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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作品我想到作家耿龙祥其人，想到他步入文学界的那一段坎坷历程。
1956年初冬，《人民文学》常务副主编秦兆阳从安徽省一家刊物读到一个中篇小说新作《秋清湖边》，作者的名字是陌生的，叫耿龙祥。但小说描写农村人物很鲜活，文笔清丽可喜，看出作者熟悉农村生活的形形色色，可算一个行家里手。找到他的地址、联系单位，秦兆阳决定把他请来编辑部改稿。不久，一位中等个儿、穿着朴素的瘦削青年来到编辑部，他就是耿龙祥。说起来这才知道他是江苏人，很小就参加游击战争，如今是安徽农村的一位区委书记，写作只是他的业余爱好，《秋清湖边》是忙里偷闲写下的。耿龙祥就住在编辑部院中一间小平房里。稿件修改了一个多月，作者、编者都不甚满意。耿龙祥因不愿离开岗位太久，打算收拾行装返回去。这时秦兆阳对他说，你生活阅历那样丰富，是不是留下个短篇再走？老耿关在屋内冥思苦想，忽地一天夜晚走进秦兆阳房里放下一篇稿子说：“刚才‘灵感’来了，随便草写了一篇小东西，我也拿不准，请你看看吧。”即转身离去。第二天早晨，老秦兴冲冲地到编辑部说：“耿龙祥写了篇好小说，明年1月号的短篇小说特辑有指望了！小说写得很精短，你们再看看。”这就是1957年1月号《人民文学》以显著地位发表，随后引起热烈反响，可说是“一鸣惊人”的耿龙祥的《明镜台》。小说不过二千来字，作者从参加过战争的一位干部极为平常的家庭琐事（对待一位小保姆的态度）出发，却提出了一个极为严肃、深刻的问题：人民在战争中以血汗、生命支持了我们，我们今天对他们的态度（家里所雇小保姆亦是人民一分子）怎样？不能不引起善良的人们的揪心似的共鸣（至少我阅稿后感受是这样的！）和深思。《文艺报》等报刊当时都发表了评论，对小说给予较高的评价。
谁也想不到，几个月后，耿龙祥却因这篇短短两千多字的小说，而被划为右派！人说“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耿龙祥这篇小说，顶多也不过是讲了点“逆耳”的忠言。但1957年，文艺界确有不少忠心耿介之士因在小说、报告文学中进了逆耳忠言而遭重罚，发表唯一一篇小说《改选》的李国文是这样。而小鬼出身、写了唯一一个短篇的区委书记耿龙祥也是这样。小说才二千多字，有人曾跟耿龙祥开玩笑，你挨了二十多年苦役，平均一百个字罚你一年苦役，你进忠言付出的代价太高了！我曾冷静客观地为耿龙祥设想一番：假如当初《人民文学》不请他进京改稿、写稿，他不沾文艺界的边呢？耿龙祥这位精明、能干的区委书记，说不定不仅不会被划为右派，且仕途“看好”呢！不过话又说回来，像耿龙祥这类“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人，不管处在什么岗位，他这种“忧”和“热”总要表现出来的，他展露的忠言总是有点“逆耳”的，这就难讨所有人喜欢，说不定躲过了反右扩大化，也难躲其他一个接着一个的运动呢！
像昙花一现似的，1957年后，耿龙祥自然是从文学界消失了。不过1963年我曾奇迹般地见过他一次。那时安徽作家陈登科到北京来修改长篇小说《风雷》，住在中国青年出版社，我去看他，遇见在他身边的耿龙祥。这时，耿正应陈之约帮他当“写作参谋”。陈登科是个仗义的人，他同耿是要好的朋友，他待老耿一如既往。而老耿虽说帮陈改稿，也只是做点默默无闻的工作。
一晃又是十年。1973年，我在体委工作去安庆市出差，这时打听到老耿在一家肉类联合加工厂当头儿，遂去访他。十年不见，老耿额上添了皱纹，但精神不减当年，谈吐亦如往昔。交谈中他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和他们的“文艺政策”表现出强烈的不满。我问他，你还写不写东西？他连连摇头，说，我的围棋下得不错，假如你爱下围棋，我可以陪伴你……
从此我跟这位作家重又恢复了联系。粉碎“四人帮”后，老耿长期担任安庆市委宣传部长，在拨乱反正、落实党的宣传文化政策等等方面不乏善政。听说近年他已将较多的精力集中于文艺创作，继续深入生活访察民情。《反腐败纪实》一文正是他深入工厂采访数月后结出的硕果。
一条明丽的川流
——记小说家苏群
我做梦梦见了一条明丽的川流，不管负载有多沉重，前路多么迂回曲折，它总是不急不缓，宛转不息地向前流。四十多年了，我总期望它在我跟前，它的潺潺絮语、殷殷情意，使我享受着难得的友情温暖。它怎么能离我而去呢？而今它却突然消失了，世界上再也没有这条河流，我心里空落落的。难道这是真的吗？这就是我的老友，优秀的文学编辑、有影响的长篇小说作家蔡明川（笔名苏群），他于1994年9月9日辞世了。
我同明川在青年时代相识，共事两年。那时我们这个小集体里的年轻同事们不仅是同事，许多人还是朋友；不仅仅是朋友，更是情同手足的兄弟姐妹。我和明川，明川同别的一些友人的关系就是这样的。我们的友谊一直持续几十年，可谓终生不变。年轻时的明川，仪表堂堂，谈吐不俗，聪明练达，不仅吸引不少年轻女性对其青睐；而且被领导看重，受到周围人们喜爱。他长我几岁，我尤其钦佩他待人接物爽朗得体，处理工作极有条理，麻利而高效率、高质量，这正是他终生保持的一种独特的作风；还有他那丰润、妩媚，书写流利的字，和明白、晓畅、亲切的表达，即使是回复一封普通的读者来信，也会令收信者有如坐春风之感。真是字如其人、文如其人。我正是欣赏、喜爱明川兄那种天生内秀的禀赋和形诸于外的清新、俊逸。我视他如同亲密的兄长。记得大约是1951年底，机关里宣布了在青年中发展党员的首批对象，明川是其中之一，他确实深符众望。在1952年，明川的写作才能也被领导发现了，曾派他去河南黄泛区体验生活一个月，回来写出一篇小说《在肥沃的土地上》，主编将其发在《长江文艺》的显著位置。这可能是明川的小说处女作，一出手就受到善待。
1952年底，我工作调动，离开了武汉。数年后，明川有事北上，兄弟俩促膝谈心，我方才知道，在我们别后几年，明川的境遇并不顺利，频繁的一个接一个的运动，难免烧到他头上，他的候补党员资格被取消（二十多年后，他的心愿再次实现）；业务上仍然用他，但只作为普通编辑使用。
然而明川兄的敬业精神一如既往。从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的“文化大革命”前夕；从70年代初筹办、恢复刊物，至80年代后期，他在《长江文艺》小说编辑和编辑部负责人的岗位上，以其文学慧眼和编辑者的胆识、热忱，不知发现、提携了多少原是无名却有才的作者，推荐发表了多少文学新人的佳作；此外又以身教言传的方式，帮助了多少年轻编辑成长。这些无需我饶舌。曾受益于明川，近些年三楚大地涌现的一大批新作家和有才干的文学编辑自有心碑、口碑，也可以提供证明。至于其中的甘苦，尤其曲折、艰辛，只有数十年操持着编辑职业的明川自己知道了。他出版的中央电台连播过，在读者中有广泛影响的长篇小说《风雨编辑窗》，也是他自身编辑生涯的写照；但我想，恐怕只写出了他的人生风雨、编辑苦情之什一。
1982年秋天，我有幸与明川同赴我的第二故乡鄂西，朝夕相处半个月，我们之间的长谈、深谈，常常让我回味。其实我多半是个倾听者。明川这多年经常在底下跑，有时还带职工作，不用说，他的生活阅历，社会见闻、知识，令我听得着迷，且倾羡不已，我预感他将不断有长篇大著问世；更教我感佩的是，他的是非、善恶之感一如往昔，他的标准尺度同于一个普通百姓的心，我想这正是他作为一个人，一个为人民立言的作家，最可宝贵之处，当然身为一个富于正义感的知识分子，他的心境不能不带有相当沉郁的色彩。
粉碎“四人帮”后的十来年，明川在创作上的努力及其成果，是惊人的，尽管他一直是个业余作者，直至退下来之前，他并没有当过专业作家。自1979年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大别山人》起始，他差不多每隔三个年头，即出版一部长篇小说，其后相继出版的有《风雨编辑窗》、《孤岛就要沉没》，而且一部比一部好，直到1987年的压卷之作《圈套与花环》。这些作品都有较高的印数，《风雨编辑窗》印数达七万多册，最低印数的第一部长篇，也印了两万七千册。这四部长篇总的字数将近一百万字。着手这些长篇小说时他已年过半百，应该说是在余年，于淡泊的物质生活中，用剩余的精力完成的。这更令人敬服。
明川年六十有八，生命即被病魔终止，这未必是他的天年。终其一生，他的工作才能与创作才能有所发挥，但似未充分发挥，这不能不使他自己有所遗憾，也是别人的遗憾，任人评说去吧。但他的一生是扎扎实实地为人民为社会奉献，是廉洁奉公、心灵充实的一生，这点上他绝无愧疚。
他这条明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