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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事实表明，张承志是一位执著追求理想而在学术上、小说艺术上辛勤探索、卓有成效的作家；他是一个坚持走自己路的国土与人民派作家，他有众多的追随者。
刘富道风趣的《眼镜》
刘富道曾是军人，规规矩矩，领章帽徽佩戴整齐、风纪扣扣得严严实实的。他第一次往《人民文学》编辑部送稿，是在1976年，代表他的部队送一篇悼念毛泽东主席的文章。那时大伙儿都被他“蒙”住了，都说他是个老实巴交的人。其实不然，这是个外表看去严肃（尤其当着陌生人的面），而内里一肚子风趣的人。一年后，他给《人民文学》投寄了一篇小说，这或许是他最初试笔的小说，这就是《眼镜》。但是《眼镜》被刊用，委实经过了一番周折。《眼镜》于1978年初收到，实际写作时期是1977年11月，初审一关顺利通过。我复审时颇为欣赏他那湖北地方风味。湖北人请客吃饭不说吃饭而是说“去我家‘喝汤’”，排骨汤、蹄膀汤呀，请女婿喝鸡汤，丈母娘要将鸡腿挟到女婿碗里。刘富道小说里就穿插了几处喝汤的话题以及生动、暗示的细节。或许因为我是湖北人的缘故，读来觉得很亲切。再就是他对“文化大革命”和造反派那些嘲讽的语气，有时读来令人忍俊不禁。我觉得刘富道为文、刻画人物心理、行为不仅富有幽默风趣，且有嘲讽的才能（对反面人物和反面现象），这在作者中是不多见的。例如他嘲讽造反派“跳得高”在评法批儒会上点知识分子陈昆的名：“十七年培养的知识分子，个个是满脑袋修正主义的儒生。陈昆不知道陈昆在哪里，岂有此理。值班严重失职，打仗怎么办？（足见“跳得高”是一位地道的忧国之士。）”……这真是一些妙文。至于小说的艺术是否达到很高的水平呢？还不能这样说。尤其今天重读的感觉。而两年后，作者发表在《人民文学》1980年7月号的头条小说《南湖月》（该小说获同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无论短篇小说的语言艺术或剪裁艺术都堪称一篇杰作，从而奠定了作者在全国小说界的稳固地位。《眼镜》和《南湖月》中的男女主角以及党的基层书记有某种类似，读者如果有兴趣对比起来读，一定会发现后者在小说艺术上有惊人的进步。这些都是后话。还是回到《眼镜》。《眼镜》写成于1977年末，敢拿一个戴眼镜的知识分子充当正面的主角大做文章，并且写一个青年女工对他朝思暮想，堕入情网；而又大胆地嘲讽“文化大革命”和造反派，这在当时可谓惊人之举。表现了作家（何况还是一位军人作家）刘富道政治上的胆识和看准了便往前冲的锐敏之气。这本身便是一种拨乱反正。读着这篇手稿，我立即想起“文化大革命”前许多电影、戏剧作品中的那些戴眼镜的知识分子（或工程师或医生之类），他们通常是代表保守派、阻挠技术革新的人，这已成为例行脸谱；“四人帮”更是变本加厉，如在电影《火红的年代》等作品中，知识分子（工程师）竟变成了搞破坏活动的特务一流！《眼镜》的作者难道不是同这类恣意贬低知识分子，轻视知识、轻视人才的流行病唱了对台戏吗？更何况它并非一篇枯燥乏味的说教之作而是从生活中取材，生动地表现了工厂里的各种人物，青年女工魏云的心理刻画，地方风情的描写，尤见作者的艺术才力。这作品获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是当之无愧的。但在1978年初，当小说稿呈送给编辑部领导人时，它曾被否决。这位领导人认为小说的“思想艺术均无可取”，否定是比较彻底的。好在他具有一定的民主作风，有事好商量。能够听得进不同意见，作品才得以发在《人民文学》1978年2月号小说的三条。当然小说要是发不出来，评奖也就无望了。对于任何一个初涉笔阵的人，作品被发表或被评奖，无疑是个极大的鼓励。
蒋子龙
——“乔厂长上任”
蒋子龙的名字出现并发生全国影响，是1976年，他在《人民文学》复刊号上发表了他的力作《机电局长的一天》。那时，“四人帮”还没有倒台，但他没有跟“四人帮”唱同调，而是写了一位大刀阔斧地兴利除害，同“四人帮”破坏生产的极“左”谬论斗争，为中国工业的现代化而奋发努力的机电局长霍大道，表达了广大人民的心声，因而受到读者热烈喝彩。当然“四人帮”在文艺界的代理人是不会高兴的。这之后青年作家蒋子龙不断承受了一些压力。压力之一，便是要他按照“四人帮”规定的“三突出”之类的框框，再写一篇新作。的确后来蒋子龙也违心地写作发表了这样的新作。但因人物虚假、情节虚浮，且是应命而作，写得粗糙，不可能像《机电局长的一天》那样引起热烈反响。
于是“四人帮”被粉碎后，就存在一个蒋子龙复出的问题，这应是不困难的。写作那样的作品，不能完全由他本人负责，有关编辑部尤其编辑部上边的决策人首先应该负责。同时在他自己，这也是不难“说清楚”的。
但在1979年春天，许多老作家、中年作家复出，纷纷为读者献出他们的佳作；还有一批新作家从东西南北、四面八方脱颖而出，发表了为文学添彩的佳作。而就在这时候，不见蒋子龙的名字、声音，没有哪家报刊向他约稿。最先发表他的轰动作品《机电局长的一天》的《人民文学》杂志编辑部决意改变这一沉闷状况。他们打听到，蒋子龙已经“说清楚”，没事儿了，就是还没有一家报刊敢于向他组稿。于是决定先走一步，我立即派一位有经验的女编辑王扶往访蒋子龙。那天，正逢天津大雨，王扶冒雨前行，可谓正是时候。一肚子话要说，酝酿了许多的精彩素材憋闷着无人理睬、无处诉说的蒋子龙对自己尊敬的全国权威文学刊物的编辑之盼望，差不多可以说是大旱之年盼一片云彩、盼及时的雨，对她的到来，自然是欣喜之至。而编辑部呢？盼蒋子龙的佳作、新作，最好是拿出再受读者欢迎的佳作而在文坛复出。王扶极佳地表达了编辑部的愿望。这正是双方都有需要而“一拍即合”。蒋子龙答应不久之后拿出一篇不叫编辑部和读者失望的新作。果然，没过多久他送来新作手稿《老厂长的新事》给《人民文学》。这篇手稿复审时我改题为《乔厂长上任记》，我请《机电局长的一天》原来的责任编辑崔道怡（当时他正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编选建国三十年短篇小说选）参加对小说稿的文字润饰。定稿后在《人民文学》1979年7月号以显著地位刊出。发表后，再次引起轰动，因为“四人帮”被粉碎后，拨乱反正、兴利除弊，人们到处在呼唤有作为的“乔厂长”“上任”，蒋子龙了解民情并深有感受，传达了人民的意愿。
何士光成名作《乡场上》
改革开放十几年，古老神州的地平线上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鲜事物，如联产承包责任制，城乡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经济体制的变革，带来人们思想观念、精神状态的解放和变化。文学作品，尤其短篇小说率先敏感地、生动地、准确地写了人的这一精神、意识的变化，这正是新时期文学的重大成就之一。而在这一进程中，也就崛起了一批新作家，有的人原是无名的，且来自穷乡僻壤。
一叠不起眼、字体小但字迹尚清楚的手稿放在我面前，这是小说编辑赵国青交给我的一篇可用稿。作者的名字何士光，从未听闻过，是贵州山区的一个中学教员。
小说的开头，仿佛也是极“不起眼”的。一个平常人物出场，极其平淡的乡间生活：
在我们梨花屯乡场，这条乌蒙山乡里的小街上，冯幺爸，这个四十多岁的、高高大大的汉子，是一个出了名的醉鬼，一个破产了的、顶没价值的庄稼人。这些年来，只有鬼才知道，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他是怎样过来的，在乡场上不值一提。现在呢，却不知道被人把他从哪儿找来，咧着嘴笑着，站在两个女人的中间，等候大队支书问话，为两个女人的纠纷作见证，一时间变得像一个宝贝似的，这就引人好笑得不行！……
这般没精打采、疲疲沓沓的叙述，乡村里两个女人发生纠纷又请来第三个顶没意思的人作证的平淡故事，怕是要把人的瞌睡引来了吧？编辑部里有时就有编辑打瞌睡的事。有时打瞌睡就是因为一篇沉闷的来稿造成疲劳效应。可是我没想到何士光这篇语不惊人、以平淡叙事起头的手稿，竟步步牵引着我不知不觉间渐渐走进偏僻乡场上这几个平凡人物性格、命运、心理冲突的漩涡中心，而这些性格、命运、心理的冲突又和时代的发展、变革紧密相关。随着这些冲突起伏跌宕，渐次紧逼，丝丝入扣戏剧性地展开，于是我看见了惊涛骇浪，听见了平地一声惊雷。这就是小说主人公、那个从前被人瞧不起、穷愁潦倒“顶没价值的庄稼人”冯幺爸精神上的新觉醒！他为那个受欺侮的女人（民办教师之妻）公平作证！他不再畏惧横强霸道的乡场上“贵妇人”、食品站会计之妻罗二娘，也不再惧怕那个一向偏袒、向着“贵妇人”的曹支书会吊销他的“回销粮”！因为“国家这两年放开了我们庄稼人的手脚”，“这回销粮，有———也由你；没有———也由你”，“我冯幺爸照样可以过下去。”至于买肉，“保证不找你姓罗的就是！”“反正现在赶场天乡下人照样有猪杀，这回就不光包给你食品站一家，敞开的就多这么一角几分钱，要肥要瘦随你选！……跟你说清楚，比不得前几年啰！”这真是异军突起，挣断锁链走蛟龙啊！作品结尾写道：
不公正的日子有如烟尘，早在一天天散开，乡场上也有如阳光透射灰雾，正在一刻刻改变模样，庄稼人的脊梁，正在挺直起来……
这一场说来寻常到极点的纠纷，使梨花屯的人们好不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