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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揪。如谢永旺（他曾为《文艺报》写有“鼓吹”中间人物的短文）早期参加过造反团，后来被“劝退”。但在江青、陈伯达他们提出“横扫小爬虫”风声中，他还是被造反团的人揪出了。层层剥笋，多数人成了笋衣被剥掉。最后剥得笋心所剩无几了。几乎顾不上“斗黑帮”。被揪进“牛棚”人愈来愈多，“黑帮”的队伍愈来愈扩大，“黑帮”不再感觉孤立，参加打扫厕所的人，也一天天增多了。1969年初春，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作协前夕，作协总共有员工约118人，而被揪进“牛棚”的竟达52人之多，几占全体人员二分之一，如果再加上两个造反组织内部掌握的审查对象，真正的“革命群众”，就只占三分之一的人了。这成了少数人向多数人的专政。如此局面，如何了结？
11。 工、军宣队进驻“作协”
1969年初春，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作协受到两派群众热烈欢迎。我们被关在“牛棚”的人，自然没有资格出面欢迎，但我们更是翘首盼望着的。
工、军宣队随即接管了作协的权力。两个宣传队自然是以军宣队为主体。这些军队干部来自张家口地区一个野战军部队，以营、连干部为主。如两位负总责的政委，一位是营教导员，一位是连长，他们有基层政治工作的经验。军宣队在这一阶段的作用，相当于党的领导。有了他们来体现党的领导，方能逐渐解决两派联合问题，同时开始做解放干部、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没有他们进驻，这一切就无从谈起。所以工、军宣队的进驻，其功不可没。正是他们解放了作协遭受冲击的绝大部分领导干部和一般干部，才为1969下半年作协全体人员下放干校创造了条件。当然处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的干校有干校的花样，留待下文再说。
中国“作协”“文革”的历程（下）（1）
中国“作协”“文化大革命”的历程（下）“文化大革命”后期1。 幻想与现实自1969年春天工、军宣队进驻，至1969年9月，全体人员奔赴“五七干校”前夕，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干部、著名作家，除两位（邵荃麟、刘白羽）在卫戍区监管，一位（诗人萧三）归公安部门审理，两位（张光年、陈白尘）属中央专案组审理，两位（侯金镜、冯牧）仍戴着“现行反革命”帽子，其他大部分人都已解放。解放是值得庆幸的，因为毕竟将你从受监管的“牛棚”里放了出来，澄清你问题的性质，是犯了错误的干部而不是人民的敌人。这都是些有影响的作家、诗人，是摇笔杆儿的，这是他们从事的专业，也是社会和读者早就承认了的。作家最大的愿望就是写作。但在“四人帮”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极“左”路线为虐时期，作家要想提笔依照自己的愿望写作，编辑想要恢复“文化大革命”中停办的刊物，按照自己的意愿编辑出版，那简直是幻想。诗人李季和郭小川都是在1969年6月份宣布解放的。我们同处王府大街36号文联大楼的401室。记得将要宣布解放时，小川情绪高昂地对我们说：“我想马上回《人民日报》然后去到中苏边境。叶夫图申科不是写了《乌苏里江上的红雪》吗，我可以写一篇与他针锋相对的诗。”但是小川的愿望完全落空了。“四人帮”亲信把持的《人民日报》竟将他的档案材料退回作家协会。小川去干校后，虽说体力劳动繁重，身体又不好，仍没忘记他的作家公民义务，采访当地劳动模范，应邀赴部队农场，写诗作文，忙至深夜。数年后他又被借调到国家体委，写了一篇《笨鸟先飞》的文章发在《新体育》杂志，引起香港报刊评论，说是“久违了郭小川！”谁知这一切却招来了江青、姚文元的忌恨。江青说：“是谁让郭小川满天飞？”姚文元也作批要查一查是谁让郭小川到体委来的。他们不仅加重了对郭小川的迫害，要他重返干校“接受审查”，连路过丰台都不让回北京。他们还通过整小川整体委的领导并企图整某些老革命家。1973年李季被调回经周总理批准恢复了部分出版业务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他成立期刊筹备组，准备复刊《人民文学》杂志。杂志还没恢复，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李季却作为“文艺黑线回潮”的人物横遭批判。他只好暂时离开了文艺出版界。
2。“原 罪”基督教教义有一条说，人类的祖先亚当和夏娃偷吃了树上的禁果，他们便有罪，被逐出伊甸乐园；他们的子孙后代也有罪，所以人是与生俱来就有罪，这就叫“原罪”。上帝曾对那男子亚当说：“你必终身劳苦，终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终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
是的，作协的领导干部和普通干部都是有罪的。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作协这样的单位便被定了性，是“黑线专政单位”，是“反革命裴多菲俱乐部”。因之当军、工宣队宣布解放“作协”那些受冲击的每一个干部，不论是领导，名作家，还是普通干部，其结论中都有共同的一条：“执行文艺黑线，犯了错误（或严重错误）。”这就叫“原罪”，就是说，不论你是领导，是干部，是群众，只要你在文艺单位，只要你工作，你就是执行了“文艺黑线”，你就有罪。江青不是说过吗，从30年代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这条黑线“又粗又长”。你的文艺工龄有多长能超过37年吗？所以你的罪是与生俱来的！记得宣布作协全体人员（老、弱、病、残也无例外）下放五七干校时，军宣队一位政委讲话说：“你们要明白，作协是砸烂单位。你们去的干校———文化部干校属于安置性质。你们就在那儿劳动，改造，安置，不要再幻想回北京。能去的人，包括老、弱、病、残、家属、小孩都去。当然不愿去的，也可以找个地方投亲靠友，我们放行。”作协果然是这样做的。先是身体没病的干部们（包括审查对象）带着他们轻装后的“家当”去了，全体工勤人员（包括在北戴河管理果树的技术工人），炊事班的锅、瓢、碗、盏也跟着去了，那真是和平时期很壮观的一次大迁徙。几个月后，老、弱、病、残，家属、小孩也来了。老、弱、病、残，像沈从文先生（随其夫人）、谢冰心、张天翼、臧克家等都来了。好些家庭是彻底搬家，丧失劳动力的老人，还没进小学的幼儿等，也全都来了。按“原罪”说，“为文艺黑线服务”，那些工勤人员也有“罪”；家属，小孩不能不受牵连，所以也跟着下放。再加上还有林彪发布的一号通令（不宜留在北京的人应迅速疏散）的执行，不想去也得去。但“作协”的作家们和干部们还是满怀热情地对待这件事，因为这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走“五七”道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尽管我们有“罪”，但是我们还是要改造自己，要革命嘛！有这个想头管着，对于未来的前途，人们似乎考虑得不多。就拿我来说，全家6口人（我们夫妇二人、一个年过70的老人、三个幼小的孩子）全部去干校。我的想法很简单，回湖北农村无异回老家，长期安家落户也未尝不可。作为想搞写作的人，总愿意多体验一点不同往昔的生活，再困难也不怕，只是老人、孩子跟着受些委屈。
中国“作协”“文革”的历程（下）（2）
下干校后的生活自然是很艰苦的，住房自己盖，在荒湖里面开荒种田，起早贪黑，顶着风雨日晒，劳动强度决不亚于一个普通农民。而伙食呢，就只有咸菜疙瘩、酱豆腐（还是从北京带去的），就大米饭了。湖北虽是鱼米之乡，但在极“左”路线折腾的年月，连食用油也很困难，只发给北京下放干部每人每月一两糠油。这对餐桌上近几年油水还算丰富的作家、文人们，实在是生活水平大降落，一时不大好适应。所以一到大休息天，几乎没有人不走三十里远路进城去，在小餐馆稍事改善生活或买点小点心带回去。对于作协的干部，食用油问题的解决，是在次年收获了油菜籽之后。还有一件事应该永志不忘，文化部和文联、作协的干部、家属、小孩大迁徙至湖北咸宁后，是周总理亲自指示，干部下放只转粮食关系，不转户口。这样才为70年代中后期干部上调回京创造了条件。
说到干部上调，在干校开头的两三年，那也是极其艰难的，正像军代表事先打过招呼的“不用幻想回北京”。拿作协的干部来说，那几年没有一个领导干部或知名作家上调回京。郭小川曾在干校本连的黑板报上发表一首短诗，结尾一句，表达了他同北京“心连心”的感情，被解释成他想回北京。汇报上去后立即遭军宣队一位领导批评：“郭小川他想回北京吗？”似乎这是一种非分之想。我们的邻居14连（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干校的建制）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部分恢复业务工作后，原社一级领导干部严文井、韦君宜、楼适夷、许觉民等，却没有一个人上调回去。据说，那时在京掌权的人正忙着大“掺沙子”，从其他非文艺部门调人。而原来社一级领导干部却被认为是“黑线人物”或至少是长期执行了“黑线”的。要上调，首先在新搭班子成员中阻力就很大。
3。“左”的政策一瞥
那时湖北农村政策是“左”的，在种植上强调“以粮为纲”，多样化的经济作物（如油料）及林、牧、副、渔的全面发展却遭忽视。千湖之省，湖中的鱼、莲藕等收益都不要了，到处在围湖造田，不惜破坏自然生态平衡。而在怎样种植上也存在着主观主义瞎指挥。如咸宁地区中稻是稳产高产的，上级领导却提出了“消灭中稻”的口号，要一律改种早、晚两季稻。具体到我们干校，军宣队提出“不插5月秧”，限定在5月1日之前要犁完田、整完田、突击抢插完早稻。197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