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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晓声写《陈奂生上城》
如果说，何士光是一位来自偏远山乡、写新时期农村变化脱颖而出的新作家；高晓声则是位知名度很高的老作家（虽说年纪不算老）。那时他已在一家大型刊物发表受到好评的中篇小说《李顺大造屋》。他算是改革开放年代复出的作家。50年代初期，他已发表短篇小说《婚约》，不幸在创作的探索过程中被错划为“右派”，从此在农村生活了二十余年，70年代末期才为他平反改正，落实政策。他同《人民文学》这家杂志以前打交道不多，发表了《李顺大造屋》，《人民文学》编辑才向他约稿。1979年8月，他首次在《人民文学》发表短篇小说《漫长的一天》，这个短篇似乎没有引起人们注意。应该说是1980年2月在该刊发表的《陈奂生上城》，带来了轰动效应。
跟何士光《乡场上》集中描写乡村生活中一个戏剧性场景刻画人物以及它相当凝重的正剧风格不一样，《陈奂生上城》是通过一个农民进城的一番戏剧性经历来展现他的心理，小说写得轻松、诙谐，富有喜剧风格。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陈奂生上城》也极其自然、得心应手地写了农民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精神、心态上的变化。因为细节刻画的活龙活现、生动如见而给人过目不忘的印象。
我读《陈奂生上城》这篇手稿，对于陈奂生这个“漏斗户主”（漏斗户主，可能是当地语言，意指常年负债的穷苦农户）的种种行径，例如他在秋收忙过之后，趁农闲进城卖点自制的小食（当地土话叫“油绳”，可能是自制的馓子之类），“赚几个活钱买零碎”；他精打细算，能节省则节省，恨不能将一文钱掰做两文用；他进城从来不坐公共汽车，而是靠健步如飞的脚步奔三十里；他为了心疼那卖“油绳”赚来的得之不易的三元钱（准备买一顶帽子的花销），不愿住、也住不起旅店，宁愿寒风中在车站的椅子上将就一夜，结果冻得得了重感冒发烧昏迷……对这些在某些城里人眼中是吝啬、“抠门儿”的行为，我实在笑不出来，而是抱有三分辛酸、七分同情、理解的心理。在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上，虽然新时期改革、开放的正确政策，已经使不少人开始脱贫、甚至走上富裕之路，但是在不少地区，不是还有成千上万像陈奂生这样的没有完全摆脱贫困的人吗？他们进城、办事的样子恐怕跟陈奂生差不多，他们还是处在节衣缩食的状态（虽说比起过去，他们的生活已经有了改善，像陈奂生那样，他们会想到冷天要买一顶新帽子），在花钱上他们不能不精打细算，恨不能一个掰成两个用。你也可以说他们“小气”，是他们的局限性。但是物质基础如此，能怪有求实精神的农民“小气”吗？作者描写陈奂生有点怪怨县委书记将他这个熟人、“朋友”的农民安排住进一晚上五元钱一间的单间里，这固然体现了领导对普通群众的关怀，可他是否理解贫苦农民的艰辛？这五元钱够他买两顶帽子，够他做七天工才找得回来，他难道不心疼吗？看到这里，我也没法笑话他，倒是跟他对县委领导的观感抱有同感。当然，作者确实写了陈奂生住进单人房间后的一些笑料，比如，看见照得见人影的地板、走廊，不敢穿鞋走路；不晓得沙发是什么，不敢轻易坐，怕坐瘪了。但这仍然表现了农民的纯朴、善良（你说他有点愚昧也可以），我觉得作者是怀着善意来写的。当然忿忿然算计着自己“出了五块钱呢”！再也不怕坐“弹簧太师椅”，再也不吝惜踩脏地板，甚至拿起干干净净的提花枕巾就来擦自己的脏脸，这实在有点小农民的“恶毒”，但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然而作品最后，作者写陈奂生离城后的心态，先是算计来算计去，似乎觉得进这趟城不值，亏了。后来精神豁然开朗，想到自己作为普通农民，竟有幸接受一县之长的县委书记的关怀、恩宠，这是旧时代不可以想像的，甚至在改革开放之前的年代，也是难得有此机缘的；作为领导的客人，居然住进高级招待所，领受以前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享受滋味，这不是很了不起的吗？这精神上的大满足，眼界的大开阔，难道不顶五元钱吗，难道不是拾到了个大大的便宜吗？读到这里我不禁开怀大笑了。作者最后写道：
果然，从此以后，陈奂生的身份显著提高了，不但村上的人要听他讲，连大队干部对他的态度也友好得多，而且，上街的时候，背后也常有人指点着他告诉别人说：“他坐过吴书记的汽车。”或者“他住过五块钱一夜的高级房间。”……
从此，陈奂生一直很神气，做起事来，更比以前有劲得多了。
作者这最后一笔可以说完成了处在新旧交替、新旧交错的过渡年代一个精神上既有旧式小农的弱点和局限（如器量狭小、眼界不开阔等等），又极力寻求超越并确实已有所超越的新时期农民极富个性的形象。他在中国文学的农民画廊中可以说又添加了一个有血有肉的新形象，而这既旧又新的农民形象恐怕确实还打上了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烙印。
这篇佳作没有争议地很快刊登在《人民文学》1980年第2期。
但是在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的年度评选会上，这作品还是发生了一些争议。有的老作家似乎认为作者写的是农民的落后面，而不是社会主义时期的先进农民。在他们看来，第一、社会主义时期的先进农民，似乎应该完全是大公无私、身上没有半点小农私有制痕迹的农民；第二，既然不是先进农民，而是“中间、落后”状态的农民，那作品的价值就该打折扣了。有人甚至说高晓声写的是个阿Q式的农民，作品没有什么“出新”之处。但是更多一些作家评论家的意见，还是充分肯定这篇作品，肯定陈奂生形象创造得成功。他们认为，在陈奂生身上无疑有一些旧式农民或阿Q式的东西，但这本来是中国农村因为经济不够发达，科学文化落后而长期存在的东西，难道能不正视吗？其实，这正好表明作家非常熟悉今天中国真实生活中的农民，采用的是严谨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但如果以为陈奂生身上完全没有新的东西，没有新时期生活发展变化带给他的影响（例如，他虽然说是业余经营小买卖，却也参加了商品经济的大潮；他在精神境界上力求超越自己小农的狭隘性、局限性），也是不符合这个形象的实际的。经过一番讨论、评议，后一种意见还是占了上风，小说《陈奂生上城》在1980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中荣幸地入列。
从维熙《远去的白帆》，从退稿到获奖
最近十年是个变革时期，文学创作亦复如此 。但正因为处在变革时期，一些富有经验的刊物负责人，他们虽然做了不少好事，拍板推出大量优秀作品；有时也难免发生判断的失误，差点让好作品难以面世，成为“遗珠”之憾。这样的例子不难举出。从维熙的中篇小说《远去的白帆》的命运便是给我印象深刻的一例。
大约1981年9月，那时我在一家全国性的文学刊物工作，正在准备即将发稿的第11期刊物的小说稿件，但是一时却找不见“叫座”的作品。正自发愁，我的朋友、画家李焙戈送给我从维熙的中篇小说新作《远去的白帆》。这是一份已排版、插图就绪的16开清样。原来李君取自北京市某大型刊物，本已安排刊出，临时抽下来了。我读后，觉得这是从维熙的一篇佳作，虽说写的是劳改队的生活，却富有理想主义色彩和浪漫情调，所写几个误入缧绁中的人物，如作品主角之一，被误认为“惯窃”的17岁的小“铁猫”却有一颗金子般的心。他对6岁的“小黄毛”和被错划为“右派”的叶涛、黄鼎等知识分子的同情，闪现着远未被磨灭的人性的光辉。此外作品所写廉洁奉公、却未脱蒙昧状态的“罗锅”队长，被错整为“右派”而一身正气的红军战士、老队长寇安老人，还有那位狼性未改的前军统“少尉”，均给人栩栩如生的印象。我想不清楚，这样的作品为什么不可以发表出版？遂写下我自己对它的分析评估，将它郑重推荐给刊物的负责人。我没有料到这位在改革开放初期支持了许多有新意的作品面世的刊物负责人却将这篇作品否决了，并写了长长一封信给作家从维熙。信中几乎没有具体谈《远去的白帆》这篇作品，却大发关于题材问题的议论，并劝告作者，最好再不要“从粪土里去寻找黄金”。（这是我记得的信的大意。）看了这样一封长信我吃惊得愣住了。这位我尊重的负责人将这件棘手的退稿之事交给了我。我没法，只好硬着头皮去从维熙家。见面后，从维熙阅信，显然同我一样，难以接受这位受人尊敬的长者的高见。（虽然出自编辑的“规矩”，我并没有在维熙面前表示对这位长者高见的不满。）
数月后上海的《收获》杂志在1982年第1期以显著地位刊出从维熙的《远去的白帆》。
1982年中篇小说评奖快要结束时，中国作协的主要负责人写信给评委会负责人冯牧推荐两位作家的中篇。其中一篇即是从维熙的《远去的白帆》。
不久，《远去的白帆》荣获1982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评论家冯牧给予小说以较高的评价。
与《远去的白帆》类似的遭遇，我还想起刘心武的短篇小说《我爱每一片绿叶》。这篇小说后来也获奖，但当初曾被一家全国性文学刊物的负责人基本否决，而编辑们努力为它争取了个“请作家修改”的待遇，这才说服了那位负责人终于同意在刊物上以“末条”地位发表。
我并不觉得《我爱每一片绿叶》是刘心武最好的小说，但发表还是可以的，至少不应被否决。之所以被否决，是不是因为它较早地提出了尊重人们的个性和隐私权这样的问题？作品的中心情节是写一位中学教员长期不娶妻却在自己抽屉里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