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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宗与道家-第5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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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南、北宋之际,在中国西北部与北方河朔之间,正当夏、辽、金的势力,互相消长的时期,王重阳在陕西开创全真道,再由他弟子邱长春的继续宣扬,便普及于山东、河北之间,而建立道教全真派的门庭,明、清以后,成为道教北派主流龙门派的根源。当元朝崛起蒙古,成吉思汗远征印度边境的时期,他为了邱长春,曾经派兵通过西夏,到山东来请邱长春,间关万里,远出沙漠,在印度北方的边境见面,后来便给邱长春以钢符铁券,做为信守的契约。当元兵进入中国,凡持有全真道的信符,可以免除杀戮与劫掠,这事是否为邱长春在事前有先见之明,或后人有指他为汉奸的嫌疑,实在不可乱下断语,总之,这是中国文化宗教史上的一个大案,暂时无法多讲。但在《元史》,以及元相耶律楚村遗留的资料上,对于邱长春,并无多大的好感,所以有人怀疑邱长春及全真道的价值。其实,所谓全真道的内容,是因袭宋、元以来禅宗的心法,配合丹道家主张清静专修的方法,它虽然属于道教的门派,实是融会儒、佛、道三家精神的新兴道术,至于它的作为,是因边陲氏族入侵中原的变乱阶段当中,民族文化意识,受到重大的刺激,因此形成新兴的教派,暗中在作振衰起弊的工作。但是元朝帝室政权,本来就无文化的根基,后来成吉思汗崛起塞外以后,从上到下,自始至终,便以佛教的密宗学术思想做为重心,耶律楚村不但笃信密法,而且为鼎力维护佛教的重臣,同时他又学习北方的禅宗,为其中的能手,所以他对于邱长春等全真道的观念,不但在政治关系上,当然互相对立,就在宗教的信仰上,也自然视为敌对,我们只要仔细研究《元史》中有关于佛、道两家文化思想互争雄长的情形,便可了然于胸了。
  明代的道教,与明朝帝室政权的关系,闹过许多历史性的丑剧,其间功过是非,一言难尽,在道教本身而言,却有两件划时代的大事,具有特别的价值。(1)便是永乐时代,完成《道藏》的修辑。将汉、唐以来所有关于道教、道家的书籍、经典,仿照沸教《大藏经》的组织,构成三洞(洞真、洞元、洞神)、四辅(太元、太平、太清、正一),十二类(本义、神符、玉块、灵图、谱录、戒律、威仪、方法、众术、记传、赞颂、表奏),成为完整保留中国道家传统文化的一部巨著,其中收罗的丰富,内容的庞杂,实在多足观者,虽然选材不够严谨,内容太多支离,但道家与道教的本身,本来就是如此复杂,如非穷毕生精力,集思广益以类别繁芜,恐怕谁也无法能够对它清理出具体的系统。(2)便是修炼神仙的丹道学派,从宋、元以后,如万派朝宗一样,都归元宗奉唐代仙人吕纯阳为祖师,到了宋代张紫阳、白玉蟾以后,被称为丹道南宗正脉以来,再到明末清初之间,复分为四派,其中主要的南宗北派;以张紫阳为主的,称为南宗丹法,含有单修性命,与性命双修,乃至男女夫妇合藉双修的法派。北派,当然以元初邱长春的全真道为主,主张清静专修的丹法。西派以李涵虚为主,认为直接传承吕纯阳的丹法,是属于性命双修的单修派。东派以陆潜虚为主,也认为是直接承受吕纯阳的嫡传口诀,是属于男女合藉的双修派。总之,道家的丹法,到了明末四大宗派出现以后,虽然各有专主与所长,但支离蔓芜,弊漏也随分派而百出,而且与佛家的禅宗与禅定,始终不无关系。因此到了明末清初阶段,路径愈走愈仄,所有丹法道术,便都以伍冲虚、柳华阳一系的伍柳派为主,既不知有汉,更逞论魏、晋了,故终满清以来两三百年间,无论道家或道教,都只在鬼画桃符,与拨弄精神的末流上,随俗浮沉,了无起色。
          九、道家及道教思想与中国文化的教育精神
  讲到中国文化,在春秋、战国前后,便包括诸子百家所有的学术思想,由战国末期到秦、汉之间,作为代表而足以影响上下社会各阶层的,应该算是儒、道、墨三家,到隋、唐以后,便以儒、佛、道为代表。这个观念,我要再三反复说明的理由,就是希望讲中国文化,不要偏废,更不要弄错方向。关于道家与道教的学术思想,它影响中国历史文化的巨大和悠久,实在源远流长,普遍深入每一部分。例如以中国的宗教与哲学而言,佛教经典及佛学内容的翻译,有许多名词、术语,以及注释与疏述,很多地方,都是借重道家学术思想的名辞和义理;当然,后来道家与道教,有很多是采纳融会佛教学理的学术思想,那也是不容否认的事实。至于儒家学术,以及侈谈玄之又玄的思致辨慧,更离不开道家思想,尤其是老子、庄子、列子的学问。其他如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学、艺术、工业、农事等等,无不与道教前身的道家学术思想有关。我们为了尽量简化来做大概的介绍,列举最重要,而且最普遍、最熟悉的事,莫如中华民族以及各地方所有的风俗习惯,尤其是过去的农业社会,渔猎社会,平原生活、海洋生活与高原生活,对于五候、六气、二十四节气的关系与重视,几乎与整个的生活打成一片,不可分离,这都由于传统道家学术思想的影响,直达三千年之久。其次,如过去民间岁时过年的伏腊、送灶、元旦、祭天地祖宗、正月初七的人日、初九的九皇诞、正月十五的上元节、春社的宴会、二月十二日的花朝、三月三日的上坟扫墓、五月端午的插菖蒲、饮雄黄酒、六月六日的晒曝、七月七的乞巧、七月十五的中元鬼节、八月十五的中秋、九月九的登高等等,不尽细说的风俗习惯,都由于道教思想所形成。若在一般民间迷信道教观念的习惯而言,几乎每一个月当中,便有大半时间,都在禁忌与信守之中,简直不敢错走一步。至于婚丧庆吊等与礼仪有关的习俗,无一不从道家的观念而来,但是,这些种种的习惯风俗,我们只要试读《礼记》与《荆楚岁时记》等书,便可知道其渊源久远,而且是儒、道本不分家的综合文化,我们因为生活在道家学术思想之中过的太久了,反而忘其所以,致使自己对于道家内容太过陌生,岂非有违常理。
  至于讲到道家及道教与中国文化教育的密切关系,更为重要,我们都只知道中国过去教育的目的,大体是走儒家孔、孟思想的路线,为建立人伦道德,至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教育,所谓功名科第,仅是它的余事而已。然而因为后儒对于道、佛两教,素来便有视为异端的因袭观念,所以对于道家与道教在中国教育文化上的功劳,都是阴奉阳违,忘其所以。现在在这个阶段,总算还有若干前辈的长老,尚在人世,可以证明我的所说。所以我肯定地说一句话:中国过去的教育,与中国前辈读书人的知识分子,他由少年到一生的人格道德教育,大多都以儒家的思想做规范,以道家与道教的精神做基础,这是什么理由呢?这便是道教两本书的力量:(1)《文昌帝君阴骘文》。(2)《太上感应篇》。这两本书的内容,等于便是道家与道教的戒条,也就是中国文化教人为善去恶的教育范本,它以天道好还,福善祸淫的因果律做根据,列举许多做人做事、待人接物的条规,由做人做事而直达上天成仙的成果,都以此为标准。从汉、魏开始,经晋代抱朴子的提倡,一直流传到两三千年。它主张的道德,是着重在阴德的修养,所谓阴德,便是民间俗话所说的阴功积德;阴功,是不求人知,被人所不见,人所不知的善行,如明求人知,已非阴德了。由此思想观念的发展,过去认为科第功名的中取与否,除了文章学问以外,更重要的,便是靠为善去恶,阴功积德的结果。因此,很多世代书香的人家,尽管大门口贴着“僧道无缘”的标语,但在他们案头放着教导子孙家庭教育的范本,都摆有《文昌帝君阴骘文》与《太上感应篇》等书,如果一个立志上进,要读书求取科名的青年,不照这个规矩做去,虽然文章学问最好,也难以有求得科名的希望。甚之,进入考场以后,在那种阴森萧瑟的考棚中,阴风惨惨,鬼气森然的环境里,还有人大叫“有冤报冤,有仇报仇”的场语,如果自己做了亏心事,不但考试不能中取,甚之,暴毙在考棚中的传说,随时随地都有。从我们现代的眼光看来,可以是考棚中的卫生设备太差的所致,但在过去人格人伦的教育思想中,确为最重要的一环,相传所谓“救蚁得状元之中,埋蛇享宰相之荣”的思想,便由此而来。甚之,如宋代的大儒欧阳修,一生不信道、佛,当他出为主考官,在灯下阅卷的时候,也会很明显地浮上这个阴影,他看见在他前面站着一个隐隐约约穿古衣冠的朱衣人,便是主持对于密封录取考生命运的监临者;当他在巡视考场时,便有很轻松的当场即景诗说:“下笔春蚕食叶声。”但在录取考卷的时候,便有戒慎恐惧到非常神秘的诗句说:“文章千古无凭据,但愿朱衣暗点头。”这种精神与风气,在中国文化教育界中,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末期为止,同时,各省、各府、各县,在在处处,都有文昌阁与魁星楼的建筑,它与东岳庙、城隍庙、三官大帝词庙等,巍然并峙。所谓榨握文昌帝君,从唐以后便兴盛风行,是专管文运的神道,魁星也是专管科第功名,赏善罚恶的文运之神;乃至由此普及到达戏剧方面,如过去的唱戏(包括京戏、地方戏等),当开锣上台以前,第一出场的,便是魁星,其次,才是跳加官,招财进宝。戏剧到了最后完场时,便是关公拖着偃月刀来净台,这样的一个戏剧文化思想,他是代表什么意义?大有文章,可以值得深长思也。关于《阴鸳文》与《太上感应篇》的内容太多,研究教育思想的人,不妨找来做一参考,以很客观的胸襟去读,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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