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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并不非要服从自己的侵略性冲动不可，这的确是很幸运的。我们在不断抑制自己的侵略冲动，不然整个社会就乱了套，就会出现暴乱和战争时期社会道德准则崩溃的情况——无政府主义的丑恶嘴脸就会在一片混乱中发出得意的微笑。
到70 年代末，我开始振作起来。我们对黑猩猩行为的了解表明，人类的侵略倾向的确深深地扎根于我们灵长目的遗传因素之中。但我们的关爱和利他精神也同样源出于此。看起来，与黑猩猩的侵略行为相比，我们的丑行要恶劣得多。而我们的利他主义和自我牺牲中所体现出来的英雄主义也比黑猩猩的伟大得多。我们已经知道，黑猩猩会对处于危险中的同伴的直接需要作出反应，尽管这对他们自己也有很大的危险。然而我认为，人类具有复杂的大脑功能，只有人类才能够在充分意识到目前或者未来将付出什么代价的情况下，作出自我牺牲的行动。
如果黑猩猩能够理解去救同伴会有生命危险，他们还会不会选择死亡，这我就不得而知了。看来，猿类不大可能理解死亡的概念：这样他们就不可能作出为朋友牺牲自己生命的有意识的决定，尽管他们的帮助行为也许会带来那样的后果。我们人类肯定能作出这样有意识的决定。只要看看报纸和电视，我们随时都能发现许多自我牺牲的英勇事例。最近发生在英国的一个例子就是皮特·高斯。就在他即将赢得环球游艇大赛，顶着一场可怕的风暴返回的时候，他听见一个参赛伙伴的呼救信号。他毫不犹豫地冒着生命危险把一名法国参赛选手从已经被风浪打得散了架的游艇上救了出来，而且还牺牲了赢得令人羡慕的大奖的机会。有些最激励人的英雄故事来自战场。那些男人们和女人们冒着生命危险——或者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去营救一位受伤的战友或者身处险境的战友。在英国，维多利亚十字勋章是授予最勇敢者的勋章——很多人都是在死后被追授的。在被占领土上的抵抗运动战士一而再，再而三地执行对付敌人的秘密任务，尽管他们面临着死亡的危险，或者痛苦的折磨和拷打。他们为了自己的信念，为了自己的祖国，不惜牺牲自己甚至自己的家庭。
在惨无人道的死亡集中营里，自我牺牲的事例更是不胜枚举。奥斯威辛集中营①＇1＇里曾发生过一件催人泪下的故事。一个波兰人在面对死亡判决的时候哭着哀求不要让他死，因为他还有两个小孩。就在这时候，把生死置之度外的牧师圣马克西米利安 ·科尔比走上前去，表示愿意替他去死。纳粹把科尔比在饥饿地牢里关了两个星期，然后将其杀害。他的故事在暗五天日的集中营里传扬着，成了鼓舞依然被关押的人们的希望和爱的灯塔。
这样的事情不仅仅发生在死亡集中营里。奥斯卡·辛德勒曾经在波兰雇佣和营救了无数的犹太人。斯蒂芬·斯皮尔伯格的《辛德勒名单》将使他那极为无私的行动百世流芳。在纳粹占领下的立陶宛，有两位领事的英勇事迹则不太为人们所知。荷兰代理领事扬·茨瓦尔滕戴克在没有任何授权的情况下，给将近2000名立陶宛犹太人签发了通行证，帮他们逃离那个即将被纳粹占领的国家。这些文件以荷兰政府的名义允许他们进入荷兰殖民地库拉索岛。①＇2＇茨瓦尔滕戴克本人也侥幸脱脸。日本驻立陶宛领事杉原千畝直接对抗东京的上司，给几千名犹太人发放了途经俄国去库拉索岛的签证。他知道自己因此将承担的风险，不但会丢面子，而且会丢官。但他是个武士，知道要帮助有困难的人。他说：“我大概只好违背我们政府的意愿了，如果我不这样做，我就会违背上帝的意愿。”他回到东京之后，的确受到了屈辱，后来在贫困中默默无闻地死去。但是，有大约8000名立陶宛犹太人得以逃生，否则他们都将死在集中营里。这是那段大屠杀的历史上第三大营救行动。据估计，1940年由于这两个人的英勇行为而得救的犹太难民的后代，如今已经达到4万人。
对于基督教徒来说，最重要的事件（包括耶稣的复活）就是耶稣深知自己会受到什么样的苦难，却把自己交给了迫害他的人，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父啊……求你将这杯撤去。”他在客西马尼园祈祷说。“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他牺牲了自己，因为他相信自己的行为将拯救人类。
正是仁爱、同情和自我牺牲等无可否认的人类品质给了我对未来的希望。我们人类有时候确实很残酷，很邪恶。这是任何人都否认不了的。我们纠集在一起相互对抗，我们用语言和行动相互折磨，我们不仅打斗，我们还杀人。但是我们也可以做出最崇高、最慷慨、最英勇的行为。生离死别
我们已经知道，人类的同情心、利他精神和仁爱都深深植根于我们遥远的过去。爱有许多形式，可是我们常常把这个词用得很滥。我们爱自己的朋友、家庭、宠物、还有自己的国家。我们爱自然、风暴、大海。我们爱上帝。无论我们爱的是什么，爱得越深，一旦我们所爱的人或者东西失去之后，我们的悲痛也越深。我们的悲痛程度不是取决于我们所喜爱的物体的性质，而是取决于我们对它所爱的深度。一个孤独的、跟自己所喜爱的猫或狗生活在一起的人，会因自己的宠物死亡而悲痛欲绝，其悲痛程度要远远超过因一个亲戚（甚至父母亲）去世所引发的悲痛。这是非常合乎情理的，因为他与他们之间的关系中不存在真正的爱。
由于人类有死亡的概念，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有生就会有死，知道自己有一天也会走到生命的尽头。几乎可以肯定，我们是具有这种知识的惟一生灵。黑猩猩能理解生和死的区别。在脊髓灰质炎流行的时候，“奥莉”那刚满周岁的幼仔因患此病而几乎瘫痪——他只会呼吸和喊叫。他似乎能感觉到疼痛，因为每次他母亲一动他就尖叫。她温柔地抱着他，仔细地把他那瘦弱的四肢放好，防止碰断它们。那情景实在令人感动。后来，在她与她女儿“吉尔卡”一次长时间的相互梳理过程中，那幼仔死了。“奥莉”对待他的方式有所不同，而且极具戏剧性。随后三天，她仍然带着他四处活动。可是她带的已经不是她的幼仔，而只是个物体罢了。她提着他的腿，把他搭在背上，还头朝下地把他往地上放。她以前也失去过幼仔。她知道。可是，年轻母亲“曼迪”在第一个幼仔死后的3天里，一直把死孩子当活的对待。等到尸体开始发臭，并招惹苍蝇的时候，她对死孩子才不那么无微不至。看起来黑猩猩似乎要有所体验才能明白死亡是不可逆转的。如果“曼迪”的下一个幼仔又得了病，她会不会害怕他会死去呢？她会不会记得疾病会使她的幼仔身体逐渐虚弱，以至最后死亡呢？也许吧。黑猩猩的行为继续使我们感到吃惊，因为他们不断表现出我们原以为只有人类才具备的某些特征。但我认为他们还不具备死亡的概念。他们也不会有死而复生的概念，对此我更加深信不疑。
我本人从来没有惧怕过死亡，因为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我们死后，我们的精神或者灵魂会继续活下去。我只是想避开死亡的过程。我想大概我们都是如此，因为这个过程往往和疾病与痛苦相关——在现代医院里，死亡还与各种使人失去尊严的治疗联系在一起，因为生命是靠各种管子和输液来维持的。这是活着的死。我想我们大家都希望能死得比较突然，希望在我们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走得快一些，因为这不仅是为了我们自己，也是为了那些爱着我们的人。（而且还节省许多钱。死亡的开销有时候大得惊人！）
在西方社会，死亡不是人们议论很多的话题。人口中65岁以上的人数比例在上升，可是我们仍然在强调要年轻，要保持青春。生了病的人很快就被送去由陌生人护理——而且往往不只是对病人有好处，还因为亲属不愿意卷入对他们疾病的护理。
在危重病人面前，我们感到很不自在，其中部分原因是，我们从感情上不知道如何对待他们的病痛。不过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它使我们感到自身的脆弱。现在，人们很少把遗体放在客厅里让亲友向死者作最后的告别。人们觉得这样太令人伤感，而且让人害怕。既然我们活着，死亡就应当置于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所以我们就创造了一个奇特的人为环境，在那里熟悉死亡的只有关怀室的人员、医生、护士、护理人员和殡葬人员。
过去，人们都死在自己的家里，临死前一家人都围在四周。外婆是亲眼看着她自己的母亲去世的。当时呆在病榻边的是她和一个护士，她们是看着老人咽气的。我永远也忘不了外婆对我说的话：“我们俩都看见她嘴里冒出一股白气，稍稍悬停后就消失了。我们知道那是她的灵魂离开她的躯体。”
德里克死的时候，我在他身边，但我没有看见他的灵魂离开。我确实听到他临终之前那沉重的呼吸声。他去世前的3个月，我一直在他身边。当时的每一天都是我一生中最难受、最残酷的——看着自己所爱的人因患癌症而慢慢地、痛苦地死去。我以前一直认为这种事是我无法应付的。可是事到临头，我也别无选择。我不得不看着他日渐虚弱，看着他在受苦，看着他离开人世。许多读到这本书的人，将会理解这种折磨人的体验。那些还没有读到的人，将来完全可能会有这种可怕的体验。
1979 年9月，德里克经预约去达累斯萨拉姆看了医生，当时他已经出现过几次严重的腹痛。我至今也不知道他当时是否已怀疑自己得了癌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对诊断结果将是什么会那么肯定。他刚刚离开家，我就忍不住痛哭起来。我觉得自己仿佛是在读小说的时候受了感动。我一头扑倒在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