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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不能不稍稍涉及“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国作协和朝垠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故事。我在1966年底，便被群众揪出，投入牛棚。但是作协在“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事我还是关注的。作协的造反派与北京大学的聂元梓一派颇有联系，信息灵通，在1967年初即响应“中央文革”的号召夺了作协的权。但是不久作协的造反派又一分为二，析出一个“革联派”。照今天的语言分析，掌权的“造反团”是主流派，人也占多数，而“革联”是没有掌权而处于少数地位的非主流派。但是“革联”的人有一条，对干部的评估比较实事求是。他们主张多解放些干部，尤其中下层干部。王朝垠、周明等人即是“革联”《人民文学》分部的勤务员。我在牛棚里无法与他们沟通，而他们也批斗我，喊“打倒”我。但我明显感觉他们对干部的观点是比较实事求是的，不是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你永世不得翻身。1969年初，工、军宣队进驻后，我于6月间被解放。9月下干校又与《人民文学》的老同事们编在一个排，整天劳动在一起，“耳鬓厮磨”在一起，重叙友情了。朝垠在干校干得很出色。他在劳动中是个巧人，举凡那些盖房子，修猪棚、鸡舍，栽秧、割谷、修田埂，开机器等技术活，他全是一学就会，作业上乘。他修的田埂结实、光亮、平整，美观得像件艺术品，连老农看了也赞不绝口。最可贵的是他那丝毫不吝惜自己的牺牲精神。他体质不强，身体较瘦，又患有胃病，干起活来却总是抢在前边，拣那些最累最重最苦的活儿自己承担。我仍然记得大冷天下到刺骨的沼泽地的深水里修田。军宣队选择几个勇士们饮一口劣质白酒带头下水，朝垠是其中之一。他高扎起裤腿，瘦巴筋筋的长腿立即跳下水去，从脸部、胸口到腿被冻得通红发紫，依然挥舞笨重的铁锹，谈笑自若，毫无畏怯之态。夏天最热的时候，他有条不紊地开着机器，收打稻谷。在尘土飞扬和呛人的烟雾中一干就是半天，腰酸背疼也不吭一声。干校后期，党组织又开始考虑发展新党员，我分工联系朝垠。我们本是相投的朋友，谈起对许多事情的看法，均有共同语言。但我毕竟在牛棚里关了三年，对作协和《人民文学》在“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某些事，仍然若明若暗。或许是为了供我了解他本人的情况及“文化大革命”中的事，一天朝垠忽然给我一个小小笔记本。我一看原来是他本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记事，俨然一本“编年史”，条缕分明，记载有头有尾，对事件有解剖、分析，我感觉受益匪浅。最深刻的印象有两点，一是朝垠这人的正直，他丝毫不带个人恩怨地看待一些人和事。错整过他的领导和干部，他依然实事求是地对待，主张解放他们。“同一战壕的战友”，面对他们的极“左”观点，极“左”行径，他毅然反对，决不苟同。尽管这很容易招来一顶“老保”的帽子，他绝不缄口不言。再是他对人和事的解剖，锐利准确透彻，不为一时好听的言词，好看的假象所蒙蔽，这只有出之公心而又具备相当理论水平方能做到。读完他的笔记本我曾赠诗一首，其中两句是“锐利解剖刀，唯物辩证法”。我觉得他这样的人，正是党组织该考虑的发展对象。
优秀文学编辑王朝垠（3）
但是朝垠的身体变坏了，面黄肌瘦，四肢无力。不仅胃病加重，而又被怀疑有肝炎。这种情况下，组织上批准他半年假期，回北京治病养病。朝垠回京后，严重的胃溃疡使他的胃被切除了三分之二。那年月文化生活贫乏，休闲的日子一个朋友偶然带他去看了一出样板戏《奇袭白虎团》。向来好发议论的朝垠，在给干校好友的一封信中，无意中流露了一句话：看了样板戏《奇袭白虎团》，我真不知奇袭白虎团“奇”在哪里？谁也没料到，此信被同宿舍的另两个人看见了，竟当作了一回事，他们悄悄给江青、姚文元写了信，说是此地有人攻击革命样板戏云云。那时检举揭发盛行，这两人也学做了这样的事。也在干校劳动的文艺评论家张光年，多少年后曾颇有感慨地说：要是这样的信，触动了江青的某根神经，她批了个什么话，不用说王朝垠遭灾，连我们整个五连（指中国作家协会）也担当不起呀！幸亏江青、姚文元那儿未见动静，但达摩克利斯之剑，从此悬在五连和当事人王朝垠头上。尽管手术后身体还未完全康复，且这个大龄青年（时年36岁）还在北京找了个对象刚完了婚。干校有关部门还是一封又一封信，催促王朝垠赶快回干校接受批判，检查“攻击”样板戏的“罪行”。这是王朝垠生活历程中经受的第二次打击，这一打击也影响了王朝垠若干年，不用说“纳新”无望，分配工作也无望。试问当时哪个单位敢要一个“攻击”了革命样板戏的人？直至三年后的1975年，邓小平复出主持中央工作，政治气氛有了改善，《人民文学》正在筹备复刊，原单位才敢要了这个人。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意味着人民痛恨的极“左”路线肆虐的一个时代的结束，大家都有精神上获得第二次解放的感觉，朝垠则更是感受深切，因为只有在这时，悬在他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才算真正灰飞烟灭了。所以朝垠发自内心的拥护清除极“左”余毒，拨乱反正；拥护邓小平提出的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优良传统。那几年，在《人民文学》小说编辑的岗位上，他焕发了极大的工作热情。我印象深的是，经过他手选，不断地推出小说佳作。有些后来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这些作品可以开列一长串名单。如张有德的《辣椒》，李栋、王云高的《彩云归》，刘心武的《我爱每一片绿叶》，叶蔚林的《蓝蓝的木兰溪》、韩少功的《西望茅草地》。有些获奖作品，则在当初编辑部内意见存在分歧的情况下，朝垠被邀参加复审，投了肯定的一票，并对有的作品加工修改。这一点，作为那时小说组的一个负责人，我永远感谢朝垠竭诚的合作和对稿件公正的评估。这样的获奖作品有王亚军的《神圣的使命》，张弦的《记忆》，柯云路的《三千万》等。有些作品虽说后来没获奖，但仍然是好作品，在当时读者中产生不小的影响，如萧育轩的《心声》、《希望》，叶文玲的《丹梅》，敦德、祖慰的《电话选官记》，白桦的《地上的神仙》，李陀的《带五线谱的花环》，未央的《心中充满阳光》等。这些作品主要是表达了人民的心声，对老一辈革命家的怀念和对优良传统的呼唤，对“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切齿痛恨与嘲讽，在文学的拨乱反正中也起了一些推动或开拓的作用。这些都是朝垠花力气组的稿或从来稿中选出的。朝垠在工作中一个最显著特点，是始终关注从无名作者浩如烟海的来稿中发现有才华、有“亮点”之作。他的头脑便像一只灵敏的海底“声纳器”，能准确、灵敏地探出“鱼”之所在。这经常是靠日积月累，而非一朝一夕之功。自然，一篇好作品，有时在编辑者，也是妙手偶得之。这两种情形，可以举些例子。在1976年、1977年之际，叶文玲还是郑州一家小工厂的统计员。还在“四人帮”被打倒前，朝垠便注意了这个字写得娟秀整齐，文笔流畅，投稿甚勤的普通女工，他没有怠慢她，而是每稿必复，写上自己对稿件的亲切中肯的意见。自然是以编辑部名义而非个人署名写的信。就这样直到1977年准备发她的第一篇小说《丹梅》，叶文玲闯进北京的编辑部，拿着朝垠手写给她的信才认识了朝垠这个指点她许久的编辑。韩少功也是这样。在1977年，他是湖南汨罗县文化馆的一个干部。在湖南初次结识时，他对生活的见解和才华给朝垠留下了印象。
1978年初发表他的第一篇小说《七月洪峰》，下半年又发表《夜宿青江铺》，作品一篇比一篇写得好，作者也考进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1979年上半年经朝垠手发表赢得了许多读者的优秀短篇《月兰》（原题《最后四只鸡》），青年作家韩少功从此脱颖而出。其后《人民文学》又发表他的《风吹唢呐声》、《西望茅草地》等佳作。《西望茅草地》终于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奖。朝垠对于那些曾经是无名而确有才能的作者，真可说是做到了如《人民文学》一位老主编张天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