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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感到充满了力量，”回忆往事的童宗海突然提高了声调，“那么多人和我们站在一起。”
最初，只有17岁的江泽民和他的室友走在一起，但不久他开始在游行队伍中前后穿行，来回传递消息。
“他的脸上都是汗。”童说。
每到一处烟馆，学生们都会给里面的瘾君子上一课，告诫他们吸毒的害处并劝他们戒毒。学生们还指责烟馆老板赚的是昧心钱，并指出他们的所作所为会贻害子孙后代。学生们宣称，贩卖鸦片是在犯罪。于是，他们要求烟馆老板交出鸦片和各种烟具。一些老板乖乖地交了出来，但另一些老板则试图反抗。
“如果烟馆老板交出毒品和烟具，我们就离开，”童回忆说，“但如果他们拒不交出，我们就开始砸烟具，把它们扔在地上摔得粉碎，并没收他们的毒品。我们雇了一些人力车来拉我们的‘战利品’。在回学校的路上，走到国府路原国会大楼附近的广场上时，我们卸下所有没收的东西，一把大火把它们烧了个精光。”
整个晚上，汉奸和荷枪实弹的日本宪兵一直尾随着学生队伍，但学生们继续前进，他们一路高呼口号，唱着歌，在凛冽的寒风中紧靠在一起。当没收来的鸦片和烟具被付诸一炬时，他们拍手大声喝彩，直喊到声嘶力竭。
学生领袖之一的厉恩虞发表了讲话。“我们今天的行动是勇敢的、胜利的，”他对周围的学生们说，“我们给了那些贩毒者和吸毒者一个教训。鸦片是中国的耻辱，它只能使我们的祖国蒙羞！”
厉随后提到了1840年英国发动的鸦片战争，这场战争最先引发了19世纪外国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并最终导致中国遭受日本的占领。这是一段长长的屈辱史，而它最为刺目的象征就是学生们刚刚成功地销毁的鸦片。
“我们决不能忘记这个历史教训。”厉恩虞慷慨激昂地说道。此刻，江泽民出神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他认识到，爱国主义的激情可以战胜一切。
厉恩虞的愤怒言辞似乎是冲着英国人的，但他真正的目标却是日本人。“让我感到痛心的是，直到今天，在我们这座城市里仍有这么多的人在抽鸦片，”厉最后说，“我们应该昂首挺胸，做一个自豪的中国人。就像我们的先辈所说的那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虽然仍处于日本军队的包围中，2000多名学生毫无畏惧地唱起了《毕业歌》。他们第一次感受到了自己的力量，并且认识到，如果他们联合起来，他们就能够战胜一切貌似不可战胜的强大力量。对于江泽民来说，这一时刻使他得到了很有意义的几点启发。他从中领会到，群众的力量既可敬又可畏。他也从中领会到了冒险的必要性。最后，他还认识到象征性变革与真正的变革之间的区别。这些启发将使他终身受益。
“他还意识到，”童宗海回忆说，“我们这场运动在本质上已经超出了反毒禁毒的意义。虽然还很年轻，但江泽民已经开始肩负起作为一个中国公民的责任，并甘冒生命危险走上对敌斗争的前线。”几十年后，江主席把对年轻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作为自己关注的焦点。他说，如果一个人不懂中国历史，就不懂今日的中国。他还将面临另一任务：他自己参加过学生运动，如何把他青年时代参加抗议时抱有的热情、理想主义和推动变革的爱国主义，跟他的政府对学生的某些行动的遏制调和起来。这些运动在全世界看来似乎是相似的，它们的动力是同样的热情、理想主义和推动变革的爱国主义。
当时，江泽民和童宗海并不知道是共产党人发动了这场反毒品游行。对于那一代的南京学生来说，共产党为他们的愤怒情绪和日益提高的政治觉悟提供了一个宣泄的途径。那个晚上，江泽民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了公开的政治活动。这也是他第一次亲眼目睹了中国人如何奋起反抗并赢得胜利。他品尝了积极参与、和衷共济的乐趣。在一个通常以年龄论资历的传统社会里，一个17岁的年轻人能够发挥这样的作用实属难能可贵。尽管江直到后来才知道共产党在这场抗议活动中所起的幕后作用，但从那时起，他的命运已经同共产党联系在了一起，同他牺牲的养父所未竟的事业联系在了一起。
第2章 1943—1947年“我是一个爱国者”
第9节 学生领袖
1945年9月2日，日本向盟军投降，这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终于宣告结束。中国学生个个兴高采烈。他们盼望着一个光明的未来，但是当国民党政府对久受忽视的高等教育开始予以关注时，结果却是灾难性的。9月26日，国民党发布一项政令，名为《沦陷区大学学生重考程序》。在日本统治下存在过的所有东西都被贴上“汉奸”和“非法”的标签，包括所有位于敌占区的教育机构。
教育部宣布，抗战期间，在这些学校修得的所有学分一律作废。所有的大学生都必须重新参加考试，都必须上“政训”课，在课上，学生必须研读蒋介石的文章——《中国之命运》，并要在此基础上写出一篇2万字的心得。如果他们不去上课，就毕不了业。更有甚者，他们都必须参加一次“甄别考试”，当局将根据考试成绩决定他们够不够格继续学业。就算他们通过了这一考试，他们还得分别参加所学各科的考试，以证明自己是否有资格拿学分。
“你能想像出我们内心的感受吗？”童宗海问道。时隔50多年，他的愤怒仍然丝毫未减。“真是荒唐！这么多年，我们在敌人的占领下忍受煎熬。到头来，我们却要受到自己政府的惩罚。我们感到苦闷极了。”
童不久得知有一种变通方法。他的一个朋友有国民党高层的关系，童从他那里得知，凡是学生中的国民党党员，其学分都可以追溯有效。“我的朋友告诉我，加入国民党看来是解决这一难题的捷径，”童回忆说，“他会试着去帮我安排一下。坦白地讲，我很兴奋。”
童回到寝室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江泽民和另外两个室友，也劝他们加入国民党，他以为他们会像他一样高兴。让童感到惊讶的是，江不仅不高兴，还勃然大怒。“连普通老百姓都知道国民党腐败透顶，”他说，“人人都能看透他们。你怎么能加入这种党？你真是个傻瓜！”
对于童的主意，江还指出了另外一个问题。“这种‘伪学生’的身份，”他继续说道，“不仅仅是我们几个才有，还有很多学生也跟我们一样。我们必须为所有人找到一个解决方法。”
“至于我们所受的教育，”江泽民分析说，“把我们所学的知识说成是‘非法的’毫无道理。‘合法的’和‘非法的’知识到底有什么区别？知识根本就不能被分成‘合法’或‘非法’。知识要么是对的，要么就是错的。科学就是科学，这没有什么可说的！我们没有做错什么。”尽管还不到20岁，江没有向压力低头。他能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进行抽象思维。直到这个漫长的世纪结束，这种才能一直都让他受益匪浅。
当童宗海面红耳赤、无言以对的时候，江改变了语调，他感到自己可能对朋友过于严厉了。“我们一定能找到一个合适的解决办法，”他和颜悦色地说道，“不要灰心。打起精神来！”童终于没有加入国民党。
与此同时，共产党正在积极行动，努力争取在战争结束形成的政治真空中赢得优势。他们鼓励6所上海大学的学生组织起自己的学生会，示威抗议国民党的教育政策。1945年10月6日，愤怒的抗议学生高举标语、横幅和旗帜，在上海市区的各通衢大道游行，反对政府对学生搞“甄审”。他们在醒目的地方悬挂标语，并散发了中英文的传单。另外，上海的共产党还组织了示威和请愿活动，并邀请中外记者参加记者招待会。
这时候，南京沦陷时期的中央大学被拆散。江泽民和童宗海都进入了上海交通大学（据说该校拥有全中国最好的工学院），但当他们初来上海交大时，只能住在临时宿舍内。
“他们不知道该拿我们怎么办，”童说道，脸上露出心满意足的微笑，“因为南京中央大学的学生在搞学生运动时积累了许多与政府谈判的宝贵经验，我们让南京的教育部很是头痛。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把我们转送到上海的原因。”
战后上海的生活比在南京还要艰难。由于货币管理不善、贪污受贿、政府内部派系斗争以及内战再度爆发等，物价飞涨。而在没收敌产的幌子下，腐败官员为自己大肆搜刮钱财。他们利用已经垮台的伪政府中的卖国贼为自己谋取私利。抗战胜利后，中国人民曾希望国民党能重建一个廉洁的政府，但事与愿违，许多国民党官员的贪婪嘴脸在人们面前暴露无遗。他们追求所谓的“五子登科”——房子、车子、票子、女子和（金）条子。
为了养活自己，江泽民利用少得可怜的课余时间到上海青年会开办的夜校去教代数和三角学。他还给富家子弟做家教。当时，联合国一家救济机构向特定人群发放救济品，大学生也符合申领的条件。依靠领来的奶粉、面包和旧衣服，再加上自己的教书所得，江勉强维持了生计。
在整个抗战期间，学生们对国民党政府的厌恶日益加深。江泽民从大学时代就结识的挚友王慧炯还记得当时的反感。“我和江泽民都是在同一个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受压迫国家。国民党政府把中国共产党当作他们的头号敌人，而把我们的真正敌人，日本人，当成了次要敌人。这一政策激怒了许多爱国群众。”
在一次访问上海时，蒋介石遇到了一大群学生，抗议政府宣布他们的学分无效。许多参加示威活动的学生，包括江在内，都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尽管他们的学分已经得到恢复，但他们却仍然为那些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