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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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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他的家乡扬州,一场文坛骚动把整个城市搅了个天翻地覆。1934年,江泽民8岁那年,一本名为《闲话扬州》的书在上海出版,作者是一个名叫易君左的政府官员。易把自己在扬州所看到的东西贬斥为无处不在的堕落和冷漠,并把扬州描绘成一潭死水,是滋生懒汉闲人的温床。他在书中写道:“扬州像是一个没落中的大家族。”易还提到了勾结日本人这个充满爆炸性的问题,并顺带引用了8世纪时一位诗人所说的一句话:“全国的妓女都是在扬州培训的。”(译注:查《闲话扬州》,有以下一句:“古人说的烟花三月下扬州,全国的妓女好像是由扬州包办。”故这句话其实是易君左所说。“烟花三月下扬州”为李白名句。)扬州人愤怒了,并成立了一个“究易团”。该团体由一位非凡的妇女领导,她是10个孩子的母亲,并创办了一个天足会和一所女子学校。后来,该团体迫使易君左作了公开道歉并支付了800元的赔偿金。这本招惹是非的书遭到了查禁,出版商也同意销毁所有的存书以及该书的纸版。 
    但是让批评者三缄其口并不等于问题解决了。易君左的书不仅仅是对扬州的辛辣讽刺,也是对全中国的批评。即使当日本军队从北方长驱直入的时候,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军队仍在相互厮杀。共产党进行了为时一年、行程6000英里的战略性撤退,这被称作“长征”。在此期间,在1935年8月,共产党提出停止内战,建立统一战线,共同抗日。但敌对的双方仍充满仇恨,无法搁置歧见。“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学生们呼喊着这样的口号。1936年12月,内战发展到了最紧要的关头。由于不满蒋介石一味“剿共”、消极抗日的政策,一些国民党士兵在张学良将军的率领下发动了一场小型军事政变。他们在蒋视察古城西安的时候挟持了他,并把他囚禁起来,直到他同意与共产党组成一个联合阵线,共同抵御外国侵略者。 
    作为中学入学考试的一部分,10岁的江泽民写了一篇文章支持张的行动。江家是一个颇有政治觉悟的家庭,江泽民从孩提时代起,就已经明白他应该站在哪一边。他考进江都县立初级中学时,入学考试成绩位列前10%的学生中。1937年夏天,他转入扬州中学就读,该校当年在江苏全省1800名考生中只录取了50名。 
    扬州中学以西方教育模式为基础,在校6年,学生们将接受严格的训练。这所学校当时已经培养出了许多政治家、科学家和文人,其中包括朱自清这位宁可饿死不吃美国救济粮的文学巨匠。毛泽东赞扬过这一具有象征意义的爱国行动,他称朱“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上学时,江背诵了许多中国古典诗词,其中不少他到老还能倒背如流。他很欣赏生活于8世纪的唐朝诗人杜甫所写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江曾引用过这首诗的最后一节,这也是中国诗歌中最为人称道的诗作之一:“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江一直很喜欢爱国主义诗文。在公开场合和会议中,他都曾提到明末学者顾炎武的名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还经常讲述宋朝丞相文天祥的故事,文拒绝向外敌投降并写下了下面两句脍炙人口的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江还曾讲起宋朝名将岳飞,他那首动人心魄的民族主义诗歌——《满江红》,使他的英名永垂不朽:“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后来,作为中国领导人,江泽民回首往事说:“当我们还是学生的时候,这些作品就深深地扎根在我们心里,使我们热爱自己的祖国。” 
    江还渐渐爱上了俄罗斯文学和西方文学。他阅读了许多译著,包括《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以及《悲惨世界》。后来,担任国家主席后,他在出访途中常去向他心目中的文学大师致敬。在俄罗斯,他参观了托尔斯泰的故居;在法国,他专程前往马赛,参观了大仲马当年创作《基度山伯爵》的地方。在扬州中学时,江还涉猎了美国文化。他研读了托马斯*杰弗逊和亚伯拉罕*林肯的演说词。时至今日,他依然能背诵出《葛底斯堡演说》,这在1986年他担任上海市长时曾令四座皆惊。 
    “我受过三种教育,”江有一次曾总结说,“第一种是中国哲学,尤其是孔孟之道。从上小学起,我就开始背《三字经》。我所受的第二种教育是资产阶级教育,特别是西方科学。我所受的第三种教育是马克思主义教育。” 


第1章 1926…1943年“我的背景就是我的家庭”
第4节 大家庭
    “我们江家有一大家子人,”主席的妹妹江泽慧回忆说,“我们所有人——祖父母、他们的四个儿子儿媳、一个女儿女婿以及他们的孙子女——都住在一起。没有人分家单过。” 
    像这样一家人住在一起,会使人想到中国人常说的“大家庭”。在这样的大家庭中,亲情纽带关系往往是既复杂又深厚的。江泽民虽然是这个家中的长子江世俊和他的妻子吴月卿所生,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却属于整个家族。 
    “当然,这样会显得有点挤,但一家人住在一起也有很多好处,”江泽慧说,“爷爷把自己对文化的热爱传给了自己的子女,甚至也传给了三哥和我这一代,就好像对文学艺术的爱好已经被植入了我们的基因。在爷爷的子女当中,像我父亲、我大伯和我七叔都在古典文学和诗歌方面造诣很深。我父亲是第六个儿子,而我的大伯是长子,也就是江泽民的父亲。” 
    什么?如果说江泽慧的父亲和江泽民的父亲是兄弟,那么江泽慧就应该是主席的堂妹,而不是亲妹妹,难道不应该是这样吗? 
    “江泽民确实是我的三哥,这不是修辞手段,也不是中国式的习惯称呼,”她缓缓地说道,有意卖起了关子,“要想把这点解释清楚,那就得从我出生时讲起了。” 
    “那是1938年,也是虎年,”她开始讲述道,“江泽民那年12岁,也就是说三哥比我整整大一轮,我们都属虎。我出生在奶奶家里,在长江的一个小岛上。那时,日本人已经打进来了,整个中国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祖母姓范,在男人们都离家之后,出身农家的她挑起了整个江家的重担。为了躲避日军空袭,她决定搬家。她把儿媳和孙子孙女集合起来,告别了在扬州舒适的家,匆忙返回了她乡下的老家。这是一个不起眼的村庄,虽然离城不太远,却不大可能受到袭击。 
    江泽慧的父亲,同时也是江泽民叔父的江上青,并不经常回家。他是一个革命者,正因为如此,他后来才会对江泽民变得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早在1928年,江上青17岁那年,就秘密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他在上海文科大学专攻文学,同时以笔为枪,写作了大量的诗歌、散文,并创办刊物和时事通讯,来批评腐败的政府,传播革命火种。当时,国民党已经顽固地坚持要消灭共产主义,这个年轻人被一个叛徒出卖了。江上青因为他的信仰而被捕入狱,但即使身处险境他也没有出卖同志。在随后几年中,他被抓了放,放了抓。尽管有好几次他都差点儿走上刑场,但他却从来没有动摇过自己的信念。不管是在狱中,还是在狱外,他都始终坚持为信仰而工作。 
    1932年,在党组织的援救下,他被释放出狱。(这时,他已经是中共正式党员了。)他回家调养身体,并又几乎立即投身到革命中去。他创办了一种激进刊物,当地方当局查禁了这刊物之后,他又毫不畏惧地创办了另外一种。警察对他进行迫害,把他从一个教师职位赶到另一个教师职位,但他仍然保持与共产党的联系,有时甚至就在国民党官员的鼻子底下。 
    尽管有进步思想,从事着地下活动,江泽民的叔父仍然和他的家人联系紧密。1935年,24岁的他甚至同意他的母亲为他安排婚事,他母亲给他挑选的妻子是自己的侄女——王者兰。而在那个时候,许多年轻的革命者已经抛弃了这种文化传统。在江上青看来,新和旧不仅可以和谐共存,甚至还能以旧促新。 


第1章 1926…1943年“我的背景就是我的家庭”
第5节 上青殉国
    1937年,中日冲突升级成全面战争,从此,江上青的人生轨迹也永远改变了。他在一首词中写道:“心事到眉梢,扶枕风萧,而今只合梦中邀。一夜催诗都是泪,便做愁浇。隔雨听芭蕉,孤馆牢骚,破书囊里恨无刀。关外马蹄惊塞野,鼙鼓频敲。” 
    像许多年轻的爱国志士一样,江上青参加了共产党的军队。起初,他主要负责新闻和教育工作,这都是他擅长的领域。他组织了抗日宣传队和工作组,鼓励人民团结起来,抗击侵略者。而后在1938年,一位名叫盛子瑾的国民党官员认识到共产党对于抗战的重要性,便请求共产党派遣一些干部前去协助他。党派了7位同志前往安徽盛的驻地,指示他们在敌占区建立党的组织,并确保共产党人对当地抗日根据地的控制。这个秘密小组就是由江上青领导的。他的公开身份是盛手下的政务秘书和抗日保安司令部的政治部主任——那可是当地国民党的第二号人物——但在地下,他却是中共特别支部书记、中共皖东北特委委员。 
    这是一项棘手的工作。国民党政府可能随时都会发现他是共产党派进来的。而与此同时,在许多共产党人看来,他似乎已经投敌。他以公开身份协助盛的工作,并很快被盛任命为第五游击区政治部主任。但在地下,江上青一直在做当地民众的工作,使他们转而拥护共产主义。他还设法说服盛把两支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编入国民党军队。 
    江上青的工作进展顺利,这时他的国家却日益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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