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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蛋，和队友一起吃，而这不算搞特殊化，也不算不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
如今再跟杨秀玉说到当年的那些事，她会说：“当年大家都这样，也没什么可说的。再说，这就是价值观的问题。当病人需要你的时候，你却躺在家里享清福，这不是我的价值观，也不是协和对我的教育。那个时候，协和医院产科大夫值夜班，晚上就在产科库房里睡觉，根本没有正儿八经的床，人就躺在库房的货架上。值一个夜班，第二天照样精神抖擞地上班；36小时不休息，只要急诊一个电话，病房一个电话，马上跑过去。那种生活确实艰苦，但如今回忆起来也有许多乐趣。”
杨秀玉印象最深的是1970年云南地震。地震发生时间是1970年1月5日凌晨。当天夜里，她正好在医院值夜班。那个时候医院和社会上许多单位一样，经常要“练兵”，即半夜前后动不动一声哨响，紧急集合，所有的人必须马上打好背包，背包里有衣服被子，负重走上30里地，回来第二天接着上班。因为这种“紧急集合”如此之经常，所以年轻的医生们都自作聪
明，没有人真的打背包，背包是早就打好的，里面就是一点报纸什么的，专门用来应付“负重训练”。结果云南地震当天，真的“紧急集合”却被杨秀玉他们当做是“狼来了”，大家轻车熟路拎上做过手脚的背包就跑去集合了，而且妇产科还是第一个集合整齐的，和往常略有不同的是，这次领导挑了几个大夫，其中有杨秀玉，让他们背着背包上车。
漆黑的夜，一辆车带着杨秀玉他们疾驰，杨秀玉在车上还跟同事开玩笑，说：“这次挺像真的。”
车一直开啊开啊，停下的时候已经在机场，所有人都傻了。那是杨秀玉第一次乘飞机。她被要求第一，保密。不能告诉家人自己去哪里了，干什么了。第二，写遗嘱。 然后，飞机起飞。 杨秀玉他们一行人去的地方是彝族自治区，飞机一落地，他们就参加到抗震救灾的队伍之中。从扒尸体到提着马灯做手术，什么都干，没有人讲条件，那个时代，大家都这样。
如今杨秀玉已经70岁了，当被问及那种生活对她的意义是什么的时候，她会说：“我妈妈认为我一辈子过得值了，草棚地铺也睡过，五星酒店也住过，很丰富。” 杨秀玉和很多吃过苦的人不一样，大部分人对于自己经历过的苦难生活耿耿于怀，但杨秀玉却总是回想到那些苦日子中最浪漫最有趣的部分。她说他们这批协和大夫是第一批飞到云南抗震救灾的，由于耍小聪明，所以几乎没有人带衣服和被子。她自己的背包里只有一件外套，其余的都是烂纸团，连钱都没带。当然即使有钱也没有用，因为是灾区，灾区哪里还有东西卖？于是只好将就着，一件衣服穿了一个月。实在穿不下去了，就像少数民族妇女那样，跑到河里，女孩子们围一圈，把衣服洗了，人躲在河里，洗好的衣服平摊开来，铺在岸边的鹅卵石上晒太阳。如果要上厕所，就找四把伞一围……
杨秀玉还记得一位儿科教授，现在也是著名专家了，把棉毛裤脱下来洗了以后挑在竹竿上，跟着医疗队翻山越岭，竹竿一晃一晃，走到半道，一回头，大叫一声——棉毛裤不知道什么时候丢掉了，只剩一根空竹竿。返回去找是不可能的，地震的时候是一月份，天气还是挺冷的，但那也没有办法，结果就只好一直穿一条单裤，真正是跟灾民“同风雨共命运”了。
问杨秀玉那样的生活苦不苦？她说当时也不觉得。那个时候，觉得医生就应该这样，应该去帮助最穷苦的人，最需要帮助的人，这叫白求恩精神。虽然在科学上，单凭热情，单凭觉悟，不见得能有所成就，但是如果没有一点点奉献精神，也是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大家”，更不要说对医学会有什么突出的贡献。
对于大多数没有经历过那段岁月的人来说，也许无法理解杨秀玉这段话的意义，但她是跟随宋鸿钊教授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在那种医疗条件极端落后的情况下，他们却取得了绒癌治疗方面的突破性进展，以至于到现在，在国际医学界只要提到绒癌，就不能不提到“宋氏分期”，至今为止，绒癌的化疗药物中还有一款的名称叫“更生霉素”，据说是由于这款药物诞生于我国“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年代。
谈到宋鸿钊先生，杨秀玉永远肃然起敬，语气之间充满钦佩。也许杨秀玉最初决定到妇产科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要去绒癌组。1959年，妇产科成立了专门治疗绒癌的专科病房，这个病房由宋教授负责。杨秀玉凭直觉就知道这是一件充满挑战的事，因为她还在妇产科轮转的时候就已经知道，妇产科只要死人往往就是绒癌组。但是当她真正到了绒癌组，真正在宋教授的领导下从事绒癌研究的时候，她才知道那中间的难度有多大——其中一项就是医疗条件的落后以及研究环境的简陋。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现在所有药店甚至超市都有售卖的早早孕试纸，其怀孕自测的工作原理是检测尿中的hCG。hCG即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这种激素为胎盘的滋养细胞分泌的一种糖蛋白激素，其临床意义在于：妊娠（无论宫内孕、宫外孕抑或葡萄胎）以及滋养细胞肿瘤时。hCG会增高。换句话说，绒癌的研究离不开hCG值的测定。但在杨秀玉跟随宋鸿钊大夫攻克绒癌难题的时候，根本没有办法像现在这样，仅靠一张试纸就能够方便地测试到hCG，因为当时国内医学还没有发展到这个程度，那么怎么办呢？只能进行蟾蜍试验，把患者的尿打到青蛙体内，然后通过观察青蛙的反应间接测定hCG。现在可以对hCG值定量测定，但那个时候只可以进行半定量测定，而且春季青蛙还有假阳性，需要隔离一个星期才能做实验。他们就是在那样的实验室条件下，攻克了世界性难题。有的时候，连杨秀玉自己也会觉得这是一个奇迹，如果不是亲身参与其中，也许她自己也无法相信，在那么简陋的条件下，他们竟然走到了世界医学的最前沿。
杨秀玉的电脑里珍藏着一张珍贵的照片。这是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中的妇女是一名普通的机床工人，绒癌患者，发现的时候已经脑转移，她躺在病床上，而化疗药物却挂在2米5的高度。这是宋教授的一名病人，在接受颈内动脉插管治疗。
今天医学院的学生都知道什么叫做动脉泵，那是一种为了克服动脉压而将药物输到动脉中去的医疗设备，可是在宋鸿钊他们那个时代，根本就没有动脉泵，怎么办呢？杨秀玉是亲历了那个阶段的，当时他们的做法就是将滴器挂高，用三卷绷带连上，一直连到房顶上，这样才有足够的压力。换药的时候，护士要跟图书馆借梯子，爬到2米5的高度去换药，而由于是开放式滴器，一旦有空气进入，患者就会有生命危险，所以必须24小时盯着。但就是这样，最后这个患者治好了，康复了，照样做车工，照样操作精密仪器。
也许，只有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到杨秀玉所谓的“精神”——正是由于有这种精神，很多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可能了，而奇迹也是这样发生的：原来凡是绒癌基本必死无疑，后来早期患者能够有11％在切除子宫后幸存下来了，到再后来，不仅可以保留原发器官（子宫），而且还能在治愈之后生儿育女。杨秀玉亲身置身于这一医学进步的过程之中，这之间的每一分成就的取得，不仅凝结着宋教授的毕生心血，而且也有着所有白衣战士的无私奉献一那个时候，绒癌组的护士由于长期接触化疗药物，白血球都偏低，但是她们谁都没有说过什么。大概正是因为有这样一支团队，这样一种精神，才能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攀登上医界高峰吧？
一个医生的成就感
有一天，一个穿金戴银的中年女子跑到协和医院找杨秀玉，一见到杨秀玉就热泪盈眶，她说她现在有钱了，要报答杨大夫。杨秀玉记性很好，凡是她治过的病人，她基本都能记住。她很快想起来了，这个病人是一个曾经给她惹过麻烦的病人——很多年前，她得了绒癌，丈夫陪她来北京治病，因为没有钱，丈夫去北京站倒火车票，结果被派出所抓到。派出所民警倒也很人性化，给协和医院打电话，找杨秀玉。
当时杨秀玉正在病房忙，听说有派出所来电话找她，吃了一惊。派出所在电话里问她有没有一个叫黄××的病人？她说有的。派出所说，她丈夫在我们这里，需要家属来领。最后，是护士长到派出所把人给领了回来。按说这样的交情，这丈夫不应该做对不起医院的事情了吧？哪里想到，他对杨秀玉说他回家取钱，让医院先给他老婆治着，杨秀玉答应了。后来，他们给病人治好了，结果不但没有拿来费用，而且病人还来了一出“金蝉脱壳”。当时正值过年，整个绒癌组的奖金都因为这件事情而受到牵连，院领导见了杨秀玉，对杨秀玉说：“你们的医疗水平是这个，”边说边竖起大拇指，接着这个大拇指一个掉转冲下，说，“可你们的经济头脑是这个。”
事过境迁，多年以后，这位当年“金蝉脱壳”的患者重返故地，一见杨秀玉就对杨秀玉说，要把当年欠的住院费治疗费药费都还上，杨秀玉差点被她气乐了，说：“你还，你怎么还？你以为医院是我们家开的哪？”
当然，杨秀玉没有告诉这位如今富贵的患者，她当年的不辞而别给自己带来的麻烦，而这位如今富贵了的患者，也根本不知道，救她一命的大夫，到目前为止，每天还是要乘公共汽车上下班。
杨秀玉每周二早上八点钟查房，她必须六点一刻出家门，这是经过她“反复试验”最终找到的最佳出发时间。稍微晚一点，比如六点二十分，就有可能迟到，如果六点半，则绝对迟到。一些人对杨秀玉说，以您现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