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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亏艾尔莎的精心护理，我一夏天重了４磅。她亲自给我烧饭，看来也需要这样做。”
病中的爱因斯坦，确实从艾尔莎那儿得到了从米列娃那儿得不到的温情。病中的人，都需要一个笑容满面、体贴入微的亲人来照顾。他躺在病榻上，这位幼时的伴侣坐在身边替他织毛衣。艾尔莎操着一口他们共同的方言，讲起话来带“儿”音，就像小河在汩汩地流。她轻轻地站起来，快步走到厨房，又轻手轻脚把茶点端到爱因斯坦身边，说：
“来，阿尔伯特，把这个奶油炸面圈儿吃了。”
爱因斯坦心不在焉地嚼着香甜可口的食品，艾尔莎又用带“儿”音的动听的故乡方言，给他讲起柏林大街上有趣的新闻：面粉多少钱一磅，又涨价了；哪一家商店里来了一批进口的罐头食品，谁也不知道里面装的什么东西，也不知道怎样把那些罐头打开……
在艾尔莎的精心护理下，爱因斯坦的身体明显康复。但在１９１７年年底，气候变冷后，爱因斯坦的病又突然变重。他又患上胃溃疡，因此不得不在床上躺了几个月。他的情绪十分低落，“精神颓废，气力不支”。１９１８年４月，医生允许他下床活动，但仍需小心行事，不得作任何受累的事情。谁知久病在床的爱因斯坦拿起心爱的小提琴，拉了一会儿后，竟又不得不重新回到病床上。他当时告诉朋友们说：
“近来，我遭到了令人极不愉快的打击，很明显，原因是我拉了一小时的提琴。”
１９１８年５月，重新卧床的爱因斯坦是患了黄疸病。显然，长期劳累后的爱因斯坦的体质完全被毁坏了。爱因斯坦说他在１９１８年８月做了一个梦，梦见他用刮须刀割断了自己的喉咙，这也许是他健康状况不良的反应，也许是他陷入了米列娃与艾尔莎间的抉择难题。所以１２月他写信告诉埃伦费斯特，自己可能再也不会恢复健康了。
不久，爱因斯坦在身体基本康复后，就决定与米列娃离婚，和艾尔莎结婚。离婚判决书于１９１９年２月１４日取得，并且约定爱因斯坦的诺贝尔奖金归属米列娃。
米列娃在苏黎世度过了她的余生。首先她恢复了自己娘家的姓，叫玛里蒂，但是根据苏黎世政府１９２４年１２月２４日的判决，让她恢复爱因斯坦的姓。爱因斯坦偶尔看望儿子的时候，常常住在米列娃家里。米列娃是个难以相处的人，从来不相信别人，心情忧郁。米列娃在１９４８年去世。
多年之后，爱因斯坦曾谈到来列娃，说：“她从不原谅我们的分居和离婚，她的性情使人联想到古代的美狄亚。这使我和两个孩子的关系恶化，我对孩子向来是温情的。悲观的阴影一直继续到我的晚年。”
１９１９年６月２日，爱因斯坦与艾尔莎结婚。此时，爱因斯坦４０岁，艾尔莎４３岁。他们的新家安置在艾尔莎居住的哈伯兰大街５号。
艾尔莎文雅、温柔，像慈母一样，具有典型的资产阶级风味，她喜欢照顾爱因斯坦的生活，并以此为乐，爱因斯坦的声望也给她带来了荣耀。
结婚以后，在柏林高等住宅区里，爱因斯坦有了温暖舒适的家庭生活。有客厅、餐厅、卧室、书房；有地毯、庄重的家具和精巧的小摆设。一般中等有产者家庭里的东西，这里也一应俱全。他们也像所有有身份的人那样，每星期招待一次宾客，摆出一桌酒菜来。
爱因斯坦是过惯了马马虎虎生活的人，米列娃给他安排的家庭生活也是乱糟糟的。可在哈伯兰大街５号，一切都是井井有条的，连每天抽多少烟，艾尔莎都给他安排好了。庄重的家具擦得锃亮，华美的地毯在脚下柔软而有弹性，房间里窗明几净，充满着一种舒适、温暖的味道。然而，爱因斯坦生就了叛逆的性格，在科学事业、政治理想和生活习惯上，他都是一个勇敢的反叛者。在这个体面、尊贵的有产者气氛的家庭里，他像一个撞进门来的陌生人、流浪汉。他会光着脚走到客厅里来，他会不穿袜子，光脚塞在那双磨歪了后跟的皮鞋里，坐到招待来宾的大餐桌旁。艾尔莎佯装生气，向他提出抗议。他呢，笑眯眯地说：
“不要紧的，夫人，客人都是熟朋友，对吗？”
在家里的仆人看来，主人越来越长的头发，心不在焉的神情，以及那身随随便便的衣服，在天鹅绒的大窗帘前，在花篮形的大吊灯下，总显得有点不协调。可这位主人，完全不顾这些，我行我素。
艾尔莎给人的印象恰好相反。如卓别林在１９３１年第一次遇到艾尔莎后，曾对她作过这样的描绘：
“她婷婷玉立，精力充沛，能够成为伟人的妻子她很高兴，而且她也很坦率，并不隐藏自己的观点，她的热情惹人喜爱。”
和爱因斯坦结合，艾尔莎心满意足，特别是爱因斯坦与自己的两个女儿关系融洽，更让艾尔莎感到幸福。爱因斯坦则像长期浪迹天涯的吉普赛人，总算有家了。这对爱因斯坦来说确有很大好处。他喜欢有人照顾自己，也很喜欢在自己家里接待客人——科学家、艺术家、外交家及其他私人朋友。
可这舒适、安稳的生活环境并没有改造爱因斯坦，相反，他又一次感到陌生和孤独。他的朋友和访问者都这样说过：
爱因斯坦“以前的生活是豪放不羁的，现在开始过起中产阶级的生活来了……他的家庭如同柏林的典型小康之家一样，家里有豪华的家具、地毯、画……。”但是，“人们踏进爱因斯坦的房间时起，就会发现他是这样环境中的‘外人’——中产阶级家庭里豪放无羁的客人”。
尽管艾尔莎对新的家庭很满意，也深深爱着爱因斯坦，但许多人发现，或说感觉到爱因斯坦与艾尔莎间的关系并不十分亲密。艾尔莎卧室的隔壁是两个女儿的卧室，爱因斯坦的卧室则在楼下大厅里。他们俩看起来不像是一对有事共同商量和考虑问题的夫妻。艾尔莎有一次给埃伦费斯特写信说爱因斯坦的意志是“难以揣测的”。她很注意社会地位和他人的舆论，在这一点上她与丈夫恰恰相反。爱因斯坦则在许多场合说闲话的时候流露出，作为一个结过婚的人，他对神圣婚姻的快乐是有保留的。例如，有人看见他不断地清除自己的烟袋，就问他，是因为喜欢抽烟才抽烟呢，还是只为了清除和重新装满烟袋呢？爱因斯坦回答说：
“我们的目的在于抽烟，我想，结果总有什么东西堵塞住了。生活也像抽烟，婚姻更像抽烟。”
１９３６年艾尔莎刚刚去世不久，爱因斯坦给玻恩写信说：“我已经十分适应新的环境了，就像洞穴里的熊一样，与我的事件繁多的生活相比，我现在觉得自由多了。由于我的老伴去世，这种熊的特性也增多了，她（比我）喜欢交际。”爱因斯坦不止一次不够优雅然而很坦率地描写出自己的家庭。１９５５年３月，爱因斯坦终生的挚友贝索刚刚去世不久，他给贝索家里写信说：“我最钦佩贝索的是，作为一个人，他多年来不仅与爱人和平相处而且一直相亲相爱——很惭愧，我每次都没能做到这一点。”
也许是爱因斯坦深邃的思想太需要孤独了，使他无法全身心投入到常人的家庭生活之中。就像他的书房，是由一间堆放东西的阁楼改成的，在宽敞、明亮、舒适、优雅的书房里，他不自由，而在这离开豪华陈设的小阁楼上，他又感到自由了：他光着脚，只穿一件薄毛衣，坐在安乐椅里；一张圆桌上堆满了书籍、杂志和草稿纸，四壁都是放满书的书架；墙上挂着法拉第和麦克斯韦的肖像，原来还有一张牛顿的肖像，搬家的时候丢失了。从小窗户里看出去，是一片屋顶的海洋，他仿佛置身于孤岛上。这里是与世隔绝的，除了助手，谁都不准进来。爱因斯坦需要这种与世隔绝的孤独。在孤独之中，他的心才能和宇宙融成一体。
爱因斯坦的母亲波林在艾尔莎与爱因斯坦结婚半年之后来到柏林，并住在儿子家中，一直到去世。
波林的一生也是坎坷的。１９０２年她丈夫死后只剩有不多的钱，她又没有收入，起先她到海亨根和她姐姐范妮住在一起。之后，她长期住在海尔布朗的一位姓奥本海默银行家遗孀的家中，操持家务，教育几个小孩子，孩子们对她很是敬慕。后来一段时间她给那位孀妇的弟弟雅各布·科克管理家务，接着，她又搬到鲁塞耐与女儿玛雅和女婿保尔·温特勒在一起居住，他们家在布兰堡大街１６号甲。
波林住在女儿家时腹部已有癌肿，病情十分严重，只得到罗斯瑙疗养院住院治疗。住院以后不久她表示希望同儿子住在一起。１９１９年１２月，艾尔莎给埃伦费斯特写信说，母亲病已垂危，将迁移到柏林来。１９２０年初，波林到达柏林，一同前来的还有玛雅，一位医生和一位护士。波林住在爱因斯坦的书房里。吗啡治疗对她的大脑有所影响，但是她“眷恋人生，看上去依然是精神饱满”。波林于２月去世，埋葬在柏林的勋伯格公墓。波林去世后不久，爱因斯坦给赞格写信说：
“我母亲已病故，我们精疲力竭。人可以从内心深处感觉到血缘关系非同小可。”
★ 伟大的验证
在２０年代初，爱因斯坦已经享有任何一位学者都未曾获得过的盛誉。英费尔德对１９１９年日蚀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