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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便是入他家墓内寻人。”《薛安都传》：京师无百里地，若不能胜，便当拍手笑杀。《北史》：宇文化及谓许善心曰：“我好欲放你，乃敢如此不逊！”又化及谓李密曰：“我与你论相杀事。”《隋书》：太子勇曰：“阿娘不与我一好妇女，亦是可恨。”《旧唐书》：郑綮闻将拜相，曰：“万一如此，笑杀他人。”史思明将死，骂曹将军曰：“这胡误我！”宦官刘季述废昭宗，手持银挝，数上罪云：“某事你不从我定。”此数语皆以俗吻入文，此外不更见也。至宋、辽史乃渐多。《辽史。伶官罗衣轻传》：兴宗尝与太弟重元双陆，时重元有异志，罗衣轻指局寓讽曰：“双陆休痴，和你都输去也。”又罗衣轻以诙谐将见杀，太子曰：“打诨底不是黄幡绰。”应声曰：“行兵底不是唐太宗。”乃笑而释之。《宋史》俗语尤多。《邵雍传》：程颢与雍伦数，谓：“先生之数只是加一倍法。”雍惊曰：“大哥怎恁地聪明！”又谢良佐曰：“富郑公身兼将相，尧夫只将做小儿。”良佐又谓程颐曰：“一年只去得个矜字，仔细检点，得来病痛，尽在这里。若按伏得这病，方有进向处。”《张｛角｝传》：蔡京谓｛角｝曰：“觉得眼前尽是面谀脱取官职去底人。”《王传》：叶祖洽追论建储日，语李清臣云：“他自家事，外廷不当管。”《苏云卿传》：漕帅谓：“朝廷仗张魏公了此事。”云卿曰：“此事恐怕他未便了得在。”《施全传》：全刺秦桧，被执，桧曰：“你莫是心风否？”全曰：“我不是心风，满朝都要杀虏，你偏要与虏和，故此我要杀你。”《汪立信传》：立信谓贾似道曰：“平章，平章，瞎贼！今日更说一句不得，今江南无一寸干净地，我去寻一片赵家地上死耳。”《文天祥传》：天祥至燕，阿合马顾左右曰：“此人生死由我。”天祥曰：“要杀便杀，道甚由你不由你！”又《元史》泰定帝即位一诏，全系翻译蒙古文，今录出，以见一时文诰之体。诏云：“薛禅皇帝可怜见嫡孙、裕宗皇帝长子、我仁慈甘麻刺爷爷根底，封授晋王，统领成吉思皇帝四个大斡耳朵，及军马、达达国土都付来。依著薛禅皇帝圣旨，小心谨慎，但凡军马人民的不拣什么勾当里，遵守正道行来的上头，数年之间，百姓得安业。在后，完泽笃皇帝教我继承位次，大斡耳朵里委付了来。已委付了的大营盘看守著，扶立了两个哥哥曲律皇帝、普颜笃皇帝，侄硕德八刺皇帝。我累朝皇帝根底，不谋异心，不图位次，依本分与国家出气力行来；诸王哥哥兄弟每，众百姓每，也都理会的也者。今我的侄皇帝生天了也么道，迤南诸王大臣，军上的诸王附马臣僚、达达百姓每，众人商量著：大位次不宜久虚，惟我是薛禅皇帝嫡派，裕宗皇帝长孙，大位次里合坐地的体例有；其馀争立的哥哥兄弟也无有；这般，晏驾其间，比及整治以来，人心难测，宜安抚百姓，使天下人心得宁，早就这里即位提说上头，从著众人的心，九月初四日，于成吉思皇帝的大斡耳朵里，大位次里坐了也。交众百姓每心安的上头，赦书行有。”云云。此皆从蒙古字译出，极为俚俗。昔宋子京修《唐书》，凡唐时四六奏疏悉改为散文，意欲变今从古，固属好高之过。乃宋景濂等修《元史》，于此等诏词不稍加润色，竟以之编入本纪，毋乃太草率耶？抑或有意存之，以见当时之鄙俚耶？
●卷十五○《通鉴》、《纲目》《通鉴》仿《左氏》编年体，虽创于温公，然温公以前已有为之者。晋时习凿齿已著《汉晋春秋》，刘宋时刘允济采鲁哀公后十二世接战国，为《鲁后春秋》，元魏时张始均改陈寿《魏志》为编年三十卷。唐时裴光庭引李融、张琪、司马利宾等直弘文馆，撰《续春秋经传》，自战国讫隋，表请天子修经，光庭等作传。又太子詹事姚康撰《统史》三百卷，上自开辟，下讫隋朝皆编年为之。柳仲郢之子璞，著《长祚长历》一书，断自汉武纪元为编年，闰位者附于左。萧颖士谓仲尼《春秋》为百王不易之法，而司马迁作本纪、世家、列传，不足以训，乃起汉元年，讫隋义宁，编年依《春秋》义类，为传百篇。书魏高贵乡公之崩，则曰司马昭弑帝于南阙；书梁敬帝之逊位，则曰陈霸先反。此皆在温公之前，则《通鉴》一书亦有所本。观颖士书法，则并开朱子《纲目》之体例矣。
○《纲目》书法有所本《通鉴》书三国事，犹承陈寿之旧，以曹魏继汉为正统。至朱子作《纲目》，乃始改蜀汉继献帝。然习凿齿《汉晋春秋》早以蜀汉为正，其著论云：“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则不足，有静乱之功则孙、刘鼎立共王，秦政犹不见叙于帝王，况暂制数州之众哉！”此又朱子所本也。（章俊卿《山堂索前有集》十六卷载司马温公与刘道原书云：周、秦、汉、晋、隋、唐皆尝混一天下，其馀蜀、魏、吴、宋、梁、陈、魏、齐、周、五代诸国，地丑德齐，不参相一，皆用列国法。刘备虽承汉，然族属疏远，是非难明，今并同之列国，不得以汉光武、晋元帝为比云云。是温公修《通鉴》时亦未尝不斟酌于正闰也。）《纲目》于唐中宗之废居房州，每岁首必书“帝在房州”，虽朱子特笔，然唐人沈既济亦已有此论，谓汉高后称制，独有王诸吕为负约，无迁鼎革命事，矧其时考惠已殁，子非刘氏，故不得已而纪吕后，议者犹谓不可。今中宗以初年即位，季年复祚，虽尊名中守，而天命未改。《春秋》岁书鲁昭公出曰“公在乾侯”，示君虽失位不敢废也。请省天后合《中宗纪》为一，每岁首必书在所以统之，宜称帝不称庐陵王。是此论实发自唐人也。又朱子《纲目》用中宗嗣圣年号至二十四年，此例亦不自朱子始，范祖禹《唐鉴》已是如此。
（按《癸辛杂识》：欧公修《唐书》作《武后纪》，依前汉例也。天授以后，唐虽改号为周，而史不以周称之，盖黜之也。朱晦翁病其唐经乱周，史遂有嗣圣二十四年之号年之首，书曰“帝在某”“帝在某”，盖以《春秋》之法正名也。每年之下又细书武氏所改年号，垂拱则曰“武氏垂拱”，天授则曰“武氏天授”，此意甚严也。但武氏既革唐命，国号为周，有周则无唐矣，无唐则无帝矣。同一疆域也，而帝与周同书，则民有二王矣，岂无窒碍乎？若《春秋》“公在乾侯”，则鲁国未尝有他号云云。是又以《纲目》所书为稍紊矣。然律以《春秋》书法，究以《纲目》为正。）
《通鉴》、《纲目》所书及《集览》、《质实》、《书法》、《发明》、《正误》等书所注，多有谬误者，今摘于后，以资考证。
○贾举《纲目》前编：周灵王二十四年，齐崔杼之乱，一时有两贾举：侍人贾举，崔党也；从死之贾举，庄公所嬖也。《左氏》两书侍人贾举于前，而下叙贾举，州绰等八人皆死，明其不两贾举也……《通鉴》于崔党之贾举，初书“侍人”而后削之，直云“贾举止众从者而入，闭门甲兴，遂弑之，贾举等八人皆死。”则两贾举几于无别矣。叙事之明，由于书法之密，使其可省，《左氏》岂好为重累之词哉！
○侠累、韩一人两书《纲目》正编：周安王五年，盗杀韩相侠累。《分注》载严仲子使聂政刺之。烈王五年，韩严遂弑其君。分注载哀侯以韩为相，而爱严遂，二人相害，遂刺于朝，并中哀侯。按《国策》严仲子即严遂也，《国策注》侠累名傀，《韩非子》作，则侠累即韩也。岂有一人之身，而聂政既杀之于前，严遂复刺之于后耶？考《史记。韩世家》：烈侯三年，聂政杀韩相侠累。十三年，烈侯卒，子哀侯立。六年，韩严弑其君哀侯。是使聂政杀侠累者严遂，而弑哀侯者韩严也。两事相去且二十六七年，《通鉴》及《纲目》何以既书“盗杀侠累”，又书“韩严遂弑其君”，不且合两事为一事耶？盖《纲目》之误因《通鉴》，《通鉴》之误因史迁。《聂政传》谓严仲子事韩哀侯，与韩相侠累有却，乃使政刺杀侠累于其府中。而《史记》之误，又因《国策。韩傀相韩篇》：东孟之会，聂政直入杀韩傀，傀走抱哀侯，政并中哀侯。《韩非子》亦云严遂使人刺韩于朝，走抱君，遂并刺哀侯。此《通鉴》、《纲目》所本也。然《史记。韩世家》烈侯三年政杀侠累之后，烈侯又十年而卒，则政杀侠累并未杀君也。《国策》韩人攻宋篇又云：聂政刺相兼君，许异蹴哀侯而殪之（谓使其君伪死以免祸）。是故哀侯为君，而许负终身相焉。夫哀侯被杀即卒，而子懿侯立，许异又于谁之世而终身为相哉？则《国策》实误以烈侯时事而实之哀侯也。政刺韩傀时并中烈侯，许异蹴烈侯使之佯死以免难，其时烈侯实未死，又在位十年，故许异终烈侯之世常为相。其所以误系之哀侯者何也？《史记索隐》引《竹书纪年》韩山坚弑其君哀侯，注云：山坚，韩严也。始知弑哀侯者韩严，而非严遂。《国策》及《史记。聂政传》因韩严、严遂名姓略同，遂以两人为一人，故有此错。《通鉴》及《纲目》亦未考订，遂袭其讹。惟《史记。韩世家》于烈侯时书盗杀侠累，于哀侯时书韩严弑其君哀侯，此则分晰明确，最可据也。王充《论衡》云：传言聂政为严翁仲刺杀韩王，非也。聂政之时，韩烈侯也，烈侯三年，聂政刺韩相侠累，十二年烈侯卒。严翁仲刺杀韩王事与聂政杀侠累相去十七年，短书小传不可信如此云云。是《史记》、《国策》之误，王充已尝辨之，但未指其所以致误之由，故《通鉴》诸书仍袭前误耳。
○薄后、陈后不书立景帝七年，废皇后薄氏。武帝元光五年，皇后陈氏废。不书其立于前，遽书其废于后，斯为漏脱无疑。然考《汉书》诸帝纪，凡即位后必书曰立皇后某氏，而薄、陈二后独不书，殊不可解。倘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