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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笔有尚知以周月记事者，则孔子书王正月以别之，谓此正月乃王之正月，见其犹尊王也。而史官更易，不一其人，有时或竟以鲁国自用之岁月以纪事而不合乎周正，则孔子即仍其所书之春正月而不复书王，谓此正月乃鲁国自行之正月，而非王之正月，见其无王也。然则书王不书王，本据旧史之周月、鲁月为定。旧史所纪用周正则书王，旧史所纪非周正则不书王。明乎此，则诸家纷纷之说俱可不必矣。
春秋时列国多用夏正。《左传》隐公三年夏四月，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秋又取成周之禾。若系周正，则麦禾俱未熟，取之何用？是郑用夏正也。隐六年，宋人取长葛，经书冬而传书秋，盖宋本用殷正建酉之月，周之冬即宋之秋，是宋用殷正也。桓七年，伯绥来朝，邓侯吾离来朝，经书夏而传书春，是二国不用周正也。僖五年，晋侯杀其世子申生，经书春而传在上年之十二月。十年，里克弑其君卓，经书正月而传在上年十一月。十五年，晋侯及秦伯战于韩，获晋侯，经书十一月，传书九月。又如《左传》僖二十三年九月晋惠公卒，二十四年正月秦伯纳重耳于晋，而《国语》则云十月晋惠公卒，十二月秦穆公纳公子。鲁之月与晋不同，是晋不用周正也。文十年齐公子商人弑其君舍，经书九月，传作七月，是齐不用周正。又《管子。立政篇》正月令农始作，《轻重篇》令民九月种麦，则齐用夏正也。《史记。秦本记》宣公初志闰月，则宣公以前并有不置闰者，其不用周正可知也。至战国时，更无有不用夏正者。吕不韦《春秋》是全用夏正，杜预记《汲冢纪年》书系魏哀王时人所作，以夏正为首，是魏亦用夏正也。不宁惟是，鲁号秉礼之国，然《论语》暮春者春服既成，若周正，则暮春尚是夏正之正月，安得有换春衣浴且风之事？是曾点所云暮春，即夏正之三月，夏正之三月在周应作仲夏，而曰暮春，则鲁亦久用夏正可知也。又《左传》文元年闰三月，非礼也（三代闰月皆归于岁终，所谓归余于终也），襄二十七年再失闰，哀十二年又失闰，季孙问仲尼，仲尼曰：“今火犹西流，司历过也。”杜注：尚是九月，历官失一闰也。十三年十二月又螽。杜注：季孙虽闻仲尼言而不能正历，失闰至此年，故十二月又螽。则鲁不惟不用周正，并夏正亦失之矣。刘原父谓：《左氏》月日多与经不同，盖《左氏》杂取当时诸侯史策之文，其用三正，参差不一，故与经多歧。可见是时列国各自用历，不遵周正，固已久矣。凡古制非现行者，阅数十年，未有不废绝。若周改正朔之后，列国皆遵周正，则千年以前之夏正何以尚在人间而行之自若乎？盖周初虽改岁首，而农事仍以夏正并行。《微子之命》曰：统承先王，修其礼物。是听其自用先世之制，杞用夏正，宋用殷正可知也。《尚书大传》亦云：王者存二代之后，与己为三，所以通三统、立三正。郑康成注云：使二王之后自行其正朔也。是二王之后不用周正，固不待言。即周制亦自有兼用夏正者，《逸周书。周月解篇》有曰：亦越我周改正，以垂三统。至于敬授民时，巡狩享，犹自夏正焉。今按“七月流火”之诗，周公所作，而授衣、条桑、烹葵、剥枣、凿冰、献韭，一一皆以夏正纪节物，然此犹曰追叙祖宗时事也。“四月维夏”，“六月徂暑”，非周中叶之诗乎？“维暮之春”下文即接“于皇来牟，将受厥明”，岂非夏正之三月，其下月即麦熟时乎？《周礼》仲春会合男女之无夫家者，若周之仲春为今之十二月，风雪Ё寒，岂能会合于野、奔者不禁乎？则亦岂非夏正之仲春乎？是知周改朔之初，本已兼用夏正，民间习用既久，及东周以后，去开国之时愈远，王朝又不颁朔，列国遂并忘周正，而各自用夏正，固非一日矣。由此以推孔子修《春秋》必书“春王正月”，实以是时列侯多不用周正，故特著之，言此乃王之正月也。若各国咸禀周正，则但书“春正月”即是王之春正月矣，何必更表之以王？（说见“春不书王”条下）告颜子以行夏时，亦以夏时本所当遵，当时已多私用，与其另建一朔而不能使天下划一，不如仍用夏正，俾上下通行也。（按《夏小正》一书实《月令》所本，其曰《夏小正》者，盖周改朔之后，此书仍听其行之民间，以便民事，而实非本朝之制，故谓之夏小正，以别于周正耳。）
○春王不书正月唐刘ナ对策，谓《春秋》定公元年春王不书正月者，以先君不得正其终，则后君不得正其始，故曰定无正也。此亦唐人臆说。春王无正月，此不过脱简耳。如《春秋》每遇四季之首，虽无事亦必书其首月。隐六年秋无事，书秋七月，桓九年夏无事，书夏四月之类，不可胜纪。杜预所谓虽无事必书首月，具四时以成岁也。而桓四年秋、冬无事，乃不书秋七月、冬十月，七年、九年及庄七年之秋、冬亦然，其为脱简无疑也。则春王之下无正月，其为脱简，又何疑乎？或谓脱简必脱一行，如秋七月、冬十月之类，至春王下缺正月二字，岂有一简中脱落半段之理？不知简策亦有传写脱误者，如《左传》庄六年经文“冬齐人来归卫俘”，而《公》、《》经文皆言“卫宝”，则有误在一字者矣。僖十年经文“冬十二月夫人氏之丧至自齐”，夫人姜氏也，而无姜字，杜注云，脱误也。则亦有脱在中一字者矣。一季之内虽无事，必书首月，而庄二十二年夏无事，乃不书夏四月，而书夏五月，非传写之误乎？推此则庄十年之夏五，亦岂非脱字乎？而必为之说曰：孔子有意仍之，以传疑也。夏五之为夏五月，了然可知，圣人即添一月字，岂遂为僭妄，乃必不敢增，以存传疑之义，则又何以笔则笔、削则削乎？可见《春秋》一书，孔子既修之后，仍有脱简误字，不一而足。而必于其脱误处曲为之说，毋怪乎益入于穿凿也。则“春王”下之无“正月”，其为脱误无疑，非别有义也。
○春秋纪年春秋时，列国虽曰奉周正朔，然纪年皆以本国之君即位之年为纪。如《春秋》以隐公元年起，虽孔子亦不改也。至其称于列国，则彼此纪年不同，似应以周王之年为纪矣。然郑子家对赵宣子曰：寡君即位三年，召蔡侯而与之事君。十二年六月，归生佐寡君之嫡来朝。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是皆据本国之纪年以语他国。否则举是年一大事以标之，如鲁襄公朝晋侯，晋侯问其年，季武子对曰：会于沙随之岁，寡君以生，是也。绛县老人自叙其年曰：臣生之岁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师旷曰：鲁叔仲惠伯会成子于承匡之岁也。是皆不以周王之年为纪也。即《左传》叙旧事亦然。如追叙晋封成师之事，则曰惠公之二十四年晋始乱，惠之四十五年曲沃庄伯弑孝侯。追叙卫襄公立子元之事，则曰晋韩宣子为政聘于诸侯之岁。追叙郑伯有为厉事，一则曰铸刑书之岁，再则曰齐平燕之岁。追叙齐乌余以廪邱奔晋事，则曰齐人城郏之岁。追叙郑伯朝晋之岁，则曰溴梁之明年。而于周王纪年略不及焉。堂堂共主，正朔咸遵，而纪年莫之或用，盖当日本无禀奉一王纪年之制，非尽各国僭妄也。（汉时诸侯王尚得自称元年，如《汉书。诸侯王表》楚王戊二十一年为孝景三年，楚王延寿三十二年为地节元年之类。又列侯于本国亦得自称元年，《史记。高祖功臣侯年表》高祖六年为平阳懿侯曹参元年，孝惠六年为靖侯元年之类。是列国各自纪元，汉初犹然。）○矢鱼于棠矢鱼于棠，诸家皆以为陈鱼而观之。宋人《萤雪杂说》独引《周礼》“矢其鱼鳖而食之”之义，以为矢者射也。按秦始皇以连弩候大鱼出射之，汉武亦有巡海射蛟之事，以矢取鱼，本是古法，授以说经，最为典切。
○《左传》所本《左传》所本，采择甚多，盖古者史官有简策、简牍二种，杜预序所谓《周礼》史官掌邦国四方之事，诸侯亦各有国史，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其本国之事，凡政之大者，及君所命，则书于策，非此则但别为记载。如公子豫及邾人、郑人盟于翼，不书，非公命也；新作南门，不书，亦非公命也之类。杜预所谓史不书于策，故夫子不书于经是也。然夫子虽不书于经，而记载自在，故左氏得据以推圣人不书之本意。至他国之事，凡来赴告者则书于策，不告则不书。如隐十一年郑伯大败宋师，《左传》谓灭不告败，胜不告克，皆不书于策是也。然虽不书于策，而列国自有记载，鲁国亦有得之传闻而别记之者，故左氏得以补圣人之所未修，而详其始末。杜预所谓非将君命则记在简牍是也。故有经所本无而特见于传者，先经以始事，后经以终义，皆别有所本也。亦有经所特书而反无传者，非必其事之无关系也，如郭公之类，非传不明，而左氏无之，则固简牍缺落，无所考据，故不能凭空撰述耳。不然，则经所无者尚一一补之，经所有者反略而遗之耶？又庄二十六年经文：春，公伐戎。夏，曹杀其大夫。秋，公会宋人、齐人伐徐。冬十二月癸卯朔，日有食之。而是年之传：春，晋士为大司空。夏，士城绛，虢人侵晋。冬，虢人又侵晋。一年之内，经自经而传自传，若各不相涉者，盖亦因经所书之事别无简策可考以知其详，故别摭他事以补此一年传文也。○《左传》叙事氏名错杂《左传》叙事，每一篇中，或用名，或用字，或用谥号，盖当时文法如此。然错见迭出，几使人茫然不能识别。如子越椒之乱，一斗般也，忽曰斗般，忽曰子扬；一贾也，忽曰贾，忽曰伯赢。泌之战，一荀林父也，忽曰荀林父，忽曰桓子；一士会也，忽曰士会，忽曰随武子，忽曰随季，忽曰士季，他篇又称范武子；一先也，忽曰先，忽曰彘子，他篇又称原；一荀首也，忽曰荀首，忽曰知庄子，忽曰知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