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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鲁艺及其领导人周扬挨了批评，说他们是关门提高。但是，周扬接受快，作了自我批评，很快取得了主动，这是舒芜前所未知的。舒芜本来对周扬持怀疑态度，想到30年代他和胡风发生纠葛的往事，怕他利用文艺整风对文艺界同胡风关系密切的人施加报复。但听了陆地同志一席话，他受到鼓舞，觉得并不是周扬挟嫌报复的因素在起作用，而是毛泽东思想确实是治病救人的。他回想《论主观》核心是要求个性解放，而个性解放是解放以来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中大力批判的，他自己参加思想改造领导工作中也是常常发挥这种批判的。他想胡风劝他作自我批判，大概也就是指此而言。他开始考虑，要将《论主观》的错误自己先提出来。经过一段时间思考、酝酿，他写成《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寄给他当时经常发表文章的《长江日报》。《长江日报》于1952年5月25日见报。这就是《人民日报》1952年6月8日转载，在全国发生很大影响的那篇文章。其后，舒芜又在《文艺报》上发表《致路翎的公开信》。应北京之邀，1952年12月，舒芜在北京东总布胡同中国作家协会，参加了周扬主持、很少几个人参加的帮助胡风检查思想的会。这就是舒芜的“起义”。在胡风派的作家中，他确实是第一个检讨、批评自己的人。今天重读他的文章，仍然觉得他的检讨是真诚的。但是有些话也难免言过其实了，如“我之所以写出《论主观》那样一些错误文章，实在是因为当时好些年来，厌倦了马列主义，觉得自己所要求的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个性解放’，碰到马列主义的唯物论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简直被压得抬不起头来……”。《致路翎的公开信》则牵涉对胡风派的作家、友人的进言、批评，也算是一种“觉今是而昨非”，告别过去的行为。他的并未“觉悟”的友人们，自有对他不满的观感。
舒芜和“胡风集团”案件（5）
但平心而论，舒芜的检讨自己、批评别人、告别过去的行为，从当时的大气候来说，仍然是可以理解的。正因为他是一个长期追求民主、进步的人，他热忱拥护共产党、毛泽东同志和解放后的新秩序；而广西地方党和政府待他不薄，给以深重礼遇，在他准备离开南宁去北京时，广西省委宣传部负责人还挽留他，准备让他担任省人民政府文委秘书长或省文联主席（原来兼任省文联主席和省文化局长的周钢鸣同志打算专任文化局长）。正因为如此，他更可能“反求诸己”、“严以律己”，在得到文艺整风的信息后，他决定主动检讨自己的过去。所以关于舒芜的“起义”，我不大同意流行的两种说法。一是说他“投机”，这样从个人动机来解释他的行为，我觉得，确切的说法，还不如说他是大势所趋，求得自我精神负担的解脱。另一种说法是，他偏处一隅，处境不好。他不甘寂寞，为了改善自己的处境而孤注一掷。但广西虽然偏处一角，他的处境并非不好。他迫切要求离开广西，乃是为了摆脱那种成天开会，送往迎来的社会活动家的生活，更害怕陷入省文委秘书长之类的行政工作。他明知到北京来只是做一个普通编辑，但这工作毕竟比较接近于文艺和学术。后来的事实证明，舒芜仍然是写文章、做学问的那个舒芜。下文要说的，他参加对“胡风集团”的揭发，也仍然是身不由己。
胡风和“胡风集团”问题在解放后逐步升级，有许多复杂因素。我们看到比较明显的因素有，一是以胡乔木同志为首的当时在重庆、后来在香港批评过胡风和胡风派文艺观点的人们，他们并未忘记，这桩公案并未了结，胡风和他的友人们并未表示接受批评。那时是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环境。而现在共产党在全国建立了新政权，胡乔木兼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他是身份、地位很高的思想、宣传工作重要领导人之一，帮助胡风和他的朋友们解决严重的思想问题，这件事迟早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二是周扬和胡风这两个30年代的“宿敌”，迟早会较量一番。但周扬而今是正当名分的分管文艺界的中宣部副部长，他有明显的优势；而胡风作为一个团结对象的党外民主人士，处于被动地位。周扬并未忘记过去，包括他所了解、掌握的重庆、香港时代的一些是与非。1952年周扬通知胡风来北京讨论问题。两人见面谈了十来分钟话，其中周扬一句极有分量的话，是说胡风在重庆和“才子集团要好”。“才子集团”是指重庆时期的乔冠华、陈家康、胡绳等人。胡风直到这时候才知那时党内有“才子集团”的称谓，而“才子集团”在党内整风运动中是受了批评的。周扬这句话暗示了许多东西，胡风自然是能够领会的，一是说你胡风在重庆就不正确，你在共产党内关系密切的，是党内受了批评的“才子集团”那些人；二是暗示胡风，这些“才子集团”的人，后来也批评了你，你在党内文化界现在再也难以找到有地位的支持你的人了，相反地，批评你的人会比香港、重庆时代更多……我们这里还要说说，在1952年至1954年，胡风问题再次提出来，由内部少数人的小谈升级到1953年初，《文艺报》公开发表林默涵、何其芳批评胡风的文章《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再升级到1954年12月8日，周扬在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上讲话：《我们必须战斗！》由批评《文艺报》的错误，转向批评胡风……当此之际，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对批评胡风的问题给予了关照和对胡风本人也表示了关心。据舒芜回忆，1952年9月至12月，周扬主持的小范围批评胡风会，开会期间，总理指示周扬，帮助胡风自己检讨，只要检讨了别人不必多批评，一次不行，多谈几次，多谈几次还不行，再公开批评。可是，当胡风表示有些批评一时难以接受，需要时间消化……林、何文章很快就发表了，对胡风由内部小范围批评、帮助，升级到全国范围公开批评，而且上了“反马克思主义”之纲。周总理原来的指示，很快被突破。胡风在《关于乔冠华》的回忆（见《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二期）中也说，即使在1954年周扬作了《我们必须战斗》的发言，胡风在会上作了感情激动的发言，批胡的事态正在扩大，其发展难以预计时，周总理仍然派乔冠华、陈家康、邵荃麟找胡风个别谈话，给予关照。总理说，应检查思想，应该打掉的打得愈彻底愈好，这才更好建设新的。但是，要实事求是，不能包，包不是办法。然而，事态后来的发展，跟总理说的“实事求是”，要胡风“打掉应该打掉的建设新的”的设想，真是南辕北辙了。即使身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在如此微妙复杂的局势中，也难以起到缓冲、抑制的作用，而是身不由己地被局势推着走。更难以设想像舒芜这样一个和胡风派有牵连的普通文艺干部，在那强大力量面前，能够独立地自行其是了。下面我就要说舒芜交出胡风的信件和整理信件的事。其经过情形，《新文学史料》1990年第一期《第一批胡风材料发表前后》（舒芜答问，奚纯整理）已大体披露了。我想强调的是，第一，胡风给舒芜的信件，属于私人、朋友之间的书信往来。任何一部现代意义的宪法，大多写进了“公民有通信自由”这一条。尽管舒芜对胡风给他的信保存完好，但舒芜和中国任何一个公民恐怕连做梦也没有想到，有一天会将这些私人信件交出来；而且由舒芜那儿得到的信件，再引起联想、奇想，要所有得到胡风私人信件的人们和“分子”与“分子”之间，将私人信件，统统交出来，并由专门机构专门人员“梳理”，加上批语、按语、注释，形成一个伟大的历史性文件，发行数十万册，这更是一般人难以预见的。真是开了中国历史的新页。事情本来是再简单不过的，在1954年底，1955年初，舆论界受命开展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运动，《人民日报》一位女记者向舒芜约稿，舒芜答应写一篇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的文章。据舒芜讲即使是重庆时期，他也感觉胡风先生排斥人太多，似乎没有这个必要。例如他不赞成胡风、路翎对沙汀作品持贬低的态度。而舒芜是欣赏沙汀小说的。那位女记者向舒芜约稿，舒芜就想写写胡风的宗派主义这个题目。文章交稿了。但舒芜没想到阅读者（显然不是约稿编辑一个人，而是还有审稿者，审稿者的上级、甚至上级的上级……）更感兴趣的是稿件中所引胡风的信件。第二，又出舒芜预料的是，组稿人要“借”胡风的原信去看一看。舒芜设想，可能是编辑部要核实文中所引胡风的信，遂很“乖”地，将保存完好的胡风历年信件交给女编辑。第三，再出舒芜意料的是，女编辑通知舒芜中宣部林默涵处长为谈他那篇稿子的事要召见舒芜。去了之后默涵处长谈的却是：“你的文章和胡风的信，都看了。现在大家不是要看舒芜怎么说，而是要看胡风怎么说了。”林默涵将胡风的原信拿出来，只见上面画了许多记号，打了许多杠杠。林处长说：“可否把这些重要的摘抄出来，按内容分成四类？”于是由他口授一篇大文章的提纲：“一、胡风十多年来怎样一贯反对和抵制我们党对文艺运动的领导；二、胡风十多年来怎样一贯反对和抵制我们党所领导的由党和非党进步作家所组成的革命文艺队伍；三、胡风十多年来为了反对我们党对文艺运动的领导，为了反对我们党所领导的革命文学队伍，怎样进行了一系列的宗派活动；四、胡风十多年在文艺界所进行的这一切反党的宗派活动，究竟是以怎样一种思想、怎样一种世界观作基础的。”那么要舒芜做什么呢？也就是照葫芦画瓢，将重要的材料摘抄出来，填充其间罢了。再就是按林默涵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