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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到文艺队伍是些什么人，他说：一部分是解放前的，一部分是解放后的（不居领导地位，他们也是跟着老一辈学习）。主要是解放前的，执行政策起作用的，大部分居于领导地位，如文化部、文联各协的领导，特别是30年代文艺家。总的说，他们是解放前到的解放区。从阶级出身，绝大部分是地主、破落地主、中产阶级家庭。从政治观点来说，大部分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有反帝反封建要求，所以反对国民党。很多人走向共产党甚至加入。他们的文艺思想更复杂，欧洲资产阶级文艺影响很深。有的人受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影响，如鲁迅。有的受资产阶级自然主义影响，如茅盾。还有资产阶级的浪漫主义，如郭老。还有唯美主义，如田汉就是唯美主义者。还有苏联教条主义影响，教条主义也是资产阶级。领导骨干，周扬同志讲除鲁迅先生，有两类人，一类，大革命失败，从革命实际斗争里退下来的。（两种人，一种人拿起武器上山，另外一种人退下来搞文化。）他们对实际斗争感到疲倦、幻灭、动摇……还有一类，是从外国回来的，脱离实际，不接触工农群众。队伍杂，思想乱，随着革命的前进，必然要不断地分化。有的成了马克思主义者，如鲁迅。另外些人后来参加了实际斗争，得到了改造，成了马克思主义者。还有些人在民主革命时期就分化出去，如上海的杨邨人、周全平。有些后来分化出去，如萧军，民主革命的关都没有过去。有些人没分化，保护过关，如丁玲，但还是保不住。田汉、邵荃麟、夏衍同右派的联系是很深的，如夏衍跟右派吴祖光的二流堂。问题是没有吸取教训，辜负了党的保护、期望。三年困难时期又打起资产阶级旗帜向党进攻，还是过不了社会主义的关。夏衍自己讲，他是作为忏悔的贵族参加革命的（不是像鲁迅那样的叛逆者）。他对旧的东西无限留恋。对旧社会根本没有什么批判。他对旧家（大地主宅第，可居住500人）的没落，很深的惋惜的感情。（按：夏衍在抗战时期曾写过《旧家的火葬》一文，他对旧家在战火中毁灭，虽然有痛苦，但主要倾向，是像他自己所说的：“我感觉到一种摆脱了牵制一般的欢欣。”———笔者。）对旧社会没有揭露、批判、仇恨，对知识分子无限同情，同情知识分子的缺点，带着眼泪来写知识分子。政治上始终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者，思想上是托尔斯泰式的人道主义者，犯错误不是偶然的。
夏衍、田汉、阳翰笙极力美化30年代。30年代不是一无是处，有马克思主义者，但大部分人不是，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有的人还不彻底。整个文艺路线不可能是马克思主义的。上海党组织当时政治上就是王明路线，文艺怎么可能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更不可能解决文艺工作者同工农兵结合……所以，要破除对30年代的迷信，否则会贻害无穷。
讲到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他说，要有破有立，改造队伍。不破不能立，要坚决斗争，毫不留情。这回是一次很大的批判运动。胡风批判不彻底，很快转入反革命组织问题。反右派主要是政治斗争。这次批判，规模最大，接触问题最多，碰到的人也最多，将来还要批判经济学方面的……从批判《海瑞罢官》开始的（按：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1965年11月10日在上海《文汇报》发表。———笔者），有重要意义的，我感觉文艺工作者参加斗争的很少，置身事外。1。 是不是不赞成这个批判，理由是搞得太厉害了，妨碍积极性了，大家不敢动笔了。什么积极性？资产阶级的叫唤，不写东西不写算了。如是无产阶级的积极性，没有人会妨碍。2。 说批判面宽了，全国有将近60个公开批判的。但主要问题是批判得对不对。帮助其改正，教育广大群众，对革命有利。
默涵同志的讲话据我所知，是中宣部负责人、文艺领导人在讲话中首次由批判三条汉子进而批判整个30年代文艺。
1966年4月下旬江青搞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纪要”（以下简称“纪要”）作为中央文件在党内传达后，人们才知道，默涵同志在讲话中是提前讲了“纪要”中的一些精神。当然他是通过自己对30年代文艺和文艺家们的认识、体会讲出来的。但他并没有说要将这些文艺家们统统打倒，而是主张在批判后帮助其改正，这是跟江青们不一样的。他不能设想，连他这样“没有人会妨碍”的无产阶级的积极性也要被取消；连他这样虔诚信奉马克思主义的老同志也要被打倒。因为他的“提前”，1966年5月份在江青插手的一份重要的中央文件的附件中，他被说成是“剽窃”“纪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备受折磨，7月份在中宣部挨批斗后，先是长达9年的秦城监禁，后下放江西并不让回北京。直至“四人帮”被粉碎，他才回京。
8。 江青的“纪要”发表，12级台风起来了
江青的“纪要”传达前，作协负责人刘白羽同志在党内先看到。他对左右说：“中央有个文件要下来，下来了将刮起12级台风！”的确，台风是大灾害，不仅摧毁人畜、房屋。12级的“文化大革命”台风是怎样在作协肆虐的，且看下回分解。
爆 发
1。 张、姚露脸
1966年5月10日，新华社通知各报刊负责人去开会。在礼堂里，只见首都各家报刊的负责人坐得黑压压的。《文艺报》副主编冯牧同志去了。《人民文学》是派我去的。会议主持人说：“请张春桥同志传达中央通知。”
中国“作协”“文革”的历程（上）（8）
张春桥身着浅灰色中山装、长长的接地的裤子，志得意满、睥睨一切地坐在台前。接着他阴森森地宣布道：“1。 姚文元《评‘三家村’》的文章，所有的报刊明天都要转载，不准少一个字，错一个标点。多了个字、错了个标点，由那个单位的党委负责。《人民日报》转载《解放军报》社论，把内容作了重要的删节，不准删。除了北京的报刊、新华社，今天也通知全国的报刊，注意不要删节。2。《人民日报》明天要重新刊登《解放军报》社论《永远不要忘掉阶级斗争》，把删去的地方用黑体字排出来，做自我批评。《中国青年报》也删了，今天重新登了，没用黑体字，要再登一次，也应该进行自我批评。”（按：张春桥的通知，《人民日报》第二天并没有照办。可见张贼“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令”并不是处处得手的。———笔者。）
这大约是张春桥跻身于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后，在北京第一次公开露脸。《评“三家村”》当时是通过轰击邓拓、吴晗、廖沫沙而轰击彭真同志和北京市委的一颗重磅炸弹。此文通知各报刊全文转载，意味着“文化大革命”炮声在全国范围内打响了。
张春桥、姚文元两人，文艺界熟知他们的人很多。
张春桥1958年在上海市，是分工管文艺的市委宣传部负责人之一。我作为刊物的编辑到上海组稿自然要去看望他并约稿。他约我到他办公室谈了近两个小时。这是我头一回见张春桥。他那时可没像现在这样板着一张阴森森的铁脸，而是热情过人，满面生春，侃侃而谈，表示了他对上海市文学创作力量的全力支持。他说，“例如老作家巴金要创作《家》、《春》、《秋》的续篇《群》，我们上海市为他提供一切必要的条件，包括关在监牢里的人，他只要提出来，也可以让他去见、去访问……”他给《人民文学》写了篇《决心大变颂》的短文，发在该刊1958年第6期。可是曾几何时，张春桥的调子完全变了，他也“决心大变”。他们抛出“大写13年”以对抗全面贯彻双百方针；1962年，上海市开作家代表大会，巴金同志发言，他们向巴金大打棍子。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整巴金，更是无所不用其极。张春桥把在读者中极有声望的进步作家巴金打成“反共老手”，他像是“忘记了”，几年前你不也在为“反共老手”，“提供一切必要的条件”吗？
姚文元因家庭出身不好（乃父姚蓬子是鲁迅先生批评的有名的“转向”人物。60年代初期曾在上海文艺界的一些会上露面，我因之得见尊容），一向以“左”的姿态出现，有时“左”得出奇。我记得他曾写文章批评四川作家榴红的短篇小说《新校长》。《新校长》的一个情节是写这个年轻的校长跳进水中去抢救溺水的儿童。姚文元批评这篇小说宣扬了资产阶级的人性论、人道主义。按照他文章的逻辑，这位校长只有见死不救，才算是“无产阶级”了。这是多么荒谬的逻辑，可是却还要披一身“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所以文艺界许多作家视姚文元为一根打人的棍子。但是姚文元当时为谋求在文艺界站住脚，混得一点名声，也曾写过一些赞扬文学作家和作品的文章，如赞扬郭小川的诗，王汶石、浩然等的小说。他也可以在短时期内，随气候的变化，而前后判若两人。1956年下半年，秦兆阳的论文《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在《人民文学》发表后，某天，姚文元对与他同住上海一家招待所改稿子的王贤才（现任全国政协委员）说：秦兆阳的文章写得好，他很欣赏。可是到了1957年反右，姚文元成了批判秦兆阳“修正主义逆流”的先锋。
像张、姚这样的“一不会做工二不会种田三不会打仗”，在社会上已谋得一官半职的刀笔吏，本来是无足轻重的宵小之徒，对社会虽有危害，影响是有限的。可是一旦投靠了江青，便得以加倍地破格重用宠信，“文化大革命”初期即成为“重臣”。这样的人参与国事，一篇又一篇“重头文章”以中央名义批准抛向社会，策划于密室，点火于上层、基层……只能误国、害国，成为窃国之人了。1974年曾有件怪事，张、姚通知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