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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何罪耶？（《南史》则云：袁粲谋诛萧道成，不果，旋见覆灭。黄回贰于执政，赐死。王宜兴贰于执政，见诛。）然此犹曰讳其名于纪，而著其实于传，可彼此错见也。顺帝之禅于萧道成也，是日帝居内，闻之，逃于佛盖下。太后惧，自帅阉竖索之。帝既出，宫人行哭。帝居于丹徒宫，齐人守之。建元元年五月，监者杀帝，而以疾讣。齐人德之，赏以封邑。宋之王侯无少长，皆幽死矣。事见《南史》。而《宋书》则但云：帝逊位于东邸，齐王践祚，封帝为汝阴王，待以不臣之礼。建元元年五月，殂于丹阳宫。竟似授受得其正，绝无一毫逆迹。本纪如此，又无别传错见其事，若非《南史》记载，千载下谁复知顺帝之被篡被弑之惨如此乎！又孝武母路太后，至明帝时尚存，闻义嘉难作（晋安王子勋之反），太后心幸之，延上饮酒，置毒以进。侍者引上衣，上悟，以其卮上寿。是日太后崩，秘之，丧如礼。事亦见《南史》，自是当日实事。而《宋书。路淑媛传》（即路太后）但叙明帝之孝，太后之慈，而此事略无一字，亦不错见于他传，可见《宋书》书法全多回护忌讳而少直笔也。按沈约尝历仕宋、齐、梁三朝，其撰《宋书》，在齐武帝永明中，故于宋、齐易代之际，自不敢直笔。即单纪宋事，亦有不能不稍存回护者。约尝疑〔拟〕立《袁粲传》，武帝曰：“粲自是宋室忠臣。”约又多载明帝诸鄙渎事，帝曰：“我昔经事明帝，卿可思讳恶之义。”于是多所省除。事见《齐书。王智深传》。然则约所撰原文已多删削也。又殷淑仪本南郡王义宣女（孝武从姊妹），义宣败，孝武密娶之，宠冠后宫，及卒，命谢庄为诔，使巫者召见其形于帷中，及将执手，奄然而逝（事见《南史》）《宋书》并不立传，盖亦为孝武帝讳之意。然何迈尚新蔡公主，为废帝纳于后宫，诡言薨逝，杀一婢送还迈家。赵倩尚文帝女海盐公主，始兴王（文帝子）出入宫掖，与公主乱。倩怒，肆詈搏击，引绝帐带。文帝遂诏离婚，杀主所生母蒋美人。此二事若循殷淑仪例，亦应讳而不书，乃又详新蔡于《何皇后传》，详海盐于《赵伦之传》，何也？
○《宋书》叙事及编次俱有失检处《宋书》叙事有易混者。如《刘穆之传》：高祖克京城，问何无忌索一军吏。此京城乃京口城也。下又云：从平京邑。则破桓玄兵后，从入建邺也。然京城、京邑有何分别？《南史》先叙克京城，次叙入建邺，较为清晰。又少帝司马皇后本晋恭帝女，则但云晋恭帝女可矣，乃《后传》先云河内温人，晋恭帝女也。司马氏为帝已百馀年，尚必系其族望耶？王僧绰乃昙首之子，昙首既有传，则僧绰但云昙首之子可矣，乃又云琅琊临沂人，左光禄大夫昙首子也，亦岂不赘耶？何偃乃何尚之子也，偃既编在十九卷，尚之反编在二十六卷。沈攸之乃沈庆之之从子也，劭之在三十四卷，庆之反在三十七卷。他如张劭子畅及从子敷，一家而分系于三卷。檀道济、檀祗、檀韶、兄弟也，而各分卷。谢晦、谢瞻，兄弟也，而亦各分卷。《南史》则为一人立传，而其家之兄弟子孙悉附焉。宋子京《新唐书》遂仿此例也。
○《宋书》繁简失当处前史于名臣奏疏之类，原有载其全文者。如贾谊之《治安策》，董子之《天人策》，非有关政治，即有关道学。至司马相如《大人赋》之类，则因其本以才学著称，故存一二以见一斑，其他则不概录也。《宋书》则凡有文字，无不收入。如《王弘传》载其建屯田一议，弹谢灵运一疏，辞官一表，引咎逊位一表，乞解州录一表，并文帝答诏一道，又辞官一表，缕缕几三千字。其议同伍犯法及主守偷盗二条，既全载原议，又兼载王淮之一议，何尚之一议，弘再折中一议，又共二千余字。《徐羡之传》载其归政一表，答诏一道，再辞一表，文帝数罪一诏，共三千余字。《傅亮传》载《演慎》一篇，《感物赋》一篇，共三千余字。《王微传》载其与江湛一书，与王僧绰一书，与何偃一书，答王僧谦一书，共四五千字。《郑鲜之传》载其议滕羡之父尸未归仕宦不辍一书，举谢绚自代一书，弹刘毅一疏，议沈叔任以父疾去官一疏，谏伐赫连一疏，共三千余字。《裴松之传》载其请禁私碑一疏，遣使巡行一诏，使回覆奏一疏，共二千余字。《何承天传》载其《安边论》共三千余字。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至《谢灵运传》载其《撰征赋》一篇，《山居赋》一篇，共万余字。《顾恺之传》载其《定命论》一篇，三千余字。鲜之所议及承天《安边论》，犹曰有关时事也，灵运之载赋，犹曰灵运本以才著也，其他有何关系，而连篇累牍如此，不徒费笔墨乎？《谢晦传》载其举兵向阙时上文帝一表，略见其不得已之心迹可矣，乃又载其谕台一檄，及破到彦之后再上帝一表，共八九千字，又何其不惮辞费乎？既如此纤悉必载矣，王弘当国，将加荣爵于人，必先谴责，若美相盼接，必无所谐。人或问故，曰：“王爵加人，又相抚劳，便是与人主分功。若求者绝官叙之分，又不微假颜色，即成怨府。”此乃弘相业之大者（事见《南史》），《宋书》本传反不载，何也？檀道济初与谢晦等同预废立之事，后文帝翻用道济讨晦，此中另有转关。《南史》云帝欲道济领兵，王华以为不可，上曰：“道济从人者也。曩非创谋，今抚而使之，必将无虑。”此正见文帝之用道济及道济讨晦之由，应是当日情事。乃《宋书》反不叙及，但云帝讨晦，道济率军继到彦之，彦之战败，道济至，晦兵不战而溃。如此则道济才与晦同事，忽又举兵讨晦，阅史者何由了然耶？
○《宋书》立传太少史书立传，原无取乎太多。如《汉书》一部，除王子外共只二百四十馀人，未尝非良史也。《宋书》则芜词太多，而立传又太少。如汝南太守陈宪，当魏太武来攻悬瓠城，宪悉力拒守，矢石无时不交，城中负户而汲，杀贼尸与城平。贼籍而上，又以短兵拒击，凡四十余日，乃退。又参军刘泰之，以千余骑袭魏师，转战数百里，杀三千人。及败，不屈死。青州刺史竺灵夔，守东阳，拒魏师，濒危者数四，卒能完城。徐州刺史王仲德，守虎牢，魏军攻围凡二百日，将士眼生疮，体皆干燥，被疮者不复出血。檀道济等不敢救，乃陷于敌，终不屈，后死于魏。此皆将帅中之忠勇者，何妨各立一传？乃宪仅附见于《南平王铄传》，泰之等仅附见于《索虏传》，何也？鲍照文才为当时第一，《宋书》即无《文苑传》，何不立于列传？乃亦仅于《临川王义庆传》内附见之。即附于《义庆传》矣，又全载其《河清颂》一篇，累幅不尽，不几喧客夺主乎？文帝潘淑妃最有宠，自元皇后薨后，六宫无主，潘总摄内政。其子恃宠怙恶，帝将赐之死，漏言于妃。妃以告，遂促成元凶劭弑逆之祸。此岂得不载？而《宋书》并无《潘淑妃传》，尤见疏漏。而“八志”中却增“符瑞”一门，徒滋荒诞。且又不专记刘宋一代，并举羲农以来所传怪异不经之事，胪列不遗，更谬悠矣。
●卷七○《齐书》书法《齐书》于宋、齐嬗代之际，备书宋帝禅位策文一道，玺书一道，齐高帝固辞，宋王公以下固请，高帝乃许。既即位，封帝为汝阴王，筑宫丹阳，行宋正朔，上书不为表，答表不为诏。是年五月，汝阴王殂，追谥为宋顺帝，终礼依魏、晋故事，略无篡夺之迹。盖当时国史原本本是如此，且有沈约《宋书》为成式也。然于顺帝逊位时，犹书是日帝逊于东邸，备羽仪，乘画轮车，出东掖门，问：“今日何不奏鼓吹？”以见顺帝之禅，皆齐之所为，而顺帝初不知者，此尚存微意也。其书齐明帝之弑海陵王云：王有疾，帝数遣御师占视，乃殒之。则更为直笔。盖子显本齐宗室，其于明帝之篡逆及戕害高武子孙几尽，固不无隐恨焉，故特书以著其恶，非刻也。至齐和帝之禅梁，则书帝车驾自荆州东归，禅位于梁王，夏四月禅诏至，皇太后逊于外宫。梁王奉帝为巴陵王，宫于姑熟，行齐正朔，一如故事。戊辰薨，年十五，追尊为齐和帝。亦绝无一字涉于篡夺。按《南史》梁武初欲迁帝于南海，沈约以魏武“不可慕虚名而受实祸”为对，乃遣郑伯禽进以生金。和帝曰：“我死不须金，醇酒足矣。”乃饮酒一斗，伯禽就而摺焉。《齐书》乃全讳之，盖子显是时方为梁臣，自不得不如此，固无足怪。独其于宋臣之怀贰于齐者，亦一一讳之，殊属无谓。如王俭于齐高帝未建国之先，早说以“功高不赏，以公今日地位，不可复为人臣”，并代为游说褚渊等，以成禅位之事，见于《南史》者甚详，而《齐书。俭传》毫无一字。其于宋臣之不忘故君者，亦并讳之。崔祖思当齐高辅政，廷议将加九锡，祖思曰：“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高帝闻而不悦。王琨当顺帝逊位时，攀车恸哭曰：“人以寿为欢，老臣以寿为戚。既不能先驱蝼蚁，频见此事。”呜咽不自胜。事亦皆见《南史》，而《齐书》祖思及琨传一概不叙。袁粲死而褚渊佐命齐朝，当时民间有“可怜石头城，宁为袁粲死，不作褚渊生”之语，《齐书。渊传》亦不载，甚至《渊传》论谓“恩非己独，责人以死，斯人主之所谬，世情之过差也。”则更明言身事二姓，本属时势当然，而无可议矣。此则子显之显然悖谬，盖因己亦以齐臣仕梁，若于此等处直笔褒贬，则己益置身无地，故为诸臣讳，正以为己讳也。
○《齐书》编次失当处《齐书》衡阳王道度等乃高帝兄弟，自应编在高帝诸子之前，乃反编在武帝诸子之后。萧景先、萧赤斧、萧谌、萧坦之，亦宗室也，又不入宗室，而另为列传。其列诸帝子传，又先以文惠太子序于豫章王嶷之前。嶷乃高帝子，文惠乃武帝子，于嶷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