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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他们不能算是运动的发动者。
1953年9月第二次文代会后，中国作协领导班子改组，邵荃麟任党组书记兼《人民文学》杂志主编。这时《人民文学》编委会改组，邵荃麟“网罗”胡风任编委（自然是得到主管文艺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同意的）。邵荃麟主持《人民文学》编政时所做的一件引人注目的事，是连续发表“胡风集团”有才华的作家路翎描写抗美援朝战争的小说，其中最著名的两篇《初雪》和《洼地上的“战役”》立刻引起很大的反响和争议。著名的评论家、作家巴人曾发表文章推荐（初雪》。一位正在写战争题材长篇小说的作家说，读了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他的厚厚的一叠小说手稿可以烧掉了。（这位作家后来在反胡风运动中受了领导严厉批评。）但是反对路翎小说的声音也很强，《文艺报》很快发表部队评论家侯金镜批评小说《洼地上的“战役”》的长篇文章，认为小说写战士恋爱，违反了部队纪律。（在1955年反胡风运动中改组的《文艺报》领导班子中，张光年取代冯雪峰任主编，侯金镜调任副主编。）此外还有一些粗暴批评小说《初雪》的文章。我作为作协的一名工作人员，耳朵里听见作协内部一些人的叽叽喳喳：邵荃麟来自“国统区”（尽管邵是1926年的老党员），他偏爱胡风集团的作家（尽管邵1948年在香港主持批评胡风的思想是人所共知的），轻视、排斥解放区的作家。这些话虽说当时还端不到桌面上来，但已经使人感受到一种气氛，有一股压力：即在某些搞写作的人看来，并不是路翎的小说不好，路翎的小说之所以必须批评，是因为他是胡风集团作家！这就有点对人不对事的味道了；不管你是邵荃麟也好，陈涌也好，谁推荐胡风集团的作品，谁讲路翎的小说好，谁就是危险的！笔者愿意在这里讲个小插曲。陈涌是延安“鲁艺”出身，周扬的得意门生之一，解放初期曾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批评阿垅（“胡风集团”重要理论家）。反胡风运动开展后，《人民文学》的编辑受命组织陈涌写批评路翎小说的文章。但陈涌看过路翎的全部小说尤其是长篇《财主的儿女们》后，对编辑说，路翎的小说是现实主义的。这对路翎就算是很肯定的评价了。陈涌后来虽说也发表了批评路翎小说的文章，但调子自然不是很高的，显然跟某些人的想法有距离。陈涌当时在何其芳任所长的文学研究所工作；1957年，他被划为“右派”，据说跟他对胡风集团的“右倾”不是没有关系。在周扬，这真有点“挥泪斩马谡”的味道了。总之，1953年、1954年之际笔者在作协接触的虽是些小小局部，亦能感知反胡风运动“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来自解放区的作家，如果亲胡风，或跟胡风有历史联系，这也算犯了大忌。胡风在抗战时期主编《七月》、《希望》两刊物，很多当时解放区的作家在上边发表作品。而在反胡风运动中，这些人几乎无例外地受审查，不少人被划为“胡风反革命分子”，开除党籍。在战争烈火中成长起来的高级将领、作家，任华东文化部副部长的彭柏山，也被无所顾惜地开除党籍、撤除公职，长期下放劳改。其中一个因由是他在30年代和胡风有过历史关系（实际是左联的工作关系），解放初期又有接触。有才华的诗人鲁藜、胡征（曾长期随军二野，出版过出色的长诗《七色的战争》）等，被划为胡风反革命分子。至于有影响的诗人艾青、田间，老资格的参加过长征的冯雪峰，则被认为是“胡风集团”的“盟友”！
1955年继开展大规模反对胡风集团运动之后在作协党内开展了反对“丁、陈反党集团”（波及冯雪峰、舒（群）、罗（烽）、白（朗）等人）的斗争。一位文艺界领导同志讲话开导我辈说：“丁、陈集团（自然包括跟他们较接近的艾青、田间等党员作家。艾青后来被划“右派”。田间蒙宽大，未划。）是实力派，实际是胡风集团在党内的后援与盟友！”那么，这个隐患不挖出来，那还得了？果然在1957年，丁玲、冯雪峰、艾青、罗烽、白朗等人都被划为“右派”。周扬发表《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长文，批判这些“混入党内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
中国“作协”反胡风运动一瞥（2）
1955年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是随后在全国大规模开展的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群众运动的前奏或序曲。作协“五人小组”（其名单李辉文章中有披露）中有的成员，一个时期曾搬到公安部门去办公，编辑收缴来的那些“胡风集团”“密信”。随即立功了，作协的运动受到毛泽东主席表扬。这的确是毛主席当时树立的一个样板。毛主席领导搞运动向来重视“以点带面”取得经验。因此后来某些中央部门为推动肃反运动开展，曾请作协五人小组的成员前去作报告，介绍成功经验。后来这五位负责人经过调整，增加了张光年、郭小川，去掉了康濯和阮章競。此后他们不仅是领导接着而来的反对“丁、陈反党集团”斗争的核心班子，也是领导作协反右派、反右倾（而诗人郭小川却在1959年发表诗作《望星空》在反右倾运动中受到批判，后来离开了领导班子）、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核心班子。他们长期在作协掌权，其中的刘白羽、张光年两位实际是周扬最信任的“智囊”，参与领导整个文艺界的核心人物。
像这样开展大规模的运动，对文化学术界知识分子上升到“敌我矛盾”进行批判，惩治，恐怕跟延安时期敌我斗争环境严酷情况下，批判王实味等人取得的经验不无关系。不久前发表的读者已经熟知的关于王实味案件的文章，披露了当时的一些事实真相。此外还可参看周扬发表在1942年7月28日—29日《解放日报》上总结和“托派分子”王实味斗争的长文：《王实味的文艺观与我们的文艺观》。1958年，《文艺报》把延安时期遭批判的“大毒草”：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萧军的《论同志的“爱”与“耐”》、罗烽的《还是杂文的时代》、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拉出来，再事批判、鞭挞、示众，所写的编者按语送给毛泽东主席。毛主席重写了按语，但看来对《文艺报》这一做法是肯定的、支持的，这无异将延安时期树立的样板再次亮出来，同时对已被打倒的丁玲、艾青、萧军、罗烽等人再甩几重鞭，起到“儆百”的作用。在延安的批判运动中，一些作家、理论家已经成了行家里手，所以在反对“胡风集团”的斗争中，他们又重操旧业，驾轻就熟，得到充分发挥。记得1955年5月下旬《人民日报》《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二批材料》公布之后，文艺界召开了声讨、批判“胡风集团”的大会。许多著名文艺界人士纷纷登台表态。唯独美学家、翻译家吕荧发出了不同的声音，他说：胡风可能有错误，但他是思想问题，不是反革命。而当时就有一位平素温文尔雅、颇具绅士风度的诗人、理论家突然走上台去，粗暴地驱赶吕荧并高喊“不许为反革命分子胡风辩护！”的口号。这看来有点出人意料，其实并不奇怪，因为他是领导当时作协运动的“五人小组”成员之一。
舒芜的材料在报上公布后，作协很快组织人到可疑分子家中去收缴信件，笔者曾奉命去绿原家中，绿原说信件早已上缴。把私人来往信件寻章摘句加以编排公之于众，并且作为给人定罪、惩办的材料，这在当今世界也是极为罕见的。而这个反“胡风集团”运动是毛泽东主席亲自领导的。最高领导人带头开了无视国家宪法中规定的公民有言论、通信自由权利的先例，自此以后，凡开展政治运动，对那些斗争对象，便没有任何界限、禁例了。被整对象的私人日记、书信、手稿等等一切皆在收缴之列，“文化大革命”期间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本来在中国，公民没有隐私权，历来如此；抄家流行了几千年。我参加过1955年、1957年上半年作协党内反对丁陈“反党集团”的一些会。在一次大会上，会议的领导者动员了一位女性作家发言，“坦白”她同“反党集团”人物的关系，讲明“坦白从宽”。结果这位女作家不得不把同那位文艺评论家（“反党集团”重要成员）发生两性关系的种种细节 ，两人被“隔离反省”后秘密通信联系的方法等等统统抖露出来，成为所谓“爆炸性的发言”，射向“反党集团”的一颗“重磅炸弹”。而她自己后来并未受到宽大，仍被划“右”。至于在小会上呢，那些延安时期的老战友们，无情地揭露对方的种种隐私，包括属于私人生活范围的事———比如这个男作家曾跟某某女人同居过；那个男作家看见离异后的前妻，两人“抱头痛哭”之类；还有作家观察了解生活的行为、方式———比如东北某大城市光复后，某作家去某妓院遗址看看———统统抖露出来，统统在揭发批判之列。特别对已经成为斗争对象的人，哪还有什么个人的“隐私”可以尊重，还有什么作家的创作事业和创作活动的特殊需要以及个人的面子、人格尊严需要尊重呢？要“剥掉画皮”嘛！这是斗争中流行的一句话，对元帅彭德怀如此，对丁玲、艾青等人也是如此！中国本无保护人的隐私、尊重人的人格尊严的传统，一到20世纪中叶，这些沉迷于“斗争哲学”的人们，已经将“揭隐私”“揭老底”发展到极点。只要能达到打倒一个人，把人“搞臭”的目的，什么手段不可以使出来？私人信件、“桃色纠纷”等等都在收集之列，然后加以上纲，作为置人于死地的“有力武器”。其后的肃反、反右的扩大化、反右倾，以至“文化大革命”，不都是这样“运用”的吗？
中国“作协”反胡风运动一瞥（3）
1978年深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