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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华陀是用一种叫“麻沸散”的药作为麻醉剂，来进行外科手术的，《三国志》的有关记载，是人类文化史上关于全身麻醉术和腹部手术的最早记录。这种神奇的麻沸散究竟是如何配制的，至今也还没有真正搞清楚，有的人认为是以鸦片为主要原料，有的人认为是曼陀罗花。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不是战争的环境，外科手术不可能取得这么大的进展。
华陀还创立了最早的健身体操“五禽戏”，摹仿五种动物的形态动作用来怯病强身。今天武术里的形意拳，什么猴拳，蛇拳，鹰拳等等，很可能就是由此发展变化来的。还有现在风行的健美操，道理也是一样的。关云长“刮骨疗毒”在小说中也说是华陀做的，史实上曹操杀华陀在前，关羽负伤事在后，“刮骨疗毒”是另一位不知名的医生做的，可见当时有本事的军医还不少。因为华陀有名气，情节上又能前后照应，所以后世小说家就把故事移花接木，按在他头上了。
此外，被后人尊奉为“医圣”的张仲景也是和华陀同时代的人，不过他的名字在《汉书》而不是《三国志》里，因此一般以他为东汉人了。张仲景是内科专家，当时战乱频繁，疫病流行，“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对军队也有很大影响，曹操兵败赤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士兵感染时疫的人太多，战斗力大受影响。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创立了一整套包括理、法、方、药在内的中医辨证诊治的临症理论，至今仍被中医视为法则。据说华陀看到这部书曾拍案叫绝，说：“此真活人书也。”是一部真正可以救活人的书。医学的每一个重大进展，都是以无数生命为代价的。但是每一个重大进展，又可以挽救更多的生命。
说到三国科技，人们总是推崇诸葛亮，史书也确实记述他非常重视科技，还亲自发明创造，“长于巧思，损益连弩，木牛流马，皆出其意。”“工械技巧，物究其极。”用今天的眼光看，他是一位一专多能的T型人才。从这一点看，他和两汉以名物训诂的见称后世“汉学”大儒有着带有根本性的差别。文革中有人以他为“法家”代表，其实，“儒法兼用”才是后世能员干吏的特点。
其实，那时候最巧的还不是诸葛亮，而是曹魏的马钧，就是改进诸葛亮连弩的那个人，被誉为“绝世巧思”。他出身贫寒低微，却聪明好学，肯于钻研，发明改进了很多东西。有一次听见人们议论说，古时候有一种指南车，失传已久，恐怕不是真的，他却认为原理是对的，也应该能造得出来，别人都不相信，经过几天研究，他果然制造了一种制作出以齿轮传动的一种指南车，这在行军时是非常实用的。还有农业上使用的提水工具“翻车”，“令儿童转之，而灌水自覆，更出更入，其巧百倍于常。”（《晋书。杜夔传》）这在浇灌耕地上非常实用，至今仍在南方一些地方能够看见的龙骨水车，恐怕就是翻车的后代。马钧还改进了织绫机，提高功效五六倍，使古代纺织技术有了一个突破性发展，这类机械直到解放前还可在一些偏僻的农村看到。还有水力推动的齿轮传动玩具“百戏”。他的发明涉及范围相当广泛，真可谓三国时代的爱迪生了。说来他也是曹操不拘一格用人才的受益者。这说明作为领导者，最重要的还是会用人，而不一定事必躬亲，这一点上，似乎还是曹操更高明些。
当然，曹操用人才，也有它的局限性，例如华陀给曹操医治头痛，他想让这位名医老乡作他的私人医生，只为他一个人服务，华陀不愿意，他就就宁可杀害华陀。这还是“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的霸道作风。马钧的很多项发明都失传或无钱制造，如发石车，就是可以把石块抛掷几百步远，以击伤敌人的，是火炮的前身，也是掌管的官吏不拨给经费，不能投入实际应用，成为我国科技史上的憾事。
竞争促进发展，战争更是一种特殊的，紧迫的竞争，关系着生死存亡的竞争，科技在这里就是特殊的战斗力。一项新的科技成就，关系着数万，数十万以至数百万，数千万人的生命，所以必然要集中最优秀的人才，调动最先进的设备和充足的资金，在最短的时间内研制出来，投入应用。战争中或战争后，凡是能够有利于生产、经济发展的技术，设备，自然而然地会转入民用途径，继续完善、改进。综观世界各国历史，无不如此。三国科技给我们的启示，恐怕就在此吧。
立向斜阳说孔明（陈酿三国之十二）
《三国演义》的故事一向有“七实三虚”的说法，就是说大部分是真实的历史人物、事件，少部分则出于艺术虚构。就拿“七擒七纵”来说吧，这是说诸葛亮南征时七次捉住了当地少数民族首领孟获，又七次释放了他，终于安定了蜀汉的西南后方。这是三国中一个脍炙人口的故事。
曾经到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去过的人，会发现那里有很多以“诸葛”、“孔明”命名的地名，如“孔明山”，“孔明塔”，“诸葛营”，“祭风台”，“祭锣洞”等等几乎遍布云贵川一带，有关诸葛亮的故事还流传着很多，一直到他们的衣食住行，生活习俗，节日礼仪，都能看到诸葛亮的影响。
比如傣家传说诸葛亮率兵南征到澜沧江时，杀了贪婪的汉官，送来谷种教他们打谷舂米，用牛犁地，临走时还把自己的帽子赠给傣人。后来傣人遇上可怕的瘴气，便遵照诸葛亮在这顶帽子的绸带上写下的“想命长，水冲凉；草盖楼，住高房”的嘱咐，按照帽子的形状盖起了竹楼，并且坚持用凉水洗澡。这种傣家的竹楼就叫做“孔明老爹的帽子”。又如基诺族关于他们的起源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说他们的祖先是诸葛亮南征军队的一部，因为途中贪睡，掉了队，赶上大部队后，诸葛亮军法如山，不再收留他们，但赐给他们茶籽，让他们种茶为生。基诺山就是今天中外闻名的普洱茶六大茶山之一。他们衣服上绣的八卦图案叫做“孔明印”。甚至男子留的三绺头发，中间一绺还是纪念诸葛武侯的。
其他如景颇族传说他们的各种制度是诸葛亮制订的，彝族、苗族也都认为诸葛亮传授给他们许多生产技术。很多少数民族戏曲也有大量的三国戏目，尤其是孔明戏，象《三气周瑜》，《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等。此外，象傣人的热气球灯叫“孔明灯”，西南很多少数民族使用的铜鼓叫做“孔明鼓”。祭神时有的要设“孔明天子”的牌位，有的要高呼“孔明先生”的名字，还说火把节也来源于欢迎孔明大军的仪式，泼水节自然和诸葛亮“水冲凉”的嘱咐有关了。正因为诸葛孔明在那里有这样崇高的威望，近代西方传教士去佤族传教时，还得编造出“耶稣是孔明的弟弟”之类的故事来，这也是一种“中为洋用”吧！
当然，关于这些习俗的来源，还有其他的一些说法。诸葛亮的故事很久以来就在西南少数民族中深入人心，以至明朝一位诗人在写了一首诗感慨：“孟获生擒雍岂平，永昌南下一屯营。棘人也解前朝事，立向斜阳说孔明。”（李元阳《万历云南通志。地理志》永昌军民府“古迹”条录曹迂《咏诸葛营诗》）一个统治者，征服者，在两千年后还能受到不同民族这样深切的感念和崇敬，古今中外恐怕还很难找出第二个来。既然有这么多的遗迹影响，我看未必是空穴来风，“七擒七纵”的事，总会是会有些根据的吧？
陈寿的史书《三国志》中的确没有提到孟获，但其他史书，如习凿齿《汉晋春秋》，常璩《华阳国志》等书中却有对孟获“七纵七擒”的记载，应该说《三国演义》的描述是“事出有因”的，至于是不是小说里写得那样曲折生动，当然是另外的事了。诸葛亮生前死后受到西南地区各民族爱戴尊崇，《三国志》里也有记述，说诸葛亮死时“黎庶追思，以为口实”，“百姓巷祭，戎夷野祀”，数十年后、”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
说起来，现在遍布全国的各个纪念诸葛亮的名胜古迹当中，还有西晋末年十六国时西南少数民族之一的巴氐人的首领李雄修建的，这就是位于成都南郊的武侯祠。成都武侯祠有一副清代人写的对联，看了很有教益：上联是“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下联是“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这里又讲了孙子兵法“不战而屈人之兵，谓之上”，又讲了政治上审时度势与法制上掌握宽严的重要性，确实把作为军事家和政治家的诸葛亮两方面的特点都突出来了，也给后人以多方面的启发。
上面曾谈到少数民族戏曲演的戏里有《斩马谡》，说起来，诸葛亮的“攻心”战略，还真是和马谡大有关系。马谡虽然在街亭的表现不怎么样，但是“心战为上”的建议，看来还是符合诸葛亮的既定方针的。他在南征中正是采纳了马谡“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建议，才会出现“七擒七纵”的局面的。二次大战时也出现过“心理战”，不过那主要是指宣传攻势，似乎还和诸葛亮的作法有些不同。诸葛亮为出茅庐，已在《隆中对》里提出“西和诸戎，南抚夷越”的主张，也就是说在取得西川根据地后，要用和抚的基本方式来解决与生活在今天甘肃、青海一带的氐、羌和云贵川一带的西南民族的关系问题。当然，三国鼎立的竞争局面下，更能显示出三方不同的处理民族问题方式的利弊优劣来。说起来三方还真是有“和抚”、“征剿”和“征抚结合”三种方式的区别。比如曹操，他对北方民族的基本方针是征抚兼用，以征剿为主。他为了阻止袁绍与北方民族的联合，亲自率军北征乌桓就是一例。
到著名避暑胜地北戴河，当地人们会告诉你西北方向的一座山，当地俗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