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咳嗽。她有时半夜起来抽烟，也决不叫我，她总认为她的儿子在看书，是一种有‘出息’的表现。每月只打半斤‘洋油’，她从不心痛，甚至还叫我把灯拨大点，别像她那样弄成瞎子。妈妈确实眼睛不好。她说我走后，她吃蕹菜常吃到里边的猪儿虫。她看重文化，在这个家庭作为一个阻碍历史进程的阶级被摧毁之后，她仍旧让子女们读书，种蛾眉豆卖，背白泥巴（一种乡下人洗衣用的带碱的泥土）卖，即使半年不吃盐巴用咸菜水代替，也一定要交上学费。我是从婴儿时候就在她手里的，自然应该属于她的‘财产’，1964年我提出要走，她非但没阻拦，还说：‘娃儿，人不出门身不贵呀，火不烧山地不肥呀，你走吧！’倒是我犹豫，我说我走了你就是个孤人了，她说没关系，反正她老了。我走后的十年，她就在这间小屋，为队上做点零星活儿，靠我的姐姐转弯抹角寄点钱，聊以度日。”再看他和养母的再离别：“临别的这天，妈妈半夜就起床煮饭，就像我当初在家时，要出早工或上山挑炭，她总是早早地煮饭一样。她一声不响，但我听得到她在抽泣。吃饭的桌上，她却显得若无其事，只是嘱我好好工作，别想她，带好孩子。天亮了，我到院里一家家告别，然后穿过院侧的竹林，从井旁上路。妈妈送到井旁一棵李子树下，泪才簌簌落下来，哽咽道：‘幺儿，你再好好看妈妈一眼，下回你就看不到了……’我也知道她说的是真话，那一副弱躯，无论如何也熬不到我下次回来。我直直地看了她一阵，那脸色，那银发，那一双翳雾很浓的眼睛，我已经分不出她是我妈还是我的乳娘张映珍。我怕我泪会掉下来，叫了最后一声‘妈妈’！就大步大步走去。走过田坎，走向正沟，走到对面的大路上，回过头，妈妈还站在井旁边的李子树下，不知是她还想要看我（其实她根本看不见了），还是站着让我看……”
……我的石窟中全是碎雕，出于一万个人之手
我很珍视骨针的缝媾
杨牧是讲自己精神世界的构成吧，那是出自上万人精神、物质方面，对他的输送，缝媾，结合，凝聚，于是他“石窟”的“石雕”焕然一新。
四川才子杨牧十韵（5）
我想说的是，杨牧作为一个破落的世家子弟（说白一点，读书人家的子弟），童年和青少年时代，正逢我国社会急骤变革，他这个“敌对阶级”的后代，无端受了惩罚，最后竟在老家待不住了，只好出走做“盲流”，到西域去寻找自己的一片生机。
中国许久以来，已经没有了贵族，但官宦人家（当然是读书人家）是有的，中国的泛读书人家，既包括官宦人家，也包含破落的官宦人家，还有一部分贫寒人家虽在艰难中仍有读书子弟。所以读书人并非全是富家子弟。
在我国社会的发展前进中，杨牧这个读了一点书的旧世家子弟流入大西北的盲流群中，并且融合进去了，成为他们中的一分子。这对本应该继续上学并深造的杨牧不能不说是个损失；而当了“盲流”后在农场就业的上十年，又正遇中国发生了“左”的大转弯，发动“文化大革命”，杨牧作为生活在中国最底层人群的一分子，他们既承担繁重的，报酬极少的以体力活为主的营生，又还背负沉重的另类“边缘人”的沉重包袱，自己身经、也目击了这一大群体的苦难，这看起来很倒霉。在生命遭受威胁的严重时刻，他甚至不得不携未婚妻一度逃亡南疆躲避。这种处境还不是坏到极点吗？然而回过头来看，这番长期自己变为农工而又融入农工的经历，却又成为无论是作为一个人还是作为诗人、作家的杨牧，平生最为难得、最值得珍惜的机遇，天大的好事，无尽的精神财富。我想杨牧最大的收获，是在一个非人年月，他作为一个善良、诚实、正直的本色好人，在苦难中，受迫害中却发现了无论是普通农工，还是知识人中却有这么多和他一样的良心和是非、正义感未泯的好人，愈在底层愈多，他们的心是金子。愈是黑暗的角落，光却在那儿闪耀，它照亮、温暖了受苦人们的心，它是对非人化有效的抗毒剂。杨牧自己经历的，就足够说明这一点，在任何危难中，有了这些人支撑、保护，杨牧和他的家人就平安，精神得到安慰、物质无虑。他们中许多是平凡的农工，还有些是戴着“帽子”长期被打发到基层的比他年长的人品好又有学识的文化人，他们善待这小老弟如自己手足，是他的良师益友。当然这些底层的人更如杨牧自己所说，是支撑整个大农场生产建设的“底座”，“一座宏伟金字塔的底座”。但杨牧又问：为什么只是底座，被压抑、凌辱、歧视的底座？
这成千上万的人，他们也铸造、凝结了一个新的杨牧，从他们农场诞生出去的诗人、作家杨牧。如果没有农场经历，就不可能有这样一个杨牧。从“四人帮”被粉碎后的1977年真正起步，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杨牧向读者和中国文学奉献了他最好的诗歌和散文作品。诗歌如《我是一个青年》、《边魂》三章，散文纪实作品就是1987年我读到的这部《西域流浪记》（前数年杨牧又对该书增补、修订改书名为《天狼星下》出书，亦收入他新出的两卷书中）。杨牧的边塞诗和散文纪实作品，我认为它们的生命将是长久的，它是历史，中国特殊年代“盲流”们的生命史和创业史，人性战胜非人性史；也是一部用众多血肉生命凝成的、关注人类生存命运的，真实、生动、感人的文学作品。
杨牧写《西域流浪记》的经历，使我想起俄罗斯伟大作家托斯妥也夫斯基。他是彼得堡的一个小贵族，却关心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底层人民，也关心俄国的改革。他参加贵族革命家的活动，被沙皇判处死刑后又改为去西伯利亚劳动营服苦役，他成为准犯人与那些政治犯、刑事犯为伍，经受苦难。出狱后以他的亲身经历写了一部纪实体小说《死屋手记》，一部以人性的关怀写出各式各样犯人及其处境，揭露沙皇监狱中黑幕和黑暗统治的不朽传世之作，也是独一无二之作。托氏如果没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这一处境，世界也就不可能出现这一作品。
有一天我会溢出来，如一坛烈酒
诗的原段七句是这样的：“北斗星已完全横在我的北方。听那些芦管吹奏苍凉。有一个笛眼被我按着不出声；我在这个管道里逡巡。有一天我会溢出来，如一坛烈酒：直烧到没有火烧的时候，直醉到没有醉意的时候。”
杨牧讲得很形象，很准确，这就是好的创作出世的情景。它们是溢出来的一坛烈酒，蓄之既久，其发必速。巴金的传世名作小说《家》是这样写出来的。有人还有另一个比喻，说巴金的作品是水壶倒水涌流而下，不可遏制。也是讲的同样道理。我读杨牧的纪实作品《西域流浪记》感觉它也是溢出来，涌流出来的。没有西域流浪生活这个大水库的储存积蓄，怎么会有笔下涌流、溢出？凡是这样的作品都是行文自然流畅，不着雕饰，水到渠成，尽得风流。当然也经过了作者积淀、沉思、提炼，所写都是沉淀最久，挥之不去，印象最深的东西，但仍保持着生活的原色、原汁、原味。这样的作品不论篇幅大小，都是上品，而读者读了也是过目难忘。
愿这虫螅孵出龙种
这也是杨牧讲自己的创作。请读他的原诗：“又一次抚摸自己的耳朵，抚摸我身体最远的轮廓。这也是我最偏远的疆域。无须记起，也永远不会忘记的边地。它最先受冻也最先发热。如果有人在窃窃私语。桃形的浆果在为它吟唱，为它输注殷酽的汁浆。世界很大，比世界大的当然是天空，有鸟飞过，鸣声也总是被冥蒙收容。守一块云母也就足够。如独足之虫。维吉尔！愿这虫螅孵出龙种。”
四川才子杨牧十韵（6）
否极泰来。因“祸”得福。被某些人视为虫螅的杨牧，而今自然是孵出了龙种。
基因是地质年代的居民，因为地质年代而永存遗传基因是科学，不是神话或迷信。
有成分，但不为成分论也是科学。
阶级出身不可以选择，但每个人的遗传基因也是客观存在的。
杨牧出身地主家庭，但他本人不是地主。对于出身地主阶级家庭的小孩子歧视，剥夺他们的受教育权，不是科学，更不是马列主义。
但杨牧作为一个世代读书人家的子弟，他也有“诗书继世长”人家的遗传基因，这是不可否认的。中国曾是孔夫子的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国度，孔夫子提倡“有教无类”，人人都要受教育，这样才知书识礼，做个讲文明，有道德的人。所以中国过去盛行读书求学的风气，杨牧身上也沾了一点这样的风气，他曾接受中国传统思想的启蒙（虽然时间短暂），并以其先祖杨慎作为自己崇敬的人（他的两代先祖都是正直为官。杨慎遭皇帝放逐），这没有什么坏处，知道要讲良心，要正直、诚实做人嘛。出身不好没有关系，读了书，参加社会实践，有了觉悟，照样可以成为革命家。马列创始人都是出身非无产阶级的有产阶级家庭，当然他们都是读书人，从读书接受人类文化成果，结合社会实践创造了马列主义。中国新旧民主革命，最先觉悟的相当一部分是世家子弟。因为他们读书得风气之先，因为他们爱国而不仅是爱自己的小家，他们接受了儒家“毁家纡难”的思想。牺牲小家，报效国家。
唯成分论是不对的！杨牧所在的良种队，是出身不好，却温文尔雅，埋头做事的那些受过高等教育，“文化大革命”中挨整的技术人员好，还是粗暴整人、折磨人，出身成分好，无文化教养，没道德的鲁排长、丁同志之类好？
我奉昆仑为我的故乡，毋须索隐天地玄黄昆仑、天山，都是我们的故乡。汉唐先烈经营早！整个的中国西部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