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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座几人中最起码都是处级干部中的区县委书记，一样是在政坛沉浮了数十年的老手，政治上不成熟是不可能的。
陆政东能够做到这一点绝非偶然，杨永清也觉得他现在似乎也是在一种潜移默化中被逐渐吸引的。
如果说当初自己之所以主动向陆政东靠拢，是源于对陆政东上升的看好，但是之后和陆政东日渐靠紧则是源于对陆政东工作作风和态度所吸引，这是一个想做事又敢于做事的角色，而且还是一个很富政治技巧的角色，陆政东很清楚把自己放在一个什么位置上，选择自己想做，通过一番努力又能够做到事情作为目标，这才是智者所为。
杨永清也很清楚，对于他来讲，有些事情很现实，他在西部办农林组这个位置上想要在西部办再往上走希望非常渺茫时，他就在开始寻找着属于自己人生轨迹变化的机会。
初来的陆政东看起来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看点，所以他没有多少犹豫就选择了向陆政东靠紧。
他并不在乎西部办乃至发改委一些同僚们怎样看待自己，不说在京城部委，就是发改委这个系统，像他这样的厅局级几十个，而他无论是从背景还是资历，抑或是所谓的能力和农林组这样一个听着都边缘的部门，在发改委中完全排不上号，而他要迈过副部这道坎，得过高层那一关，就现在这样子很难进入高层视野。
所以他渴望着能够从西部办乃至发改委中挣出去。
恐怕他这样的心态在外人看来很怪异，现在很多人都盼望着走进西部办这扇门。
现在西部大开发正热，以为这里和之前的体改委一般执掌着莫大的权力，想象无限好，只是现实并不是如此，西部办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协调机构，并没有体改委拥有的审批权限，如果不是陆政东的努力，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西部办的主要工作除了召集制定西部发展的一些政策外，就主要管退耕还林。
西部办设在发改委，其实也就注定了西部办不可能拥有体改委曾经拥有的那么大的权力，甚至很有可能和很多临时设置的办公室一样，西部办最后还是沦为发改委的一个下属部门。
对于西部办的前景不看好不说，而对于张宏伟来说他更希望看到自己所经手的东西通过自己努力变成现实，但是在西部办是很难体会不到这种感觉的。
杨永清一直认为西部办只是陆政东的一个过渡，从性格和作风上他都更适合在地方担任一地主官，而并不适合这样的副职，杨永清坚信这一点，少则两年多则三年，陆政东就会下到地方去，到某个经济偏弱的省份去担任一省主官，这是杨永清的判断，他希望自己可以能够借助和陆政东建立起紧密的联系，加入到陆政东这个体系中去。
在他看来，安新的两位市委常委的表现似乎也是在为和他相似的目标在努力……
陆政东其实也在考虑着这件事，尤金忠和安俊义再留在安新或者贝湖很难有出头的机会。
虽然罗浮黎干满这一届书记，因为年纪的关系，估计就得离开市委书记这个位置。
但现在安新现在上了轨道，炙手可热，那么也就意味着下一届市委书记和市长更是虎视眈眈。
虽然在贝湖省里有杨立峰这个奥援，但毕竟杨立峰只是省长，在人事上的问题影响力还是受到极大限制，现在是詹继东一系在贝湖掌握着人事的话语权。
恐怕在贝湖所有人中，他离开安新到京城，最为如释重负的便是詹继东了，作为他陆政东的前任，在安新和他产生矛盾的日子，詹继东是绝不会忘记的，而尤金忠和安俊义两个完全打上他陆政东标签的人，其去向也就可想而知了。
陆政东的想法是让两人跳出贝湖这个圈子，至于具体的去向，陆政东也有一个初步想法。
安俊义善于协调，陆政东考虑让他到京城部委，这样更能发挥他沟通上下，串联各方的能力。
而尤金忠，陆政东打算让他到孙伟阳手下去干干。
孙伟阳现在所在的省份经济上也不属于发达地区，也面临着很多挑战，所以对于来自经济发达地方的干部肯定欢迎。
这件事陆政东和孙伟阳有过交流，现在的干部交流是大势所趋，这样的流动也很正常，当然尤金忠过去先也只能干干地市的市委书记，想要再上个台阶，那得看他在市委书记位置上的表现了。
酒桌上的气氛很轻松，喝酒也显得很随性，大家都是体制中人，自然也少不得会提及体制中事……
第211章安排
虽然大家谈论的都是体制中事，其实也是交流一下各自的体会感想和感受，由于没有那些虚假的东西，所以每人应该都会从别人身上感悟到一些东西，有所收获，这也是陆政东最主要的目的。
饭局终于散了，但是陆政东真正想谈的东西才刚刚开始。
“俊义，有没有跳出安新的想法？”
对于安俊义的去向问题，陆政东已经思考得很成熟了，所以他只是轻轻的抿了一口清香宜人的茶水，直接问道。
“我一直等待着领导的召唤。跟着领导实实在在的做点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事情，这辈子也就没什么遗憾了。”
安俊义也没有任何考虑，直接回答道。
虽然现在在安新和罗浮黎关系也处得不错，和市里其他领导关系也还可以，在安新他工作这么多年，关系也还是建立起来了，在安新过得还算如意。
不过安俊义也很清楚，就贝湖的政治生态而言，他想要进一步发展，机会实在是太过于渺茫，想要发展，还是得跳出贝湖，这个问题他自己也曾经多次思考过，所以对于陆政东单刀直入的提出来还是有思想准备的。
钱财美色这样常人所喜欢的他却是兴趣不大，不过俗话说人死留名，雁过留声，人这一辈子总要做点什么，留下点什么。
陆政东点点头，设身处地的、实实在在为老百姓做点实事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现在的干部说的是一回事，做的又是另外一回事，几乎都是眼睛朝上，盯着领导的一举一动，好一点的在这其中还兼顾着老百姓的利益，不肖的为了自己的所谓政绩完全是不顾老百姓的切身利益。
对于干部盯着上面的领导，陆政东还是能够理解，毕竟干部的帽子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领导，即使在考核上也逐渐完善，推出了单位满意度和公示制度，只是单位满意度也就是体制内部的一种考核机制，这种考核有其积极的一面，只是这样的考核机制其实弊端也是很明显的，真正敢于做事的人，敢于加强本单位管理的人道提拔的时候很可能就会过不了这一关，所以很多干部在单位都是想办法安抚住大多数人，这里面也就存在着很大的问题。
只要安抚住本单位的人，甚至用一些办法摆平单位内部，就可以为所欲为，就在前不久，华新社内参选编、国内动态清样相继披露了这样的事情，某欠发达省一个经济并不算发达的、仅仅四十万人的县级市一个小小的工商局核定编制一百八十人，而实际在册人数高达近一千人，被称为全国“最大”的县级工商局，这些超编的人多数是系统干部职工的亲属子女。
在内参披露之后，引起了高层的重视和震动。
其实这还不算最夸张的，某县一收费站被戏称为“史上最臃肿收费站”。因为这个小小的二级公路收费站，竟然有职工一百一十三人，其中事业编制七十人，还向其他企业借用了四十多人。按照行业标准，这个收费站顶多六十个人就能完成现有工作任务量。
为何出现如此多的人员？
据当地官员解释，原来这个路段一共有三个收费站，后来撤掉了两个，但是这两个收费站的人员却都没减，都流动到仅存的一个收费站中，而向企业借用的个人后来由于有些企业改制，这些员工也就都留了下来。
这个原因与大部分政府机构臃肿的原因差不多：竞争上岗机制无法落实，即使岗位裁撤，人也无法裁撤；人浮于事，不少人占着编制不干事，政府机关只好到处借人干活，借过来的人又通过种种途径留下来。
有一个县十二三万人口，吃财政饭的多达进六千人，公务员队伍面临的最主要问题而是机构臃肿，平均每二十八个老百姓就要养活一个公务员，即供养比例的全国平均值为二十八：一。
也不是没有人强力推动这项改革，不断提出精简机构的措施，然而，机构臃肿是一个周期性顽症，反复治、不断改，始终未能走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而且每一次精简之后是更大的膨胀，因为精简掉的多是没关系，真正干事的，这些人走了，运转就不畅了，所以还是得进人，不管是所谓的“借调”还是“临时工”，总得有人干事。
所以机构精简就像戒烟一样，很多人是戒一次烟，烟瘾反而增加一份，一个讽刺官僚膨胀的最新桥段是说九十年代饭店服务员见到所有客人都一律称呼为老板，而现在逐渐将此称呼改为“领导”。
社会词根的变化反映社会强势力量的变化，“老板”代表的是市场主体，而“领导”代表的是官僚集团，称谓折射出社会现实发生的微妙变化。
与其说机构臃肿是政府的顽症，倒不如说是政府的本性，因为政府代表的是权力，而权力具有扩张的本性。
一定数量的公务员有利于维系国家政治生活，但公务员膨胀到一定程度就会形成具有利益共同体性质的官僚集团。官僚的扩张是政治改革最大的阻碍力量。这是因为，官僚集团的扩张与政治改革的方向相悖。
政治改革的方向是“小政府、大社会”，而官僚集团越庞大就越保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