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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也是这样，平安朝这一太平时代，佛教非常繁盛，一到镰仓时代的战乱时期，流行的便是异常简洁的禅宗。昭和时代早已不是太平时代了。马克思、列宁的教义在俄国被禁的事略有所闻，与罗马法皇禁读《圣经》的政略如同一辙，战乱时代，哪儿都需要一点单一化的思想口号。日本现在的战斗口号是“为了东亚和平”。反对一切战争的克鲁泡特金，在世界大战之际，对自己所率的一伙无政府主义者说，“若德国战胜，和平就不会来临，因而我们支持协约国作战”，从而倾力援助协约国军队。战争既已发生，比起一味作理想的思考，加深对现实的认识，接近理想之境会更快些。
在我国，除了战乱，人的生命沦丧得最厉害的，要数大正十二年的大地震了。在法国，大约相当于关东大地震死难者人数的人，死于巴托洛梅为之在巴黎拉歇兹神父墓地制作了雕刻（死者纪念碑》的那场大虐杀。这是一场旧教徒的大虐杀。这场虐杀中被鲜血浸染过的那幢淡黄色的三层楼石砌建筑，当我从巴黎城的小岛上眺望时，心里犹能生出阴郁之感。这场大屠杀，可以说是古今整个历史中最大的一场屠杀，而这场屠杀又是发生在最最尊崇仁爱的基督徒之间。两千年来，神的问题经由各个阶级，不断成为欧洲人生命、生活和道德的对象。但在日本，人们精神的对象通常是自然，这一点与基督教尚未出现之前的古希腊颇为相似。希腊的奥林匹斯诸神，如同我国的八百万神祗，希望在民间培育起一种自然的秩序，这在今日的欧洲仍是一个不断期盼着的神话。借助科学寻求自然秩序和真理法则，既是一种神话，同时也是一种理想。在欧洲，作为人们生活对象的神遭受伤害是事出有因的，科学一改蒙受了一千五百年压迫的命运，而宗教则不断地杀戮着人，与此相反，宗教对人的生命的伤害这种事在日本几乎不曾发生过。但科学一旦演变为社会科学，就势必会对守护自然科学的神抵们持以否定的态度，这是一种奇妙的逻辑，许多人的生命或许就是在这种颠倒中消失的。这十年间，精神科学一直处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夹缝中，为应该袒护或支持哪一方而举棋不定。但即使马克思，也不允许在自己的头脑中随心所欲地否定神抵。高尔基说，神抵存在于民众之间。法兰西的左翼至今仍保持着星期天上教堂做礼拜的习惯，这是我亲眼目睹的。
由于人类不可能无限度地追问自然界的一系列原因，因而神为不少学者所信奉；但由于这种不可能，神又为另一部分为数不少的学者所否定。时至今日，民众在这中间也相应地分为两派。第一个把精神科学当做科学并赋予其价值的学者是笛卡尔，笛卡尔肯定了这样一种设定：神是超越在人的认知能力范围之外的一种存在，但他并没有否定神的存在。
“我要公开说明，在我的证明中，几乎采纳了前辈为神存在所作的辩护中曾提供过的所有论证”，笛卡尔说，他将理解神的存在在方法论上的可能性，置于自身的认识之上来加以证明，但此时，他对人类探求神的目的这一暴举，则持警戒的态度，要求人们避免将精神科学耗费在人类所无法探究的事物上。继笛卡尔之后，社会科学乘虚而入，在精神科学有所不能的地方，尽其所能上下折腾个遍，怦然一付秉承神的意旨的姿态，由此导致了现代的混乱。就像海水从蚁穴灌入一样，精神世界为物质所填塞，武器作为物质界的化身，便占据了这个世界商品的王座。这一来，消费品便成了人本身，物品生产与消费的关系便附体在操纵这种关系的人身上。这种毫无制约的经济，由苏联影响到了中国，并进而左右着各国知识界的选择。二百年前，接过笛卡尔手中传下的接力棒，断言人类无法对神的目的和用意作出探求的斯宾诺莎，他那偶然产生于某日的谦让心怀，竟在后世掀起了这样一场轩然大波，这是当时的人连做梦也想象不到的吧。
巴托梅洛雕刻的那场大屠杀，是由法国旧教徒发起。与此相反，在英国，却是一茬又一茬的新教徒在虐杀旧教徒。我在这里也能看到，伦敦塔是个屠场。英国国王为了从罗马教皇的控制下逃逸出来，便让反抗罗马教皇的新教徒得势，自己成为新教之王，从而赢得民众的支持。这是人所皆知的史实。然而，结果却招致了正宗旧教、罗马教皇的学生、西班牙国王的愤恨，英国与西班牙的战争便由此一代代连绵不绝。伊丽莎白时代以来，英国国王的势力趋上升势头，在受西班牙压迫的同时，新教转而压制起旧教来，旧教徒被驱逐到了海外，结果，耶稣会派数一数二的重要人物Francisco Xavier罹受了由巴黎大学流亡到日本平户的命运，开始在我国播下了基督教的种子。借助织田信长＇注＇的势力，强迫全日本三十万知识阶级予以接受。一册新教的抄本，由于某种原因被带入德国，德国作为西班牙的领属国，位于最远离马德里的地方，文化发展迟晚，对旧教的指令十分淡漠，因而新教在这里成了燎原之火。但这火不仅是新教之火，而且还成了马克思之火，进而烧毁了各个民族的传统之根。人类不可能探求得神的目的，这一斯宾诺莎知识论的最终结论，就这样在欧洲诱致了各种各样的运动。于是，时至今日，马克思的思想就像新教旧教之争一样，如今也开始分成了斯大林和托洛斯基两派。如是思考的话，那么在我看来，日本便成了对此一无所思的一幅全新的山岳图。在这片山岳中，几乎什么都杂然混合其间，聚满了力主欧洲知识的普遍性和妥当性的学者群。但这种对理性普遍性和妥当性的运用，使人感到的是运用者各自的过去。对我们说来，既然要紧的不是未来而是现在，那么由于对过去创造着现在这一普遍认识深化了我们对历史的认识，从而在我们心里产生出有关历史的各种独创性感想。力主将诸种并列的观念悉数栓牢在理性身上，从而推进文化的发展，与在运用这些观念的过程中，注意将基于自身生活实际的心理和思想填补进去，从而促成文化的发展，在这两种倾向之间，在理想的名义下，科学被引导了进来。但科学的目的并非人的目的，而是自然的目的。科学是自然的法则。科学家总是以科学的目的当做自己的目的，然后将它拴在人的目的上，而没有意识到这样一来，科学已不是科学，而成了伦理学。最初察觉到这一点的，是文学。一言以蔽之，文学乃是对有着“思考的芦苇”之称的人所作的思考。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