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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当我们一起参加社交或政治活动时，”宋健接着说，“他会走到我跟前问我，‘你有没有听说什么新的理论？不要让我一无所知！’”江对于新的科学思想的浓厚兴趣，似乎赶得上某些人对新的谣言的兴趣了。
“对科学家和知识分子来说，生活在江主席领导下的中国，这是一件幸事，”宋说，“外国人无法想像贬低知识分子的那几十年，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当时我们经常听到一些荒谬的口号，例如：‘不要读书，书读得越多越愚昧’什么的。江主席能给人以启发。这正是科学界给予他最强有力支持的原因——尤其是他的‘三个代表’思想，这极大地推动了‘先进生产力’。”
如果你想通过他所交的朋友来了解一个人，那么王慧炯和宋健对江泽民就很有作为目击者的发言权。
他的另一个老朋友是亨利*基辛格。基辛格回忆说，“相交多年以后，江主席开始向我阐释他对中国国内发展进程的看法，并不特别征询我的看法。他说如果中国出现动乱，中国就无法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将会对全世界产生无法估计的影响。不管我说什么，江主席都会非常认真地倾听，既不表示同意，也不表示反对。有时，他可能会在后来的某个时间采取一些类似于我所建议的措施。”
江泽民还会为那些纯粹意义上的老朋友腾出时间来。童宗海是江的大学室友，还帮江找到了他的第一份工作。他们之间的友谊历经半个世纪的考验。由于时局艰难，在1948年两人分开之后的数年间双方音讯全无。1952年前后，两人才在北京匆匆见了一面，当时江是在出差参观。童说：“江泽民找到能源工业部，当时我正在和苏联专家一起工作。我们紧紧拥抱，聊起了自己的生活和家庭，我们本来想出去吃顿饭，但我们谁也掏不起进饭馆的钱。”
“江主席还是和他以前一样，”童说，“我们见面的时候，聊起了老朋友和过去的伙伴，像厉恩虞，聊聊他们现在在哪里，都发生了些什么事。我告诉他一些他可能不知道的事情，而他告诉我一些我肯定不知道的事情。比如，江告诉我他所了解的1943年南京的禁毒运动，讲地下党是如何利用日本人与中国的傀儡政府之间的矛盾而壮大自己的力量。在江告诉我之前，我根本不知道共产党利用了这次斗争。他当时也不知道。我们只是出于信念和热情参加了抗议示威，因为我们认为这对我们的国家有利。50多年后，我们一起回忆起当时的游行有多危险。对那些日本军警来说，向我们开枪根本算不了什么。”
童解释说，“这场禁毒运动是我们人生的转折点。我们终于能够表达自己的观点了，我们的社会良知得到了延伸，学生们之间的联系加强了。没有这样的运动，学生们就不会在国内革命战争中联合起来与国民党进行斗争了。江泽民很善于把同志们组织起来。我曾有几张学生时期和江一起拍的照片，比如我们的毕业照，但由于我们穿的学士服被激进的‘左’倾分子认为是‘洋玩意儿’，所以在‘文化大革命’时他们撕毁了我的照片，只剩下了一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