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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心里。关于江青的传言，难道不是真实地表达了老百姓的爱憎吗？倘若讲了真话、实话，像江青这样歹毒的人，绝不会善罢甘休，那将殃及池鱼。当然，也不能在这种时候谄媚她，那不仅违背共产党人的良心，也违背作为一个普通中国人的良心……所以最好的办法是托词说不知道。这一切是浩然瞬间想的。粉碎“四人帮”后，浩然向人谈起这段真实的经历说：“事后想起来，还真有点后怕呢！”
也是在江青这次搞突然袭击的会上，另一位作家的回答可就很不“得体”了！实际上，他是想“拍马”，却不幸拍到“马蹄儿”上去了，惹恼了江青。这位作家当晚就患了精神分裂症……
粉碎“四人帮”后，浩然因有江青“座上文人”这段历史，而理所当然地受到组织和同志、同行们的诘问、批评。浩然自己也渐渐地提高了认识。一段时间后，他被解脱了，重新投入生活、创作。这几年写出了不少长、短篇新作。这再一次证实了作为作家的浩然，在改正了历史给予他个人难以完全避免的失误之后，重又振作起精神，恢复了他那勤奋地为人民而写作的本色。
我常想：“日久见人心”。从“文化大革命”之初到“文化大革命”后期，浩然尽管避免不了这样那样的错误，毕竟还没有泯灭他作为人民儿子的那颗心，他和人民血肉相连。他的爱人是位出身农家的普通家庭妇女，浩然一直跟她甘苦相共；他的朋友，顶顶多的是那些普通的农民，普通的乡、县干部，再就是业余作者们。这些人给予了他无穷的鼓励、帮助。从这些小侧面，亦可见出浩然的为人、人品。
想想江青“得势”那阵子吧！真是“炙手可热”！就有那样的人给江青写信“表忠心”，当然，这样的人毕竟只是极少数。浩然当时被江青“相中”，成为“座上文人”。但在“节骨眼”儿上，浩然有他一定的自持力。这证明浩然没有野心，他只想当一名为人民写作的作家。
写于1978年
（载《山东文学》杂志）
诗人李学鳌（1）
诗人李学鳌去世已经三年多。学鳌很早就有了工人诗人的诗名，无论在北京市或全国，解放后新出现的一群工人出身的诗人中，就其影响来说，学鳌的诗可以说独占鳌头。但我正式结识他是在1965年5月，我们随铁道兵一支部队同去越南参加援越抗美。在越北战地的几个月，我们朝夕相处，情同手足，结下了生死不渝的友谊。学鳌去世不久，我做了个梦，梦见学鳌在黄昏时分跳进我家阳台入于室内，同我对坐无语。后来眼见他萎缩了，变成个丁点大的小人，轻快地又从我家阳台跳出去，没入黑暗。这个梦至今记忆清晰，我想着是不是学鳌的魂入梦了，来向我做最后的告别。但是关于学鳌，除了悼念他的两幅挽联，我迄今还没写下一个字。读《传记文学》1993年第2期女作家韩蔼丽《尘埃落尽》的手稿，文中写了那个恐怖的1966年8月23日，涉及了“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北京市文联，触发我又一次想到学鳌，想起许多往事。我对自己说是时候了，我要写写学鳌。
学鳌是河北省灵寿县车谷砣村人，生于1933年1月，实际属猴年出生，略长我两三个月。灵寿县紧靠太行山脉，挨着平山，离西柏坡不远，是著名的抗日根据地。在这样的环境里，听见的看见的都是一代又一代豪俊之士为民族的生存发展，“慷慨悲歌”、取义赴难的精神和英烈故事，耳濡目染，学鳌十来岁便参加了站岗、放哨、送信，就像电影《鸡毛信》里海娃干的那些活儿。学鳌是我见到的第一个当过儿童团员的人，他这个经历，跟他的好友浩然差不多。学鳌的血管里承接了燕、赵仁人志士的热血，这就是学鳌的根底所在。这是见到学鳌之前，我不甚了解的。1956年我读到他的第一本诗集《印刷工人之歌》时，还当他仅是个普通的印刷工人呢！其实学鳌写得最好的诗是他60年代初期出版的《太行炉火》和《乡音》两本诗集，之所以有那样充沛的激情和高远的意境，与他早年成长的环境大有关系。
的确，凡是跟学鳌打过交道的人，都会感觉他是个热情似火的人。他到了部队，立即与部队的小战士们打成一片。这些小战士来自江西、安徽、福建，他爱他们就像爱自己的孩子，常替他们写家信，手把手地教他们写字、记日记。一有机会他就在营房里、阵地上为战士们朗读他即兴创作的鼓动性很强的诗，从不吝惜自己的精力。他对那些身经百战的将军们十分敬重。记得我们在江西樟树镇接受军训时，来了视察工作的铁道兵政治部主任邱子明将军，团部炖了狗肉招待他。学鳌在宴席上即兴赋诗，其中最后两句是“将军百战不服老，后生万千又参军”，满座的军人们起立为他鼓掌。这样的诗人，既没有半点诗人的架子，又热情服务，自然受到了部队上上下下的欢迎。
热情是个好东西，可是有的人流于浮泛，甚至虚俘。学鳌不是这样子。他的热情是他的内在本色，是和他的朴实，待人宽厚、谦和，却严于律己这些好的品德结合一起的。“先人后己”是他一贯的准则。部队的生活是流动的，时常改换住的地方。我和他住一起时，他必定抢靠门边的床铺，而将好的或采光好的位置让给我。其他物质上的待遇依此类推，他都“先人后己”。这些虽是小节，亦可见出学鳌的为人。学鳌的朴实，就像他在物质生活上没有过高的要求那样，饮食上他爱好的也就是面条与豆腐，这就像任何一个北方老农和南方乡下人那样。豆腐我和他有同好，认为是最大众化的美食，无论怎样做都好吃。我每次去他家吃饭，必定有个主菜，就是淑英嫂子做的豆腐。学鳌有失眠的毛病，时常眼睛有点睁不开，显出睡眠不足的样子，我们戏称他为“眠尔通”。这种长期失眠症，恐怕跟用脑过度、身体疲劳有关系，形成恶性循环。部队是个年轻人聚居的热闹环境，对学鳌的睡眠很不利，但学鳌隐忍着，硬撑着，坚持住在连队，情绪一直高昂，从不向部队要求照顾。
某些方面，学鳌又是个很执著的人。他上有老人，中有爱妻，下有三个心爱的孩子，而他满腔热情地投身援越抗美战争，豪迈地做了慷慨赴义的精神准备。他在日记里写道：“如果我要牺牲，请写信告诉北京，一个中国共产党人，在越南的土地上得到了永生！假如我要牺牲，请告诉我们的作家和诗人，快到最火热的斗争中来吧，这里有写不完的英雄……”他还曾写诗热烈赞扬碧血红花的英烈精神，记得其中两句是：“红花万朵伸天外，春天更把红花爱……”多么美的境界！这也是他自我精神的写照。这同我们见过的在战争面前偷生畏死的个别人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但学鳌有点受不了冤枉和委屈。我们在部队接受军训时，曾住在同一个连队，同处一室。我们在一些连队交了许多朋友，其中有个排长朋友是我的老乡，一个星期天中午，携其来部队探亲的妻前来看望我。有点“特殊”之处是他的妻是大城市的小学教师，那天大暑天，她穿了一身点点花的连衣裙，还打一把花“洋伞”，这在大城市里很普通，在基层连队环境里便格外惹人注意。加上她又是两个文化工作者的客人，这就更加引人注目了。交谈结束后，我和学鳌不免热情礼貌地送这对朋友夫妇出门。却不料后来引起一场风波。我和学鳌又是身为领导任命的八九人的文化工作队的队委。不久，我们在连队接待一个“花枝招展”的妇女的风声，便传至团队政治机关了。在一次生活会上，一位主任公然为此批评我“不检点”，“犯了自由主义作风”。这从何说起？我欲辩解已无言。学鳌平时在一点一滴小事上都严格要求自己，却怎么受得了这般委屈。眼睛里揉不进半点沙子，这是学鳌的特点。他一直为此恼火，我们终于向主任的上司口头申诉了。但直到7个月后要离开部队，学鳌还记着这件事。他说：“以你在战争中的表现。你曾奋不顾身扑向美机刚扔下炸弹的现场，及时记录尚未爆炸、很可能一触即发的炸弹的有关情况，这是多么不易啊！起码应该记三等功。为什么没有呢？还不是因为你接待了方（那位女老师姓方）老师。”
诗人李学鳌（2）
像学鳌这样的人，当“文化大革命”台风袭来，他将是怎样的表现呢？自然学鳌出身儿童团员、工人，是道地的苗红、根正的“红五类”，台风不易刮到他头上。但他十分珍惜革命事业的优良传统，尊敬那些为革命事业吃尽千辛万苦、有过大功的老同志和前辈作家，完全接受不了“文化大革命”发动后“怀疑一切、打倒一切”那一套“左”风。那么他能做什么呢？只得因自己好的出身，跟同样是好出身的作家浩然一起，尽可能做一点保护北京文学界的作家、文人们的好事。他们组织了机关“红卫兵”，他和浩然负责文联的“文化大革命”小组。他们曾尽力保护大作家老舍和著名女作家杨沫。学鳌曾多次告诉杨沫，“不是你的事，千万不要往自己身上乱抹”，支持她坚强地挺住。杨沫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一直没有被抄家、被揪斗。老舍，他们曾设法保护，巧妙地同外来的年轻红卫兵周旋。但是1966年8月23日，老舍先生受辱并被打得头破血流而导致自尽，却是他们力所难及的。还因这事儿渗进了复杂的因素，如韩蔼丽女士所写，一个尖嗓门的老革命作家在台底下大喊：“老舍是反共老手，至今还拿美元的稿费！”这无疑给不明真相的红卫兵娃娃们火上浇油，一下子使矛盾更趋白热化。身体孱弱的老舍如何抵挡得住那可怕的烈火烧炙。
当然像学鳌、浩然这样的红卫兵、机关“文化大革命”小组领导成员，很快就被造反派推向了靠边，不再能起保护伞、保护作家、文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