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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地方行政长官，接到的第一个电话便是一件人命关天的大事，并且发生在几英里之外。
我决定走那条尚未完工的近道插上101高速公路去，可是，当我穿过那密集的车流驶到高速公路近旁时，马上就发现没有便道可以驶上去。在我和那条公路之间是一条几米宽的深沟和一堵陡直的路堤。
我下了车，望着那条繁忙的公路。“我的上帝！”我暗自叹道，“我该怎么办呢？”
“怎么回事，长官先生？”
我抬起头，看见一个人高高地坐在一辆巨大的推土机上面。
“小孩窒息，很危急，我得赶去抢救，可这儿没路，要是绕道，那肯定就来不及了。”
几年的训练教会我此刻该如何抑制自己的情绪，可遇到这样的挫折我怎能不心焦呢！
“跟着我，长官先生！我来替你开条路。”
我发动汽车跟在推土机后面，好奇而焦虑地看着他怎么开路：推土机那巨大的铲斗铲起满满一斗泥土，然后倒进深沟。
快！快！快！时间成了我的敌人。
接着，推土机在路堤前推出一个斜坡，大堆大堆的土不断朝斜坡堆了上去。一会儿，路开成了！我觉得等了有好几个钟头。然后，推土机开上路堤，上了公路，截断了来往的交通，留给我一条宽阔的通路。
警笛尖叫着，车轮飞转着，不一会便到了事发地点。我跳下车，夺门而入。孩子的妈妈颤抖着把孩子递给了我。我紧张极了：我来迟了？上帝保佑！
我把孩子按住，然后紧张地施行那套曾经受训的急救措施……一粒纽扣从孩子的喉咙口跳了出来。
孩子尖叫起来，皮肤泛出了红色，两个小拳头在空中乱挥。他得救了。
我回到车里，把事件记入工作记录，并用无线电报话机把情况作了报告，然后怀着一种兴奋感缓缓驱车离开了。
第二天，我独自驾车来到我24小时前曾经受阻的那个地方。我一眼看见了那辆推土机，便减慢了车速。我要去谢谢那位司机。
可他却先朝我跑了过来，结结巴巴地说：“那……那孩子……。”他停下了，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我感到有点惊讶，便试着安慰他说：“那孩子一切安好，谢谢你——你帮我救了他的小生命。伙计，咱俩合作得不错！”
他却哽咽道：“我……我知道，可我不知道那是……。”他使劲咬着嘴唇轻声说，“那是我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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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 ： 1786
Title ：一诺千金
Author ：John Hanlno
Issue ： 总第 64期
Provenance ：间谍与秘密
Date ：
Nation ：美国
Translator ：
比利时的农家老太太小心抚摸着一条普通的床单，无限的喜爱，好像那是一件名贵的貂皮。她说：“先生，这就是其中的一条床单，是你的。”柯拉太太打开床单，翻出一个美国商标和褪了色的洗衣店记号。不错，那正是我的床单。
我坐在柯拉太太的炉灶前取暖，想起了1944年12月一个寒冷的早晨。那正是“比利时之役”接近高潮的时候。那是希特勒最后一次孤注一掷的猛攻。圣诞节前几天，美国101空降师在巴斯托涅周围的环形地带仓促布防。我们已被突进的德军包围，好像瓮中之鳖。
我所指挥的空降营兵力约有600人，奉命进驻巴斯托涅东北约两英里亚顿高地一个名叫安姆尔的荒芜小村。那里有20多家农舍和20多个牛房，共有居民约100人；一座小教堂，尖顶巍然直矗；一条泥路和几条偏僻小径；全部坐落在山坡上，景况萧条。我们军粮缺乏，弹药不足，人数也与敌人相差悬殊。刚下过6英寸厚的大雪，士兵又没有伪装掩护。他们穿着淡绿色空降制服伏在银白一片的战地上，等于是靶子。
我们指挥部设在13号民宅，我立即召集参谋人员举行会议。有人建议使用床单作伪装。可是一时怎能收集到那么多的床单呢？
我指派行政官费茨杰罗上尉去问村长，可不可以借到一些床单。我说：“告诉他，如果办得到，我们用后就归还。”
村长加斯巴，70多岁，圆胖红润的脸上蓄了两撇大胡子。他这一辈子里，看到这个小村在1914和1940年两次被德军侵占。当费茨杰罗上尉向他提出要求时，他毫不犹豫地说：“跟我来！”带着上尉越过泥路，朝教堂走去。他取下钟楼的绳索，开始敲钟。
他说：“村民都知道，钟声是如集他们的信号。”
当第一阵钟声在村中回荡时，有个吃惊的村妇从屋门后探出头来，侧耳倾听。她用围裙抹了抹手，披上件短袄，就向教堂走去。别人也跟她来了。有的独自一人，有的三五成群，有的人还带着孩子。不到一会儿，大部分村民都沿着泥路，朝教堂集合。
等他们都到了，村长加斯巴就发出指示：“把你们的床单拿来，”他说，“美国人要用来作伪装。快去拿！”
有少数人不能来。柯拉太太就是其中之一。因为她正忙着为地窖里避难的60名难民烧饭，临时离不开炉灶。但是村长亲自拜访那些不能来的村民。这时在教堂那里，村民开始送来一捆捆宝贵的床单。半小时内，教堂的走廊上堆积了200条。他们也没有提到我答应用后归还的事。
我立刻把床单分给士兵。几分钟后，我觉悟到自己许下的诺言是何等的愚蠢。所有士兵开始利用床单做军事伪装。有的人把床单撕成方式，盖在钢盔上；有的人把床单撕成窄条，所在机枪枪管上；有的人在床单上开个洞，套在头上，做斗篷。伪装工作完成，他们看上去都奇形怪状，人鬼莫辨，但都伪装得很好。
我们的准备可真算及时。因为在圣诞日凌晨4点钟，敌人就发动了破釜沉舟的攻势，事前毫无征象。天刚亮时，敌人的坦克和步兵，排山倒海地登上山脊，向我军进犯。敌人突入了我军左右两边薄弱的防线。我还没有来得及判断军情，就到处都有了纳粹兵——威胁到我军的两翼，而且少数德军实际上已渗透到我军的后方。
接着爆发了前所未见的激烈战斗；当时短兵相接，甚至德军坦克的标识也看得清清楚楚，有时竟连十几名德军的容貌也可以分辨出来。我在一个据点碰到一名部下，蒙着床单，冷静地注视着6名从后方逼近的德军。
我问他：“你说，敌军怎样攻进我们的防御圈？”
他随口答道：“这个你问倒我了。不过，他们要想再出去可不容易。”结果确实如此。这名士兵真是有种。
我们临时发明的伪装处处发挥了功能。驻防在十字路口的火箭炮小队监视着逼近的坦克。两名士兵一直等待坦克进入相距不过50英尺的地方，一炮打个正着，把坦克击毁。
不知怎的，仿佛是一声令下，战斗突然停止；战场上一片奇怪的寂静，只听到燃烧的坦克所发出的劈拍声。我们活捉了50名俘虏。德军伤亡甚众，我军则损失轻微。
几天后，我们奉命调驻一个新防地，接着又转调别处。一路上带着床单随行。在调防期间，有些床单散失了，有些破损，终于抛弃了。最后，我把这件事置诸脑后。不到半年，大战结束，我解甲还乡。
我从来没有想到，还会听到安姆尔这个地名。1947年秋，我在波士顿的报纸上读到一位记者访问二次世界大战战场的报道。这位记者去过巴斯托涅，也到过安姆尔。当地居民说，他们复元的情况良好。报道又说有个人吃吃地笑着说：“如果借我们床单的那个美国人能归还床单多好哦！他答应用后就还的。”
我写信到报馆去，承认我就是记者所报道的那个言而无信的罪人。这封信在报上发表了。随后发生的一连串事件，只有美国人的那种傻劲才会干出来。邮寄包裹开始拥到。其中一个寄自缅因州，里面有一条床单和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如果我要遵守诺言，这件东西或许有帮助。
其他报纸也转载了这个消息，我又收到更多的床单和许多支票。我从前的几位部下——就是那天在安姆尔附近的雪地里参加过战斗的战友——也有捐赠。他们能够活命，全托村民之赐。我的故乡麻省温彻斯特的父老开始在街上拦住我问长问短，问要不要他们效劳。我接到许多人的电话，想要捐款。
我把这件事从头到尾仔细考虑过，虽然从世界大事的观点来看，算不得一回事，不过，这正是我守信归还借物的好机会。最重要的也许是遵守诺言，使我心安理得。
我们成立了一个捐赠安姆尔床单委员会，又在温彻斯特主办了一个床单捐赠日。捐赠日择定12月的一个星期日下午开始，届时市内10座教堂和市政厅的钟声齐鸣。
钟声响起，就像当年在3600英里外的钟声响起时一样，市民都带着一包包床单来了。看着邻居在学校礼堂里堆起他们的床单时，我不禁感动得要哭了。
两个月后，就在1948年2月，我履行了诺言，回到安姆尔。正好那一天也是大雪纷飞。排列在路旁的不是部队，而是童子军。全体村民都三五成群地来到教堂附近集合，穿的是最好的节日衣服，向我挥手欢呼。加斯巴先生站在他屋前圆石砌的台阶上，精神矍铄，健壮如昔。我们再见面，彼此都很高兴，然后走到教堂去。他把敲钟的绳索递给我。
我使劲敲钟，村民像1944年那样朝教堂走过来。在那里，我终于偿还了安姆尔村民的床单。
村长亲自主持分发床单，每人从前捐出多少，现在就领回多少。余下的400条则送往老人院。仪式中有多许人发表演说，握手问好。我得到了荣誉村民的荣衔，和一卷本村学童所绘的画。
我一有机会就回安姆尔去。我的妻子和孩子也跟随我一起访问那个朴实的小村。我总是不声不响地去，但是他们总会认出我。有一次，我开车进入那个小村时，邮差骑着脚踏车从我身旁驶过。他看了我一眼，又仔细地端详我，然后紧急煞车，跳下车来，挺胸立正，向我行礼：“哦，韩龙上校。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