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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会有人把“癌性格”的诸多特征都占全了，顶多就是占上一两项或几项。再说谁愿意生来就有一副“癌性格”呢？有时一个人对环境是无能为力的，而长期生活在“癌环境”里，性格又怎么能保证不生癌呢？癌症本来就是近几十年才发现的，好像现代社会就容易培养“癌性格”。一个人了解自己的性格并不难，想改变可就不那么容易了，“本性难移”嘛！但，“难移”并不等于绝对不能移，有人受强刺激会发疯，发疯就是改变。生活中不乏这样的情况，一个人在遭受了重大的事变之后，性格会发生突变。这就看是不是轮到了那一步。据北京“抗癌乐园”的调查，检查出癌症后加重了“癌性格”的患者，早早地都死了，可谓越怕死，死得就越快。知道自己得了癌症，试着改变自己的“癌性格”的，相当多的“老癌”存活下来。真是应了一句老话：“性格即命运。”
现代人时兴逼着孩子自小就学绘画，学弹琴，学外语……能有条件多学一点东西未必不是好事。但，学什么都不如让孩子养成一个优秀的性格。爱因斯坦有言：一个人智力上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性格的优秀，这一点往往超出人们通常的认识。
爱情欺负什么人
对不同的人来说，爱情的分量也不一样，从重达千斤到轻如鸿毛的都有。有人时刻准备用整个生命去爱，为了爱而生存，为追求伟大的爱情即使毁灭了人生也无怨无悔。此乃悬空式的伟大恋人，把自己整个吊在了想象中的爱情大树上。任何爱都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愈是优秀分子，由于智商高，知识多，想象力发达，这种主观色彩就愈重。而客观事实是，那种伟大的灿烂辉煌的爱情不是很容易碰得到的。于是，视情感为自己唯一所拥有的最珍贵的东西，便铸成了天下情人的悲剧因素。
爱情的辉煌在于浪漫，爱情的长久取决于清醒地对感情的把握这是另一种人的爱情观。不管讲起来多么动听，写在纸上多么漂亮，爱情只是人类生存的一个重要内容，而不是生存的全部。不论所爱的人多么重要，也不可能取代一个社会。正如鲁迅所说：“人必生活着，爱才有附丽。”普通人往往既需要爱，也不能离开养育这种爱的现实世界。如果不是选择死，而是选择生，就不能排斥理智。理智是人类为了生存而付出的“沉重的而又无可奈何的代价”，人要生存就不能没有理智的帮助，不要理智就是取消人类的存在。
然而，古典式或是浪漫式恋人所信奉的真正的爱情有三个特点：强烈、疯狂、毁灭。这显然排斥理性。
理性介入爱情，必然注重现实，讲求实际。这很容易被指责为平庸，不懂得爱情。而在爱情的波涛中翻船溺水的，常是那些对爱情懂得太多的人。
古今中外举世闻名的爱情和各种艺术作品里的爱情，就是一种美丽的诱惑。正因为真正的爱情难寻，人类基于对爱情的渴望才生出许多想象，编出许多故事。无形中给爱情定出了一种标准。倘没有这个参照系，人间也许会少些爱情悲剧。实际上每个人的爱情都有自己的条件，自己的特殊性，跟谁的都不一样，尤其是跟古今中外的著名的爱情范例不一样，这才是你的。
追求理解，寻找知音其实上帝造出男人和女人是为了让他们相互爱恋，未必是为了让他们相互理解。人际之间尤其是男女之间不可能有严格意义上的真正彻底、全无保留的沟通。
从某种意义上说什么是婚姻？婚姻就是包容，包容婚姻的缺点。
优秀女子的感情负担太重了。爱得浅了不够味，怀疑不是真正的爱情。爱得太深又会患得患失，不仅会爱得没有了自己，还将最终失去所爱的人。说起话来很“现代”，真正动真情爱上一个人却又很“传统”。
优秀而幸福的女人多半都有一颗平常的心，她们活得自然而又完整。为爱情而生为爱情而死的生命例子常常是有缺陷的尽管这种缺陷也不失为一种美，一种高尚。“一个婚事顺利的普通人要比一个过独身生活的天才幸福得多。”
所谓用彻头彻尾的现代观念来武装自己，就是为了对付爱情的从属性和不平等。把人类“最可怕最沉重的一种情感”转化为一种“轻松、自由、信任、豁达”的男女关系。这就是现代爱情的基本观点。
“对男女双方而言，爱情是在为生存而战。”韦娜《两性差异》
社会继续开放、观念不断变化，带来了许多快速而多变的感情问题。婚姻的缺陷暴露得最多。感情的渴者和流浪儿多、情人多。几乎冲击了各种年龄各种阶层的人。心里岿然不动者是少数，已经采取了行动的也是少数，大部分人是心有所动或正准备动。至于怎样动，动的结果如何，那就难说了。
敏感的人总是先动，所以要格外珍重。
大 编 辑_____蒋子龙
上个世纪的70年代末，我刚走上文坛，那时正时兴住到出版社的招待所里改稿，作者随写编辑随看，提意见方便，修改也方便。少则几天、十几天，多则几个月乃至一年半载，一部书就完成了。当时电视机以及其它娱乐性节目还没有介入人们的生活，住在招待所改稿的生活非常简单，一早一晚或星期天，大家就凑在一起聊大天。改稿的作家来自全国各地，有老有少，有能侃的，有阅历丰富的，因此我得以听到了许多文坛掌故。老作家们经常谈论的一个话题，是关于编辑的故事，也就在那个时候，我记住了一种称号：大编辑。
什么样的编辑担得起一个“大”字？比如秦兆阳，主持《人民文学》编辑部的时候推出了王蒙、李国文、刘绍棠等一批成了大气的青年才俊。比如人文社的龙世辉，一提到这个名字人们就会想到《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等。比如中青社的肖也牧，想起他人们立刻便想到了《红旗谱》、《红日》……
受了那些老作家的影响，我开始注意观察编辑，认真而自觉地接受他们的指导。所以，至今我还能清楚记得跟所有编辑交往的细节，以及他们的风格和轶事。
1975年秋天，我住到天津宾馆参加第一机械工业部系统工业学大庆会议。《人民文学》的老编辑许以，不知从哪里知道了有我这么个人，从北京来天津找到我的工厂，又从工厂找到会场，将我从会场上叫出来约稿。那是我生平第一次接触编辑，真的是受宠若惊，几天后便写出了《机电局长的一天》。从此也就跟文坛撕扯不开了。
1979年初夏，我割痔疮住院，《人民文学》的编辑王扶顶着大雨，被浇得通身透湿到病房向我组稿。我已经有四年多没有摸笔杆，并向家人和朋友们多次表白此生再不写小说。但身上的文学虫子还没有全部死光，被编辑的诚意一感动，就心活手痒，写出了《乔厂长上任记》。
1980年初，我到北京文学讲习所进修，有幸摊上了秦兆阳老先生做我的指导老师，得以近距离地聆听大编辑家的教诲。有一次南方一个刊物催稿甚急，我用大半夜的时间赶出了短篇小说《狼酒》，第二天早晨讲习所通知我，带着新作去见秦先生。当时我犹豫了一会儿，最初是不敢带《狼酒》去见先生的，自己知道它是什么成色，怕让先生失望。可手边又没有别的新作，只好硬着头皮拿它充数。秦先生让我在他的书房里随便翻书，老人家默默地先把《狼酒》看了一遍，然后拿起铅笔看第二遍，这一次是边看边写，有时写在我的稿子上，有时写在旁边的白纸上。我神经紧张。不知老先生在写些什么，却又不敢凑过去看。
直到先生看完第二遍，才招呼我坐到他对面，上来并没有批评我，只是就稿子论稿子，先分析《狼酒》里的人物，哪儿该加什么，哪儿该删掉，才能使人物性格的发展更合理。接着又剖析我的故事，指出结构该怎样调整，哪一段该提到前面来，哪一段往后挪……三下五除二，连我自己都觉得《狼酒》面目一新了。那天整整浪费了秦先生大半天的时间，谈完了对稿子的具体修改方案之后，才含蓄的告诫我不可过分依赖兴之所至一泻千里，动笔前多在构思上下工夫，想透了再动笔，写的过程中才会出现真正的神来之笔。
1981年我答应《当代》的编辑贺嘉，在某个星期二来取稿。那时候我的工厂是休息星期二，让他赶在我歇班的日子来好接待。不想那个星期一快下班的时候设备出了故障，抢修设备我这个车间主任是不能不在场的，一干就是一个通宵，直到第二天的生产恢复正常了我才回家。回到家看见贺嘉正在我的门口转磨磨，他是从北京坐早班车来的，可我答应给他的中篇小说由于夜里加班，还差几千字的结尾没有完成。
那时我的居住条件是“伙单独厨”——即两家合伙住一个单元，但每家各有一个独用的小厨房。我们简单吃了点东西，我拿出已经写好的前面6万多字，让贺嘉在卧室里审查，我将切菜板搭在厨房的水池子上，给小说写结尾。我们两个一直干到傍晚，贺嘉将前面的6万多字编辑完了，我又写出了4千字的结尾，然后交换，我修改前面他指出来的错误，他继续编辑小说的结尾部分。这就是《赤橙黄绿青蓝紫》产生的过程。
后来秦兆阳先生看了这部作品，寄来一封密密麻麻写满了7页纸的长信，至今那仍是我最珍贵的收藏。作家不会忘记编辑，写和编是一种缘分，像一对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