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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对爱因斯坦的理论作出中肯评价的话，那么可以把他比做２０世纪的哥白尼，这也正是我所期望的评价。”１９１１年秋天，爱因斯坦带领全家从苏黎世来到布拉格。从编外副教授到编内正教授，爱因斯坦理所当然获得了一种满足感。可米列娃的情感痛苦更加剧了，她又得抛弃已熟悉的环境，去一个陌生的地方继续当家庭主妇。
在奥匈帝国，就任公职要求告知宗教信仰。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坚持不许任何一个没正式加入教会的人担任公职。因此，甚至对无神论者按惯例也要根据他的民族指定一种信仰。在办理手续时，根据爱因斯坦的犹太人身份，布拉格当局的官员也就在爱因斯坦的履历表上填了五个字：
“信仰犹太教”。
爱因斯坦想笑，但想到自己毕竟是布拉格的客人，就任凭如此这般了。
在布拉格，爱因斯坦住的房子以前是大学学监的住宅。在伯尔尼点的是油灯，到苏黎世改点煤气灯，现在用上了电灯。这是技术的进步，也是爱因斯坦在社会阶梯上的上升。金钱多了，地位高了，爱因斯坦的需要却永远不变，还是那几样：一支笔、一张纸、一个烟斗，加上小提琴和散步的好环境。
布拉格不同于米兰、慕尼黑、苏黎世。头一次从布拉格众多的山丘上俯瞰城市全景，爱因斯坦就爱上了这座城市。
爱因斯坦在布拉格走来走去，并顺便进行礼节规定的拜访。这些拜访差不多要进行４０次。爱因斯坦和新同事们，他们的家诚挚地结识，但拜访渐渐变为越来越沉重的负担。爱因斯坦从自己的同事中，首先选择了那些居住的寓所对他有吸引力的同事，先行拜访。建筑美学的标准同职务等级并不一致，于是，爱因斯坦被怀疑藐视职务等级；在大学中大力推行官阶制的年代里，这种怀疑无疑是很严重的问题，容易招致非议的爱因斯坦却依然我行我素。
爱因斯坦终于停止了礼节性拜访，他无法忍受没完没了的客套。他宁愿在布拉格大街小巷到处游逛。
这座具有古老的房舍、市政厅、教堂和钟楼以及葱绿的花园和公园的城市使爱因斯坦着迷了。他沿着把城市分为两半的伏尔塔瓦河畔走下去，还在远处就对那永葆清新的、出乎意料的景色感到欣喜万分：在他面前展现出饰有１５世纪雕塑的横跨伏尔塔瓦河的查理大桥。他顺着这座桥走到对岸，欣赏“布拉格的威尼斯”，建造在伏尔塔瓦河上的水上宫。然后，爱因斯坦登上赫拉德昌，在这里，迎接他的是各种各样的建筑形式的和谐，其中凝结着捷克民族上千年的劳动。这种和谐之所以如此自然，因为它是历史的自然过程创造出来的，并且似乎象征着某种理性的东西，即通过矛盾的混乱状态为自己开辟道路的某种理性。爱因斯坦在赫拉德昌瞻仰了１２世纪建造的圣乔治的罗马教堂，然后顺路从圣维特大教堂的拱门下穿过。大教堂的合理形式与其说是中世纪宗教精神的体现，不如说是１４世纪力学的体现。
然后，爱因斯坦下山，走过黄金小巷——中世纪布拉格的手工业区时，看见了保存下来的当时人们的住宅和环境，这些人们积累了经验知识，准备了文艺复兴：新的世界图像，归根到底还准备了唯理论的“古典理想”的光辉飞跃。布拉格唤起了关于“古典理想”预言家们的回忆。在１５世纪初建成的坦其尔基教堂里，有第谷·布拉的陵墓，他在捷克的首都度过了自己短暂一生的最后几年。在这里，他给开普勒留下了大量天文观察的记录。爱因斯坦在城市的石块路上漫步，在这里曾经完成了为古典宇宙图像奠定基础的发现。
爱因斯坦在布拉格结识的朋友中，有一位年轻的作家，名叫马克斯·布罗德。布罗德擅长在思想和发明史中探寻本民族的杰出人物的心理特征。在短篇小说《第谷·布拉的赎罪》中，布罗德塑造了伟大的天文学家开普勒的形象。有趣的是，由于和爱因斯坦的交往，布罗德在现实中找到了开普勒这个伟大科学家的化身。所以很多人在读了小说后都说，开普勒就是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就是开普勒。
布罗德小说中的开普勒对生活享受、世俗娱乐不感兴趣，而在探索科学真理中汲取欢乐。他对第谷·布拉调和天文学体系和宗教体系的倾向尤为不满。他以为无论天文学关于宇宙的假说是什么样的，与上帝是没有关系的。开普勒的形象之所以与爱因斯坦相近，不仅在于这类插话，并且也在于布拉格天文学家的创作中渗透着的宇宙和谐感。
《第谷·布拉的赎罪》问世后３０多年，马克斯·布罗德出版了小说《囚禁中的伽利略》，并把它寄给了爱因斯坦。１９４７年７月，布罗德收到了回信，在信中，爱因斯坦对伽利略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我已经把《伽利略》这本书读了三分之一。对于体现出通常叫做历史的那些人物的活动，能够获得如此深切入微的洞察，这对我来说，是不可思议的。既然这是一个论述遥远的历史事件的问题，实际上似乎不大可能，也没有多大意义。
“至于伽利略本人，我想象中的他却十分不同。当然，毫无疑问，他渴望认识真理，历史上这样的人是少有的。但是，作为一个成熟的人，他竟认为值得去顶着如此多的反对，企图把他已经发现的真理灌输给浅薄的和心地狭窄的群众，我觉得这是难以置信的。对他来说，耗费他的晚年去做这样的事，难道真的是如此重要吗？他被迫宣布放弃他的主张实际上并不重要，因为伽利略的论据对于所有那些寻求知识的人都是可利用的，任何一个有知识的人必定都知道他在宗教法庭上的否认是在受威胁的情况下做出来的。此外，认为年迈的、有着刚强的理智独立性的伽利略，应该置身于虎穴，去同罗马的神父和政客去争吵，这同我自己的想法也有矛盾，除非这件事真是不可避免的。
“无论如何，我不能想象我自己会采取这样的步骤来保卫我的相对论。读到这几行时，我倒感到：同我相比较，真理是无比强大的，而且在我看来，试图用长矛和瘦马去保卫相对论，这是可笑的并且是堂·吉诃德式的。……小说对背景的描述给我以深刻的印象。单凭本能，要根据现有的贫乏知识，以这样一种生动和令人信服的方式来重现人们的活动，那一定要付出巨大的精力。”
显然，开普勒具有的探求和洞察真理的深沉性比伽利略的慷慨激昂的社会热情，对爱因斯坦更接近一些。
爱因斯坦对开普勒的思想和个性的阐述贯穿着精神风格的深切的一致感。爱因斯坦读过开普勒的书信，它们对他产生的印象并不小于表述天体运动定律的经典著作。
１９４９年，纽约哲学图书公司出版了一部英文书，名叫《约翰内斯·开普勒的生平和书信》，编译者是卡罗拉·包姆加特。爱因斯坦为之作序。在这篇序言中，我们可以看到爱因斯坦对开普勒内心世界的透彻理解，或者说，他正好借此表现出自己的内心世界：
“这位无与伦比的人物的一些信件由包姆加特先生的翻译而使英文读者能够读到了。这些信件的时间是从１５９６年到１６３１年。信的选择，首先是要使读者能获得一个作为人的开普勒的形象，而没有企图要把他的科学成就及其无比的影响放到显著地位上。不过，知道那个时候科学状况的读者，从这些信件里，还是能够在这方面知道一些有价值的东西的。
“在那里，我们见到一个非常敏感的人，他热情地、全心全意地去探求对自然过程特征的比较深入的了解，而不顾一切内心的和外界的困难，终于达到了这个崇高的目标。开普勒的一生致力于解决一个双重问题。”
开普勒的崇高目标是“古典理想”的第一个草图，它是一幅宇宙的因果图像。外界的和内心的困难究竟何在呢？
外界的困难来自因果解释和占统治地位的观点的不一致。这种不一致以另一种方式感染了开普勒的内心世界，使它不同于伽利略的内心世界。开普勒既不愿作思想妥协，也不愿作思想斗争。
爱因斯坦写道：
“无论是贫困，也无论是那些有权支配他的生活和工作条件的同时代人的不理解，都没有使他灰心丧气。此外，应该注意的是，他不得不和直接触犯宗教信条的信徒们的知识领域打交道。但开普勒还是属于这样的一类少数人，他们不可能不公开地发表自己对任何一个问题的信念。同时，他也不是在同别人的论战中得到本能的乐趣的那种人，譬如伽利略就是这样一种人，他那辛辣的讽刺话，甚至在今天还引起有学识读者的欢乐。开普勒是一个虔诚的新教徒，并不对教会的一切决定都赞成。对此他也不隐瞒，因而他被看作是一个温和的异教徒，并且也受到了相应的待遇。
“在这里将适当地谈谈那些为开普勒所必须克服的内心上的困难——这些困难我已经提到过了。看来，开普勒一生的事业就是做到了这样唯一的一件事，即在很大程度上从他出身环境的精神传统中解放了出来。这不仅是以教会权威为基础的宗教传统，而且也是关于自然界、关于认识宇宙中和人类生活中现象的有限可能性的普遍观念，同样也是关于思维和经验在科学中的相对价值的思想。
“他应该在科学研究中摆脱目的论的、万物有灵论的思维方法。他不得不清楚地意识到，逻辑—数学推论本身无论多么清晰，也不能使真理得到保证；自然科学中最美妙的逻辑理论如果不与最准确的实验和观察相比较，那是毫无意义的。要是没有这样的哲学态度，他的工作是不可能的。他并没有明显地讲到这一点，但在他的书信中反映出这种内心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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