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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集中的王权，而各诸侯、大夫都有自己固定世袭的领土，而替大夫管理土地和百姓的则为家臣，家臣对大夫有更多的人身依附性，而大夫对家臣的控制能力通常很强，与后世官吏之间的关系大为不同。
秦始皇建立起集权而庞大的封建帝国，皇帝掌握着各级地方管理者的任命权，官职体系开始制度化、体系化、职能化，官员也不再世袭，地方统治者的权力也开始短暂化。
在官员层级的权力弱化的同时，皇帝为了加强对地方的统治力，必然就需要另一个阶层的队伍来辅助官员层级对地方进行管理，这时候，吏开始作为一个独立的阶层和政治集团走上了历史舞台。
西汉时期对吏就有明确的划分，丞、尉级别，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为长吏；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为少吏。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皆秦制也。
事实上，吏的分类远不止这么简单，帝国各个职能机构，都有五花八门的吏员职位，处理机构的日常事务。
帝国的税收、兵役、社会治安管理、各种国家政策，最终的基层实施者皆为基层小吏。
有人说，对于一个封建帝国来说，官员议政于庙堂，胥吏执政于江湖，帝国行政机构的运转，无法离开庞大的吏员集团维系。
但这样一个庞大而重要的政治群体，在漫长的封建时代，社会地位却很低下，在某些时候甚至不如他们管理的庶民。对于权力顶层的精英来说，他们是作奸舞弊的小人；对底层百姓来说，他们是为虎作伥的爪牙，小吏们通常成了穿风箱的耗子，两头不是人，印象分都很差。
不但印象分差，其实吏员们的生存环境也好不到哪里去。当小吏没前途，也没“钱途”。
在秦汉时期，对官员的选拔还有吏道这一途径，也就是说，你当小吏如果干好了，明天你就可能做高高在上的官员，慢慢接近权力中心。但自从东汉开始后品流渐分，直至魏晋九品中正制的建立，要当官，主要看家世，看出身，你当小公务员干得再好，也只是小吏一名，咸鱼永不翻身。步入隋唐后，科举制代替了九品中正制，要当官得进行文化考试，在读书人里选，而吏是没有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的，他们依然很难挤进最高权力中心。
作为吏员阶层，不仅跃升高层踏入官员阶层无望，经济收入也很低下，长期以来，只有少部分吏员能领到微薄的薪水，大多数低层小吏是没有薪水领的，吏职是作为一种差役来行使，具有很大的强制性。如在北宋帝国的前期，整个帝国在乡村基层组织不设官员，而是差派乡村主户承担不同的职役，“催督税赋、逐捕盗贼”，是为差役法。没有薪水拿的乡村基层“公务员”们不但没有报酬，同时还得承担许多责任，常常因此荒误农事，搞不好还得拖累家庭破产、妻离子散（失去生辰纲的杨志就是这种典型的倒霉蛋）。
后来王安石进行变法，针对帝国大量的差役伤农扰民的现状，实施了募役法（又称免役法）。募役法废除按户当差，而由民户按户分摊出钱，由政府再出钱请雇人为吏应役。
在王安石看来，募役法是各项改革中更完善和成功的一项，既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又避免了农民服役误伤农事，同时使吏员增加了经济收入，保持了这一队伍的稳定性和专业性。所以后来司马牛（光）复辟，全盘推翻新法，王介甫听到其他法令被废都还镇静，只是一提到募役法也被废，大吃一惊，说连这个也废了，我可是和先帝一起商议良久，保证方无一失，怎么连这个也要废。
之后帝国政策反复，在差役法还是募役法之间摆动，基本上是差募并行，整个帝国的吏人大约在四五十万人左右，而在四五十万人的大军中，最终能靠吏员出职升为官员的，仅有千余人，不到百分之一。
一方面是掌握了大量的公共行政资源和权力，一方面则是政治和经济待遇都很差，还要同时承担极大的风险，这必然导致另一种结果，就是吏员们可以利用政府赋予的权力鱼肉乡民，大肆敛财。而长期以来，官员是流动（流官）的，而胥吏们是固定的，到任官员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去了解任所的社会资源和网络，而为了维持地方秩序，往往也不得不睁只眼闭只眼，由属下的吏员们胡作非为。
无论你是多大的官员，都免不了常常受到吏员们的制约，如《三国演义》中的平原县令刘备就被小小的督邮（全称督邮书掾，传达教令，督察属吏，案验刑狱，检核非法）公然索贿，最后丢了县令的官帽。被督邮搞丢差事的也不仅仅是刘皇叔，后来的陶渊明也是因为面对督邮的公然索贿，才感叹“为五斗米折腰”是件很丢脸的事，惹不起还躲不起，干脆辞官，使我们又多了一个伟大的田园诗人。
如果说刘、陶二人官职低下被欺在情理之中，那么，有一些权倾一世的文臣武将也往往受吏员们的气，这又该如何解说呢？清朝生前封贝子、死后封郡王，不可一世的乾隆朝一代宠臣、江湖传闻中乾隆皇帝的私生子福安康从外面打仗回来到户部报账，竟也遇到户部书吏们的公然索贿，书吏们公然对福大将军说，如果公事公办大将军你的报账单恐怕几年也填不好，不如我们帮你填了，给点好处费就行。
对于封建时代的官员和平民们来说，他们就像取西经的唐僧队伍，不管经历了多少磨难，不管队伍中是否有孙悟空这样的能人，到了西天见了佛祖，但如果不向阿傩、伽叶这样的“小吏”行贿，取经一样无门，因为，胥吏们敛财的能力是无穷的。
理解了中国小吏们的社会地位和时代背景，你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黑宋江只是郓城县的一名普通小押司，但却能挥金如土，在江湖上博得“及时雨”的名头。宋江家只是一户富农，绝对没这么多闲钱闲米任他挥霍，他的钱只有一个来处——灰色收入。
小小押司，看似位低薪薄，但遇到宋江这样的能人，同样是一个超级肥缺。在郓城县，办事儿，找酸文人县令时文彬未必管用，在郓城真正能揽大事的人是呼保义孝义黑三郎押司宋江。
当然，像宋江这样的吏员阶层，是没有安全感的，一旦入行，常常先自行出户。和家庭断绝关系以免连累亲人是常情，而一旦社会动荡，由于这类人深谙民情，掌握底层资源，就很容易干上造反这样的行当，隋朝的翟让、北宋的宋江、元末的陈友谅、明末的李自成，都是吏员集团的造反精英。
既然行走的都是一条“无间道”，逼上“梁山”也就显得顺理成章了。
二
历史上的宋江，确实在江湖中掀起了一阵腥风血雨。
与同时期造反起事的方腊起义相比，宋江起义虽然规模明显小很多，但战斗力却很强。
最初，宋江的队伍起于河北，被朝廷称之为河北剧盗，活动于京东东路等地，并引起了帝国高层的注意，赵佶在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十二月的时候就下诏“京东东路盗窃发，令东西路提刑督捕之”，但同月又下诏“招抚山东盗宋江”。
不像《水浒》中的宋公明那样没骨气，河北剧盗宋江并没有理会朝廷抛来的媚眼，继续转战于山东青（今山东青州）、济（今山东巨野）、濮（今山东鄄城）、郓（今山东东平）等地，一时间横扫齐魏，“官兵数万，无敢抗者”。
后来被传说为他们根据地的梁山水泊，他们曾在这一时期经常出没，但时间并不长，这支起义军的流窜性很强，并没固定的根据地。
宋江部队的战斗力引起了官府的重视，当时的亳州知州侯蒙就向朝廷上书，说宋江率众横行河朔京东官兵无人能拒，其才必过人，而朝廷的大患还是南方的方腊，对宋江还是应以招安为主。赵佶听从了侯蒙的意见，任侯蒙为知东平府，负责招抚宋江。
但是侯蒙还没上任就病死了，招降宋江一事又没了下文。宋江义军继续南下，从山东进入江苏，其间除了沂州知州蒋园组织了地方官兵对其进行阻击外，其余各郡县大多无备，而“吏多辟匿”，地方各地一时对这支农民义军无可奈何。
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宋江的队伍又窜入江苏地区楚、海（今江苏连云港）等州，在海州宋江遇到了他的克星张叔夜。
张叔夜字嵇仲，出身名门，其祖父是真宗时代的名臣张耆。张耆文武兼修，为帝国抗辽做出过突出贡献，后来在帝国文武一把手（枢密使、尚书左仆射）的位置上都干过，并封徐国公。张耆立功不小，但后来很喜欢讲排场，生活奢华，死后很不幸被人挖了坟墓。
祖坟被挖没有影响张家的风水，张嵇仲少有大志，并喜读兵书，他更希望在战场上博取功名。他不满足于以荫职在开封做一个闲官，出仕之初便主动申请去西北参军，任兰州录事参军（八品营级干部）。
在西北他显现了自己的军事才能，建设了西安州，有效地防范了羌人的侵犯，很快以军功得到升迁，后升任襄城、陈留知县，在地方的政绩也很突出，后来得到自己在西北的老上司时任同知枢密院的老臣蒋之奇的推荐，再次提升任通事舍人等职，随后知安肃军、舒、海、泰州等地（正六品官阶）。
到了宋徽宗大观中期，张叔夜已经做到了开封少尹（正四品官阶）的位置，是帝国极有前途的中层干部，然而，由于其堂弟张克公在任监察御史时狠狠参过蔡京，是蔡太师的死敌，张叔夜本人也不喜迎合得势的蔡京，自然成为蔡京眼中要排挤的人物，蔡京复相后，很快找到借口遣其出京至西安监管草场。
后来朝廷再次起用张叔夜，升任秘书少监、礼部侍郎等职，但终究，蔡太师在开封得势一天就一天没有他张叔夜呆的地，很快他又被蔡京打发出京知海州。
在海州，张叔夜和剧盗宋江等人有了正面交锋。
虽然朝廷的意见对宋江等人还是要以招抚为主，但张叔夜认为，对于屡战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