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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权则不同，事实上是惟求偏安自保，无意天下争雄，所以他就成了天平上的砝码，放在哪一边，那边的份量就重。但甘宁等人也向孙权献策：“南荆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诚是国之西势也。”要把荆州当作东吴的西部藩屏。当时曹操的现实威胁最大，所以联刘抗曹，就是他唯一的选择了。而促成这一局面实现的，在刘备一方是诸葛亮，在孙权一方则是鲁肃。
小说戏曲中的鲁肃是个忠厚好人，好象老是在被诸葛亮利用似的。史书记载却非如此。鲁肃绝不是个窝囊废，相反非常精明。他最初劝孙权与刘备结盟，是要让刘备以汉帝宗室的身份统带刘表部众，顺利“则宜抚安，与结盟好；如有离违，宜别图之，以济大事。”刘表部众降曹后，又是他亲自到当阳见刘备，“劝备与权并力”，主动促成了刘孙联盟。当时荆州并不在孙权管辖之中，而是曹操据有，所以刘备寄人篱下，不得不以“借”的口实向孙权要求“都督”荆州时，又是鲁肃竭力劝孙权答应下来，把这个“画饼”给刘备聊以“充饥”，达到“共拒曹公”的战略目的。当时周瑜、吕范等人主张趁机扣留刘备，鲁肃认为应趁曹操在荆州立足未稳时，借刘备的力量安定荆州，给曹操多树强敌，为自己多结盟友，才是上策。（“曹公威力实重，初临荆州，恩信未洽。宜以借备，使抚安之。多操之敌，而自为树党，计之上也。”
《三国志。鲁肃传》）
但荆州是在刘备还是在孙权手中，作用可是大不一样的。史书记载，曹操听到孙权把荆州借给刘备的消息时，正在写字，大吃了一惊，笔都掉在地下了，可见荆州到了刘备手里，对曹操意味着多大的威胁。
赤壁大战中，孙权自认为是主力，也觉得荆州作为胜利成果，当然属于他所有。但实际上他当时还没有足够的实力去治理，也不能有效的防止曹操卷土重来，所以暂时要借助刘备的力量和声望管理守卫荆州，作为他的一道屏障，这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借”。鲁肃、诸葛亮作为老谋深算的政治家，就象高明的棋手，看的不是一步两步，而要看到十步八步，以至更多才行。所以诸葛亮知道荆州可“借”，而鲁肃也是真心实意的愿“借”。各自都有各自的想法，实际上也在斗智斗谋。看来这个“借”，还不是单方面的，而是双方互相借助，互相利用。后来鲁肃单刀赴会，要求归还荆州时，关羽说：刘备也参加了赤壁大战，“身在行间，寝不脱介，努力破魏，岂得徒劳，无一块壤？”并非毫无道理。
有人会说，两家既然有结盟抗曹的大局，何必闹的这么张扬，协商一下不就得了吗？事实上鲁肃是顾全大局的，他一方面积极交涉，使刘备答应以湘水为界，后来还把长沙、零陵、桂阳等荆州的大部分郡属都给了东吴，但仍然保留荆州作为刘备北伐的基地，还特别向孙权指出曹操还在威胁双方，吴蜀应当同仇敌忾，不能闹矛盾（“曹公尚存，祸福难构，宜相协辅，与之同仇，不可失也。”）。但他一去世，情况就变了。曹操利用荆州归属相争造成的矛盾，需要借助东吴力量给他解围。关羽在荆州攻克樊城，水淹七军，斩庞德，擒于禁，威震华夏，曹操不得不商量着要迁都到许都以避其锐，蜀汉势力空前强盛。司马懿建议并许诺孙权“割江东以封”，让他派兵抄关羽的后路，鲁肃经死，才发生了吕蒙用计，白衣渡江，使关羽兵败麦城的事。
曹操对刘、孙的争夺，采取了“坐山观虎斗”的策略。所以关羽闻讯急忙回军救荆州，曹操下令不许追击，就是想看到关羽、吕蒙鹬蚌相争，久峙不下。没想到关羽失败得这么快，这么惨。孙权收回荆州后，也害怕刘备兴兵复仇，想引祸水北流，于是把关羽首级送给曹操，暗示刘备，这是受曹操指使的。没想到曹操比他更明白，将关羽的头以诸侯之礼葬于洛阳，撇清干系，表示与己无关，果然把刘备的怒火引到东吴方面去了。看到曹操玩了这么漂亮的一手，孙权也赶紧在当阳礼葬关羽遗体，这就是为什么当阳有个关陵，洛阳又有个关林的缘故。
政治、外交上的三角关系需要借助第三方力量。彝陵之战，火烧连营八百里，东吴虽然取胜，但也闹了个两败俱伤，最后还是让曹魏“合纵”之术坐收渔利了。所以刘备死在白帝城后，诸葛亮很快就派人与孙权通聘修好，再结盟誓，才能够专意北伐，“六出祁山，九伐中原”。可惜国势已经伤了元气，只能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了。
这么瞎聊，可又应了一句歇后语：“看三国掉眼泪——为古人担忧”。但是直到现而今，大到国际政治，贸易格局，小到人际关系，这种或明或暗，微妙复杂的三角关系还是到处可见的，能不能处理得成功，确实需要智慧胆略。三国的经验教训，是否还有一定的教益呢？
三国的经济战（陈酿三国之十）
有一个笑话，说一个人迷上了《三国演义》，成天捧着书看，啥事也不管。一天，老婆对他说：“家里快没粮食了，咋办？”他正看到“群英会蒋干中计”周瑜领着蒋干察看后营粮草一段，便随口回答：“帐后粮食堆积如山，何谓无粮？”第二天，老婆说：“家里一粒米都没有了，快想个法吧！”，这位仁兄正看到“出陇上诸葛亮装神”，又用诸葛亮的话答道：“陇上麦熟，可就食了。”
这说明了《三国演义》的魅力和在群众中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可看出《三国演义》化了不少笔墨来写粮食问题，还有什么“乌巢劫粮”啦，“许攸问粮”啦，诸葛亮造木牛流马运粮啦，等等，连曹操马踏青苗，按照他自己颁布的命令都该斩首，后来是“割发代首”，以示惩戒。这些有名的故事，都说明在军事竞争中粮食，后勤保障机制，或者更扩大来说是后方经济问题对于战争的重要意义。没有基本的经济保障，是无法赢得胜利的，现代战争更明确指出是经济实力的竞争了。
三国群雄也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在军事对峙的同时，也抓紧发展各自的经济，实行不同形式的改革，尤其是农业，实际上又是另一种形式的竞争。从现在看来，正是由于三国时期的竞争局面，才加速开发了长江流域地区，使它们具备了与一直发达的黄河流域地区争雄的某些经济实力。
三国时期，原来比较发达的中原经济因为连年战乱，破坏得很厉害。据统计，东汉末年中国人口有五千六百多万人，到三家归晋后，才剩下一千六百多万人，不到三分之一，当时曹操的诗有“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应断肠”之句，就是中原的真实写照，正可与史书记载互相印证。三分之初，东南、西南的经济和中原相比，显然还没有充分发展起来，蜀国人口只有九十多万，吴国也只有二百三十万，士兵约占十分之一左右，还不算数以万计的各级官吏，在实力上自然难以与曹魏抗衡。战争不仅仅是军事上的对抗，也是经济实力的对抗，而谁先掌握充足的经济实力，谁就有希望在军事上获得胜利。
三国重要的经济改革措施中，首先是屯田，就是组织军队和农民屯垦，好象我们的生产建设兵团，这是一种战争时期的生产体制。三国都先后搞过屯田，但最有成效的是曹操，因为中原受到的战争破坏最大，严重缺粮，长安一斛谷子卖到五十万钱，“居者无食，行者无粮”，国民生计已是大问题，何况还要进行战争。曹操最早实行军屯、民屯，表现出极大决心，并特别设置了“大司农”“典农中郎将”等独立的官职系统，规定屯民将收成的一半左右交给政府，以充军粮，司马懿则更明确提出“灭贼之要，在于积谷”，他们广泛兴修水利，改进农业用具，使农业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兵粮充足，胜券也就在握了。
蜀汉素有“天府之国”的美誉，战乱中受到的破坏也较少，刘备入蜀之初，原准备把大片良田沃土赏赐功臣，赵云劝止说：“益州人民刚刚经过一场战事，还是应该把田宅归还给他们，使其安居乐业”，既可以安定民心，又有利于恢复发展生产，刘备接受了这个意见。诸葛亮在汉中也实行过军屯，主要是解决北伐中军粮运输的不足，后来姜维屯田，则是为了躲避宦官黄皓的猜忌。
大概是诸葛亮曾经“躬耕于南阳”的缘故，他一入川，就十分重视水利，尤其是秦汉时期修建的著名工程都江堰的维护，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说：“诸葛亮北征，以此堰农本，国之所资，以征丁千二百人主护之，有堰官。”四川的丝织业当时为全国之冠，号为“蜀锦”，诸葛亮认识到“决敌之资，唯有锦耳”，是与魏、吴以至通过滇、缅到达海外贸易的拳头商品，所以也大力发展相关的手工业。成都也因此叫做“锦官城”，“锦城”。
三国鼎立还促进了长江流域的开发。中国文明长期以来是以黄河流域为主发展起来的，中原的战乱，使大批富有生产、管理经验的人才，从黄河流域流向东南、西南长江流域，使中原的工农业技术应用在富庶的自然资源条件下，产生了明显的效果。刘备带去的人才大多是“南下干部”，曹操在淮上与孙权争夺时，曾下令当地居民北迁，不料弄巧成拙，十几万户反而渡江南来，凭空增加了东吴的实力。
就拿诸葛亮三兄弟来说吧，都是中原知识分子，后来却各为其主，哥哥诸葛瑾在吴国当过大将军，从弟诸葛诞在魏国做官，做过扬州刺史，镇东大将军，当时人们说，三个诸葛中，“蜀得其龙，吴得其虎，魏得其狗。”这只是名次排列，里面可没有骂人的意思。可以看出人才的流动和分布，这就为促进蜀、吴两个地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如果大家都抱定宗旨，死守经济先进地区，没有必要的人才流动，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