛……
“您问我的师父这么多年来为什么不结婚？”那天，胡蝶在横滨的中医小诊所里，反复地追问朱坤芳的徒弟。王子纲终于向她说出了朱坤芳心中的秘密：“我以为他拒绝一切向他求婚的女人，是为了在等待一个人！但是师父却从来也不向我提起那个人的名字。看得出他的内心很苦闷，常常独自一个人在冥冥之中默念着那个远在天边的女人，唉，师父他就是这样时常在折磨着他自己啊！……”
“唉唉，真是太对不住他啦。”胡蝶的心中充满着内疚与深深的隐痛，王子纲似乎对这位来访女患者的反常神态毫不介意，继续向她介绍师父朱坤芳：“去年，朱先生他不知道从报纸上发现了一条什么消息，就决计暂停医业，要只身去一次香港，说是去见一位多年不见的友人。在我们的追问下他才告诉我们真情：原来四十年来他在心中一直苦苦恋着的那位女明星，现在孤孤单单地只剩下一个人了。所以，朱先生他坚持要到香港去照顾她，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那位他苦苦单恋着的女明星，其实根本就不记得我的师父朱先生，您说，既然不记得，他又怎么能去香港照顾人家呢？简直就是一个荒唐的故事！……”
胡蝶眼睛里江着泪。她极力用纱巾遮挡着她的脸孔，担心被那位坐堂的中医王子纲窥透了内心的秘密。王子纲说：“现在总算好了，师父他有信来说：他很快就要回到横滨来的。因为那位需要他帮助的友人已经从困境中解脱了出来……”
胡蝶微微一怔说：“朱先生真的会从香港回日本吗？”
王子纲点头说：“是的，他是位杰出的汉医，当然不肯长期滞留在香港而荒废了他的事业……”
胡蝶正在飨殿里想着去横滨访问朱坤芳“国医堂”的事情，忽然看见王引领着两位女演员兴高采烈地从殿前转过来。王引叫道：“大姐，原来您自己独自躲在这里，您看呀，东京的青年影迷一直追到这儿来求见您了……”
胡蝶抬头望见寒山寺外的溪谷上，那仿照苏州架起来的“枫桥”边，已经簇拥着一大群日本青年男女，隐隐地传来“胡蝶，胡蝶”的欢呼声。
东京帝国饭店。
电梯徐徐上升。悄悄从香港飞回日本的老华侨朱坤芳和他的老友王引，焦灼地注视着忽明忽灭的电梯指示灯。朱坤芳以难以自持的兴奋口气对王引说：“真想不到，五十多岁她还能再次夺得亚洲电影节的女主角奖！了不起呀，真是了不起！”王引说：“胡蝶非常地感激你，她说如果没有你的支持，她做梦也没有敢想再上银幕。在香港取得好成绩的，也只有林黛。连老牌大明星李丽华也没有办到……”
朱坤芳激动得连连搓手说：“想不到的好成绩呀！”
在十四层，朱坤芳和王引走出了电梯。他们的眼前是一片光明。两人沿着一条猩红的英国地毯走来，不久就来到一间堂皇富丽的宽敞大厅。这里正在举行一次隆重的记者招待会。李翰祥坐在主宾席上，他正在回答日本记者的提问。胡蝶就坐在导演李翰祥的身边，她头戴着一顶马来西亚女皮帽，深蓝色的旗袍将她那仍然很苗条的身姿映衬了出来。胡蝶那双善良又含有几分女性温柔的大眼睛，还像当初在上海时那样妩媚漂亮，那么楚楚动人。
李翰祥很幽默地回答日本记者的询问：“你们问我为什么由一个学美术的能当成电影导演，那主要是因为两点因素促成：一是生活所迫，当时我穷得连隔夜粮都没有，自然有一种奋发向上的精神。就是古人所说的：置于死地而后生！二是由于兴趣促成。坦率地说，我对美术的热望远远不及对电影艺术的追求。那年月我连作梦都在想当导演。走路都喊‘开麦拉’，相信如今有很多喜欢电影的年轻人和我当年一样发烧。记得有一次我在尖沙咀边走边叫，身边吓跑了两位大小姐，身后勾来了四个差人，嚯，差点没把我送到青山去。所以，当我后来好不容易捞到个《翠翠》的副导演工作时，又如何不紧张万分？”
哄笑。
台湾记者：“请问李先生，您执导《后门》成功的经验是什么？”
李翰祥不假思索地回答：“两个字：刻苦！《后门》也与我所执导的其他电影一样，导演必须要比别人更刻苦，更执著。60年代的香港电影要赶上时代发展步伐，离开吃苦是一事无成的。如何做一个导演呢？当年想做导演，除了演而优则导的大明星们比较容易些之外，其他由副导演升为导演的就相当困难了。比多年媳妇熬成婆都难熬万分，不像如今这样，任你张三李四王老五，找个副导演在旁边叫一叫，派头显得更大一些，不懂方向也可以。找个老资格一点的摄影师就行，只要把你的要求说出来。他只会替你做得安安稳稳，所以就算有个新导演登场，大家也根本不当回事儿。可是以前不同，出一个新导演，虽然不会像状元一样地来个独占鳌头的琼林宴，骑骏马游街十字披红及第，也够影人茶座上的各位仁兄仁姐聊上几天几夜的了！”
香港记者：“李先生能否谈谈《后门》影片对邵氏公司的影响？以及您与邵氏公司的合作？……”
李翰祥：“《后门》对邵氏公司当然会有好的影响，这个话题自不必多谈。至于说我与邵氏公司的合作，我可以告诉报界，我对邵氏公司有很深的感情。诸位知道，上海的‘天一’公司是邵氏影城的前身，‘天一’的创业之作《立地成佛》就是由邵村人先生编剧、邵醉翁先生导演的。它1925年6月拍出来时，比我出生的时间还早九个月呢！诸位知道邵村人先生在我没出世的时候，就已是位多产的编剧家了，到我三十岁那年，他居然跟我说，他邵村人对电影是外行，还真是虚怀若谷，可敬可佩！这就是我与邵氏公司的感情！当然，我在香港和邵氏公司订约的那年，现在的邵逸夫先生还在新加坡。其实邵氏公司是个笼统名称，详细分来应该是邵村人先生和他的公子维英、维镇们的‘父子公司’，和邵仁枚、邵逸夫二位的兄弟公司。邵氏另外的老大醉翁是没有份的。我加入邵氏公司的时候，邵逸夫先生还在新加坡，所以在港的应该是邵氏的父子公司。”
日本记者：“有人说您所导演的第一部获奖电影是《貂婵》，从马尼拉回香港以后受到邵氏公司的隆重欢迎。请问您在香港大导演的地位是从那时才奠定起来的吗？”
李翰祥：“我不是什么大导演。在香港比我还优秀的导演多得很，当然也就不敢称什么地位的奠定。但是，《貂婵》获奖后在机场受到欢迎却是真的。那时掌邵氏父子公司宣传部的是吴勉之，抗战时期，他在后方《扫荡报》任职，所以认识很多新闻界的朋友。他把父子公司的宣传，搞得也算有声有色。如今《貂婵》得了五项最佳金禾奖，怎能不大张旗鼓地吹打一番，何况又有电懋公司欢迎得奖者的先例。所以我们由飞机的门里一出来，还真吓了一跳！飞机场上人山人海、万头攒动不说，还有几十幅高四尺长四丈的红布校条，写什么‘欢迎邵氏代表团荣归’啦，‘庆贺邵氏代表团荣获五项大奖’啦，我也无暇一一细看。不知道吴勉之在哪儿找到那么多的‘学校乐队’，总有七八伙之多，由我们一下飞机，就开始洋鼓洋号地吹吹打打。与我们同行的外国人看在眼里，脑子里直画问号，一个个左张右望地交头接耳。他们也许希望在旅客中找到麦克阿瑟吧，不过后来看见我们手中的五根棒槌（指奖杯），也就明而又白了。”
场上响起一阵哄笑声。
李翰祥继续口若悬河地讲道：“一出机场的铁闸，倒的确吓了我一跳。只见我的拜弟胡金铨，大哥冯毅欢呼着我的名字，和李昆、小迷糊他们几个，一窝蜂似地跑到我的面前，拦腰的拦腰，拖腿的拖腿，然后一、二、三，猛地把我举到半天高，抱起来就走。回头看一看，邵逸夫先生也和我一样地被人举了起来。一时间震耳欲聋的喊声、掌声、洋鼓洋号声，夹杂着一万头的鞭炮声。我沉浮不定地被举在人群中前进，还真有点阿Ｑ摸了小尼姑头之后的那种飘飘然！……”
一片热烈的鼓掌声。
掌声过后，胡蝶用她那很好听的夹杂几分广东乡音的普通话回答新闻媒体的问话：“我已经年过半百了，我历经沧桑，对于名利看得很淡泊。但我在电影的拍摄中找回了自己。我又重新接上了那和观众中断了多年的联系！……”
老华侨朱坤芳高兴得泪眼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