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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师范大学国际会议厅，出席“两岸女性诗歌学术研讨会”致词，朗诵英国诗人济慈诗歌的风度，以及会后我们一同游览台湾九族文化村、日月潭、阿里山看日出遇雨，在细雨中的森林公园漫步，在高雄澄清湖遇到更大的风雨，登中兴塔眺望合影，西子湾海滨享受阳光，前后九天相处中，屠岸先生的言谈举止，如在眼前。我赞佩牛汉先生的说法，屠岸先生是一位“学者型诗人”。在当代诗人的形象中，屠岸先生堪称典范而无愧。
几幅清朗疏淡的插画，也能给人高雅脱俗之感。再看画作的时间，竟然多是作者一九四三年，六十年前的作品，真是难得、幸运。
在读诗的过程中，当我读到作者六十年前那首《打谷场上》，那个被日本鬼子一刀一刀杀死的新四军，只是一个十五岁的少年时，竟然泪湿眼眶，合书沉思良久！而想到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为了抓住抗战的尾巴，一穿上母亲新做的棉袄棉裤，便在大雪纷飞中，直奔游击队的往事。那年，我十六岁。又想到我们那一代的青年，心里所想的，只是如何能加入保卫祖国的行列，如何舍身赴死的决心。之后，经过多少枪林弹雨，居然未死，真是奇迹。
我也很感兴趣地读到作者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七日，为一位十八岁女孩生日所写的《给茜子》。就是在那首诗中，作者因写下：“我的心灵欢忭；深秋有如初春：蝴蝶绕我飞翻，雏菊向我点头；……”而种下一九九八年十月二十二日，创作《深秋有如初春》的新作。诗中：“再一次看见蜜蜂和蝴蝶／飞舞在铺满菊花的小幽径。”五十三年前的景象，再次来到眼前，来到诗中。而感到“这诗句摄魄勾魂；”“这诗句石破天惊！”“……在心碑上刻人永恒。”几乎与此同时，即一九九八年十月七日，在另一首《永远相望》中，作者以最最圣洁的玛利亚的形象，赞美思念中的那女孩：“处女玛利亚的圣颜／大天使纯洁的面庞／透过铁格子窗棂／映入凝望着的少年的眼眶／温柔然而自尊／热烈却又端庄”。诗中以十个“五十三年”，反复咏叹的，句句都是“刻骨铭心”的思念：“太平洋的大波隔不断／百慕大的黑洞难阻挡／亚洲和美洲两大陆／架起百灵衔羽的金桥梁……”而诗人的赤忱、千言万语，只是“永远相望／永远相望……”读诗至此，我要诚挚地祝福，为屠岸先生，也为他心灵深处的“女神”。
在《后记》中，屠岸先生引某前辈诗人谦称其“在诗史上只能是majorpoet（次要诗人），即不可能是majorpoet（大诗人或主要诗人）。”相对之下，而谦称“自己连minorpoet也不够格，”只是“诗阵地上的一名小卒。”毋宁是太过自谦了。我读屠岸先生之《进出石库门的少年》（一○六行，一九四八年作品）、《喉之歌》（二。七行，一九七九年作品）、《迟到的悼歌》（七十六行，一九九九年作品），便有如同阅读杜甫“三吏”（《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之感。“三吏”、“三别”之所以被后人誉为不朽的史诗，就在于诗中记录了唐代“安史之乱”中，社会腐败，人民生活痛苦的血泪史。屠岸先生之《进出石库门的少年》，书写上海解放前社会动荡中的种种乱象；《喉之歌》和《迟到的悼歌》，控诉的都是“文革”十年动乱中，张志新、马正秀等被冤杀的无数事件之一斑，这些不也都是具有当代历史意义的作品吗？遗憾的是《喉之歌》中被割断喉咙的张志新，虽为大陆国内家喻户晓的人物，但因事件发生于一九七五年四月三日，年轻一代的读者，被海峡长期封闭的台湾同胞和海外的华人，详知事件原委的恐怕不多。建议有机会再版时，最好像《迟到的悼歌》，有一段附言说明。
其他佳作很多，容从略。我想特别一提的是，《塑料耗子》、《舌和齿》、《巴西龟》的幽默讽刺，令人莞尔。中国读书人，包括诗人，受儒家礼教思想影响太深，反映到文学上则是文以载道者多，幽默风趣之作很少。但愿今后我们在这一方面多关注一些，让读者也能享受更多读诗的乐趣。
我也注意到屠岸先生的多数诗文集，如《哑歌人的自白》、《屠岸十四行诗》、《诗爱者的自白》，和这本新著《深秋有如初春》，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就是每篇作品，都注明了写作的时间，这对有兴趣的读者，尤其是研究者，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作用。我个人在这方面便相当疏忽，因为多数作品在出版专集时，没有注明写作的时间和发表的刊物，最近在写一本小书：《文炉诗房茶》，为了查考某些作品的写作时间和出处，多次跑图书馆，翻查相关的报刊，吃了不少苦头，有时还是一无所获。
关于十四行诗，我的了解十分粗浅。屠岸先生在这一方面，不论研究与创作，都是有目共睹的权威大家。在大著的附录中，读过屠岸先生的《十四行诗形式札记》和《汉语十四行诗体的诞生与发展》，便有上了一门专业诗课的感觉，真的是受益良多。
王久辛诗歌的艺术感染力
熊 辉
从开始诗歌创作以来，诗人王久辛即具有明确的社会责任感和担当意识。“仅仅只有个人的激情和经验的流露，还不能算是诗，……从根本上讲，抒情诗内容的普遍性具有社会的性质。”（阿多诺：《谈谈抒情诗与社会的关系》）作为引导大众进行价值取向和文化消费的精英阶层，王久辛认为诗人的创作目的不能局囿于自我精神的愉悦和表达，而应具有担当意识和朝向历史深处及民族未来的深邃眼光；诗人应当摆脱诗歌时尚的干扰和外来思潮的侵袭，以平和的心态沉潜入民族文化土壤中，才能高屋建瓴地创作出优秀的史诗般的作品。诗人的情感源于对原生态生活的体验和对经验知识的吸纳，其作品是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刻透视，渗透出厚重的历史感和担当意识。以他的代表作《狂雪》为例，诗人在不堪回首的历史事实面前毅然选择了“责任”：“只要邪恶和贪婪存在一天／我就决不放弃对责任的追求”。王久辛站在历史和人性的高度上抒发了对“南京大屠杀”的愤慨和怜悯之情，但这种情绪却不是极端的民族主义思想和仇视目光。凭着对历史的敏锐洞察和对人性的深刻解读，《狂雪》所承载的情思早已上升到了对人性阴暗面的控诉，王久辛书写悲惨的民族记忆是为了担当起疗养民族精神伤痛的责任，更是为了劝诫不同民族和国度的人民不再重蹈屠杀他民族的覆辙。“作为一位军旅诗人”，王久辛希望人们“一代又一代 代代相传着／关于和平或者关于太平盛世的心愿”。试想，如果没有对民族精神和文化的担当意识，没有深邃的朝向未来的历史眼光，《狂雪》能给人的灵魂造成如此深层次的震撼吗？其在情感层面上的感染力能达到这样的高度吗？
王久辛的诗歌作品在思想上具有预言般的前瞻性。商业社会模糊了人们对诗歌价值的判断并引发了读者审美观念的变化，因此我们这个时代既需要百花齐放的探索性与时尚性诗歌作品，同时更需要追求美好人性与高尚道德，以深刻的思想引读者一同思索的前瞻性作品。王久辛的《致大海》、《蓝月上的黑石桥》等作品正好契合了时代对文学的诉求，它表达的情感直抵广大读者的心灵深处，并对民族的美好未来作出了寓言式的判断，显示出一个知识分子思想的前瞻性，必将启示诗歌精神的“重建”路向。比如诗人在《致大海》的序诗中引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来暗示他要达到“布道者”的言说目的，启示民族精神朝着健康明朗的方向发展。一个内心始终向往光明生活的诗人在情感上必然拒绝现实的邪恶利丑陋，而一个具备了“大我”情怀的知识分子“必须像爱自己一样去爱别人”。该诗深刻地表达了诗人对当前民族精神、道德、思想观念以及传统美德的喟叹，意欲通过诗歌“守住我们纯洁的精神故园”、“捍卫我们高尚的精神世界”，重铸强大的民族精神，如同波兰诗人一样用诗歌去唤起民众的觉醒，从而让自己的民族和人民永远保持独立和尊严。诗人在《蓝月上的黑石桥》中拷问战争时流露出对民族精神现状的担忧：
在今天我们是何等的轻松。
咒骂鲁迅。开发权力的各种功能。
艳羡金钱在人性中找到的第一把交椅。
几乎人类不齿的种种恶臭，
在现实中都找到了“美加净”的商标。
这种对现实社会毫无遮掩的忧虑必将使更多的人去关注和思考我们这个时代的病症，目的是要感染并启示人们去建构民族精神。
王久辛诗歌的艺术感染力，与其作品特有的丰厚文化内涵也不无关系。对历史传统和文化现状的怀疑甚至解构是造成当前新诗感染力匮乏的根源，很多诗人“既不相信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体系，也根本怀疑重建中国文化精神的可能，嘲弄一切绝对、普遍的真理”（祁述裕：《逃遁与入市：当代知识分子的选择和命运》）认为否定和解构便是一种创新。事实上，一味地解构权威和传统势必造成诗歌情感内容的紊乱和平面化。王久辛知道在生存压力越来越大的时代，一个有文化责任感的诗人应该在提升自身文化素养和道德修养的基础上坚守诗歌的文学性立场，而传统的文化审美理念无疑为营造诗歌的文化内涵构筑了坚实的平台。诗人在其作品中用一种充满历史和文化厚度的语言替代了“个人化”的试验性话语，用一种充满民族文化精神的情感替代了“私人化”的欲望宣泄。比如在近作《致大海》中，诗人引用郭小川的诗句，引用屈原和鲁迅等人忧国忧民的情怀来表达他的社会关怀，在形象性的表达背后蕴含着深刻的理性思考。《致大海》之所以具有丰厚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