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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嗨我说你这个钻故纸堆的历史学家，真是个彻头彻尾的书呆子，你替死人担心透了，还替活人操心啊。有道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我们是铁打的乡政府流水的小跟屁虫。等到帐烂了，王乡长的乌纱帽早壮得像头牛啦，我也跟着去喝辣的罗。我那姨妹子陶月婷也经常这么说，真傻呢。”郭秘书一脸的不屑。酒还接喝，他越发地来了精神，指着腊八说：“我算是琢磨透了，一人一种命，腊八是天生握刀的命，你陈教授是握笔的命，王清举是握大印子的命，梅虎他是握锄头的命，我呢，我是握着别人尾巴跟着瞎转的命，想换一种命过，都难啊”。
第二天上午，郭秘书跟着梅虎，一家一户地递送那份新居图纸。梅子孝恭恭敬敬地收下了，这怪老头每次见乡里的人，都要微微地躬点身子，老花眼镜仿佛就要从鼻梁上滑下。印子媳妇接过图纸，一声不吭地揉了揉就丢在了炕上，弄得梅虎尴尬地瞅郭秘书的脸色。许多人家倒是跟德贵一个口气，瞅着虎子吃惊地说：“给我们瞅着啥呀？再说这些乱七八糟的线线条条，我们瞅了也不明白，等你们爷儿俩拿主意呀！”
傍晚，到了麻三叔地炕头，郭建辉细心地摊开图纸，从新村设计总体构架讲到每间屋子的用途，直讲得口干舌燥。虎子像个木头人一般立在炕边，他从来不盘腿上他爹的炕头，有时麻三叔喊他陪着喝酒，他就搬张木凳坐在炕侧，低着个头。喝的也尽是些闷酒，从黄昏喝到月亮爬得老高，也没有一句话。从小就这样，虎子找不到一句非跟爹说不可的话。爹发话了，不轻不重的一句，虎子就朝死里办。死一般沉寂的气氛让郭建辉头皮发麻，讲得也有点乱，他反复地强调着：“乡长说了，一定要把图纸给麻三叔他老人家讲透罗、讲细罗，连茅厕里的每只蛆都要讲到哦。”他想弄出点轻松劲儿。
“嗯。”麻三叔说。
村民梅子孝
大年初一，全村同姓的男丁，不论长幼，各将指头刺破，滴一颗鲜血于碗中，众血汇聚会，将碗置于村中祠堂香案之上。历年风干的血块，成为祠中最重要的遗存。
————瘫子村风习之一
如果你走在雨中，你只会被淋透。但如果你站在雨之外的屋檐下，你就会看见许多细节，看见雨点一个追逐着一个地坠落下来。一场悲剧总有着永不枯竭的细节。可以永无休止地观看下去。哪怕剧中的人早成了骷髅粪土。我现在正是站在瘫子村屋檐底下的一个局外人。我本可以远远地观看这些细节，不受一滴雨点的袭击。但我渴望走进眼前的这场雨中，我渐渐地感觉到王清举搬村造镇的计划会成为雨中的一滩泥泞，我愿意我的脚与别人一起深深地凹陷下去。
镇里很快就作出决定了：要不厌其烦地对瘫子村２９１户进行登门入室的劝说，只要有超过半数，哪怕只比半数多出一人的村民改投赞成票了，就坚决履行民主的程序，决不迁就少数人的陋识短见。由于镇里人手不足，也由于我供职于著名学府的身份和与村民业已达成的融洽气氛，乡长王清举破例请我这个过路客帮忙，给我安排了三户村民，并反复强调这几个并非难缠户。２８９户都已分解到做劝说工作的人头，只有两户悬着，一户是麻三叔，另一户是七十多岁的落草名艺人七姑与腊八。王清举高瞻远瞩地说，这两户已被他深藏在锦囊妙计中。我想问个究竟，他笑笑道，锦囊远未到拆封之时。
我自知素不擅辩，有些怯阵，便邀了郭建辉同行。我对郭秘书敏锐抓住任何小缝隙的应变能力深信不疑，他安慰我道，虽然他头顶个几个钉子户，但会随时赶过去增援我。估计村民们白天活重，我便约了郭秘书在掌灯时分来村里。他来得早，我们窝在腊八的炕上天南海北地瞎聊，他打着哈哈地说：你来得不凑巧哟，如果在六月间来就暴添口福了，那时瘫子村夜夜都摆着百鸡宴呢，田沟子里都透着炖鸡的香气呀。嘴馋的人一进村，骨头都酥掉了，乡里干部有脑子，专挑那个节骨眼来村里检查工作。
我说：这也是一种风俗么？郭秘书说，淮河的灾汛素来称作“七下八上”，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是洪灾密集期，头天夜里好端端的满天星斗，凉风习习的，让你头一碰枕头，就能睡个死沉死沉的“阎王觉”。可一夜睡过，说不准就没头没脑的大水已毁了龙王庙，就有人眼皮子没揉松就被淹死了，村民精着呢，一般赶在六月份把育肥了一年的禽畜，鸡呀、猪啊的，都宰了下酒，免得鸡汤没炖香，灾难就扑进门了。正阳关一带把这个叫作“打牙祭”。平日里灰土土脸的瘫子村人这一段都养了个红滋滋的腰壮，小伙儿赶在这一阵子去女家提亲，让女方父母落了个锅盈钵满的好想头。
我们又抽着烟在村口瞎转悠，感觉村民们晚饭该撤碗了，就赶紧跨进了第一户，村民梅二锅子家。郭秘书敛起一路的笑脸进了另一户。
门是敞着的，一踏上门坎，我的头皮就开始发硬，一些词儿已在心里翻来覆去地倒腾了几十遍了。我问：“二锅哥在屋吗？”
屋内有一股子汗臭夹杂着腌酸菜或是木质发霉的刺鼻气息，这股怪味一下子扑进我的鼻中。我本能地想，那六月炖母鸡的浓香也未必能盖过这种气味吧。
“在呀在呀，是陈干部吧？”后来我才知道了一个习惯，这一带村民把城市来的人无一例外地唤作“干部”。
他其实是从我身边的暗处猛地站起来的，唬了我一跳。一盏忽闪忽闪的豆油灯只照亮了巴掌大的一块油污桌面。我侧过头看他时，这个满脸短胡碴的四十多岁的汉子，却眼神躲闪地低了低头：“在等你呢陈干部，知道你是省城来的呢。虎子早来招呼过了。”他说完就兀自在原来的长凳上坐下来。
我说：“二锅哥，那就好，我本就不是吃乡里饭的，其实就是来跟你唠唠家常”。
我坐了长凳的另一端。在我后来的多次回忆中，总觉得那天的情景有些怪异，西装革履的我和穿肮脏羊皮袄、腰间系根麻绳子的二锅，坐在一条吱吱呀呀响着的长凳的两端，两个多少都有点木讷的男人，多数时刻是在欲语无措地发呆，冷不丁又在昏暗油灯下冒出一句。隔着回忆的悲悯雾气往回看，这两个人，两个陌生者，倒仿佛是都市街心花园的一个怪诞雕塑。空心的。雕塑旁的交谈不能等同于雕塑的交谈。你眼见的泡沫也不等同于泡沫自身。呵呵，呵呵。
我说：“二锅，我也不算瘫子村的外人，我是梅红的熟人呢。”他侧脸看了我一眼。我说你得给我掏掏心窝子，为啥村里人都不愿撤到大堤后面去，我思前想后怎么也想不通哦，明摆着的好事，咋都躲着呢？我真是纳闷得慌。
他并不搭话，只是叹口气说：“小红妹子挺出息呢”。过了半晌，他像突然想起什么似的，起身倒了一杯水给我，说，咱瘫子头的水就是甜，我每次赶集时都喝不惯镇上的水，喝过就泻，涩。
我说：“二锅，你憋不出个说法，我是没法子回去交差的”。
二锅这才转头正面迎着脸说：“其实咱也不是个憨子，咱有一肚子的苦话，就怕你不中听。你要不嫌脏，就到里屋来瞅瞅。今天为等你来叙叙话，我把娘门闺女全撵走了呢”。
二锅捧着油灯带我入了他的里屋，他指着一张宽大的旧床，说：“你瞧瞧这张床！”。
虽然已是饱受了烟熏火燎般的陈旧破败，但这张床原有的精美仍没法子遮蔽住。床架子异常宽大，床盖的四角分别刻着春燕、夏荷、秋雁和冬梅四种图案。我举着油灯，凑近了细致地看，这显然不是一般匠人的刀功，刻法流畅，线条鲜活，木质挺硬，像是花梨木一类。床头的部位嵌着一块一尺多长的石块，一摸则冰透指骨，原来是块凉脑的石膏。床身有多处裂痕和被撞击的窝点。这张床有一种盖不住的奢侈劲头，摆在黄泥垒就的墙壁间，倒如同一个穿着破袄的书生坐在一群穿着破袄的乞丐中间，给人一种貌合神离的感觉。或者像一只体衰牙脱的公狗，站在一群泥塑的假狗中间。我是说，有灵魂的东西总是奢侈的。
见我一脸的诧异，二锅便说：“瞧出了啥名堂了呗？我不是请你看床座子，是请你瞅瞅这四个床脚”。我连忙端着油灯往下瞧，原来四个床脚牢牢嵌入在四根入地的石柱子中，榫头卡着石柱的深槽里，我用力去撼了撼，床却不动分毫。
二锅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道：“我爹在世时常讲，清咸丰头年曾祖在这张床上生下我祖父。祖父也在这张床上生下我爹。爹在这张床上生下我。我也在这张床上生下我的儿子。我是个粗人，可我也清楚这是咱梅家的血脉、梅家的魂啊。算命先生讲了，那一天要是这张床毁了，我家的魂魄也就断了。我祖父时挖地埋下这四根石柱拴住了床脚，我算来算去，七十多场大洪水过去了，墙倒屋塌了五十多次，可这张床可以说是纹丝没动哦。现在乡里搞什么规划要搬村子，你想想我会砸掉这四根柱子把床移走？呸，除非我死了。”
我站在这张床边，久久缓不过神来。直到二锅端着另一盏油灯进来，我才发现我心中的灯早就油尽而灭了。
多年后，我在桐城县跟我母亲聊起梅二锅子家的床时，母亲说，我们陈家也曾有一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