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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反映了作家在创作中顺遂、自如的状态，他的面前有一条宽广的路。作家对生活的感受、表现，他的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跟当时正在进行的伟大变革现实的运动（如打鬼子、打老蒋，农村的减租、“土改”，初期的互助合作运动）是比较协调、一致的，跟党在文艺上的主张、要求（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标志的文艺上的变革）是比较一致的。作家因之心情舒畅，生活积累和艺术准备“蓄之既久，其发必速”，他在创作上的现实主义，有了充分施展的机会。我姑且管这十来年叫做赵树理小说创作的前期。
其后的十来年，作家赵树理的生活态度没有变（他对生活始终是热情追求的），对现实的关注———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热忱没有变，艺术上的现实主义也没有变。这期间他写出了一些作品，如1958年发表的小说《锻炼锻炼》、《灵泉洞》（上部）、60年代初期的《实干家潘永福》、《套不住的手》，其后的《卖烟叶》等，但数量比前期少了，创作的势头明显比前期锐减了。老赵在创作道路上是不是如前期一样感觉顺利、舒畅，通行无阻、宽广敞亮呢？请看实例：
1958年开展了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上上下下许多人头脑发热，而赵树理这位深深了解农民，对农村生活和农民有过多年持续研究，政治责任心和艺术良心很强的作家，他发现了农村政策上的大问题———这就是“左”的政策、“左”的估计，所有制的急速“升级”、过渡，与农村实际情况的矛盾。他没有去写盲目歌颂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的小说，而是写了万言书———上书言事，信直接寄交党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的主编陈伯达。他信中直陈的真知灼见（在所有制方面他认为当时农民可能接受的至多是小队所有制，遑论公社化！）其结果如何呢？1959年反右倾，他的信被发回作协，他在党内挨了批判。
这几年，他的创作状态是怎样的呢？60年代初期，他曾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户》，并且已做了些酝酿准备。他曾和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谈过《户》的构思，中心是肯定农村的“户”在发展生产中的重要作用。现在看来他的这个看法不光不“右倾”，简直是一种超前的预见。但和当时急于要改变生产队所有制，急于“跃进”、“过渡”的“左”的指导思想自然大相径庭，只能目之为“右倾”。事实上老赵自1959年遭批判后，一直受到压力，说他的农村观点“右倾”。《户》这部作品———尽管作家的生活积累丰富，对生活的观察认识深刻———在当时却没有可能写出来。
作家在生活中观察感受的大量丰富、生动、深刻的东西不能写，只好去寻求他可能写，而又和当时政策不矛盾的题材。于是1958年写了批评“小腿痛”这样落后妇女及干部中的和事佬思想的《锻炼锻炼》，知青题材的《互作鉴定》。1960—1961年煞费苦心地写了与浮夸风相针对的《实干家潘永福》、《套不住的手》。这样，就他所非常熟悉、“拿手”的农村生活、农村题材而言，赵树理的创作天地，他的严格的现实主义所能施展的范围不能不日渐变得狭小。他自然是不愿意这样的。这对他这样一位衷心热爱党、极愿和党保持一致，极愿为人民的文学多做贡献的作家来说，怎么会没有内心的矛盾和痛苦呢？怎么会有创作前期的那样一种舒畅的心情和舒展、酣畅的艺术呢？
1962年8月，赵树理在大连农村题材小说创作座谈会上说，对于创作，“我常常一想就碰墙”（见他在8月3日会上的发言记录）。这是他当时创作心态的真实写照。
有人说现实题材不好写，他不好去写历史题材吗？是的，以老赵丰富的生活阅历，他不是写过抗日战争的题材《灵泉洞》上部吗？不是还有他的“南院门口”“够好几百”印象鲜活的人物可以写吗？（请参看赵树理的散文《新食堂里忆故人》）按照文艺上的双百方针，允许题材多样化，老赵应该可以写他的《灵泉洞》下部或者“南院门口”。但是作这样设想的人不了解或者忘记了，60年代中期存在着越来越“左”的文艺政策，不可能真正贯彻“双百方针”。1964年，大连小说创作会议受到批判，写中间人物和现实主义的深化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这是跟赵树理直接有关系的。他是会议的参加者，会上曾充分肯定了他的求实精神和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自大连会议遭批判，创作的路子越来越窄，人物，只能写英雄人物；题材，只允许“写十三年”；现实生活中的矛盾不便接触，动辄被指责为“歪曲了生活”，“丑化了人物”。一批影片遭受粗暴批判，不就是例子吗！赵树理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说他“偏爱”中间、落后人物、“偏爱”“旧人物”和“旧的题材”……这种情况下，他怎样去写他的《灵泉洞》下部或者“南院门口”呢？
赵树理后期的困惑（2）
笔者作为刊物的编辑，在1963年、1964年曾有好些时间“泡”在北京大佛寺街71号赵树理家里，促他写《灵泉洞》下部或者别的什么小说。他曾给我聊过《灵泉洞》下部的构思，“重头戏”是写金虎、银虎两种完全不同的干部，同样参加了民主革命，但一个在社会主义时期掉了队，蜕化变质，忘记了人民；一个继续保持着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你看这不是太尖锐接触了矛盾，批评了一部分干部；不只写了中间、落后人物还写了干部里边的反面人物吗？说到这里，老赵苦笑了，连连摆手：“不知道怎么写好。”
后来在编辑部上上下下轮番向他“催逼”之下，老赵终于答应写篇现实题材的作品，那就是《卖烟叶》。他先交上部。这篇小说辛辣地讽刺了“假红脸”（贾鸿年）、“是啥友”（石三友）这类投机取巧的人物。作协和《人民文学》的某些领导对老赵寄以厚望，期待他在下部着重发展贾鸿年的对立面，那个正面人物王兰的戏。谁知老赵交来的下部并没有着重写青年女子王兰，而是更加偏重写了当年作家眼中农村某些人物投机倒把的社会阴暗面。在文艺界的某些尊者看来，老赵真是“扶不起来的君子”，《卖烟叶》下半部差点儿登不出来。而在1966年春作协召开的专业创作会议上，又一次紧锣密鼓地批判邵荃麟的“中间人物”、“现实主义深化”论，而坚持文艺创作的正确方向、坚持革命现实主义道路的赵树理、周立波这两位有影响的作家，竟又一次成了“陪绑”的对象。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肯定赵树理正确的创作方向、道路的同时，把他的创作道路描绘得似乎一帆风顺、无限“宽广”，毫无苦恼、困惑，这不等于是无视1957年后那越来越偏“左”的指导思想对贯彻“双百方针”的干扰，对作家创作的阻抑吗？
韦君宜过生日（1）
一、生日1997年10月中旬，我从武汉老家赶回来，迎接东瀛来的老友、日籍华人作家、企业家张宗植先生。张先生30年代在清华大学就读，是韦君宜的同学。以前，他每次来京，都要去看他在清华时期的学妹韦君宜。这次他来，知道君宜在协和医院的病榻上，因时间紧来不及去看她，嘱我代他去探视。并将原寄存于我处刚刚交给他的一笔稿酬托我给君宜，聊供补充营养。
1997年10月26日上午，我去医院看望一年多未见面的韦君宜。她的女儿杨团也在身边。韦君宜刚从昏睡中醒来，她还是一年前那样子，虽说眼睛半睁半闭，神智却清醒。当杨团扶起她半躺着，说我来看她时，她一只眼睛发亮地看我，点头。我赶紧拉住她的手。我将张宗植夫妇和我新合照照片拿在她眼前指点给她看，而后送给她。她面露微笑。杨团说，我妈妈今天非常高兴。往常这时候，她是要睡觉的。我说，你还是让她躺下休息。 杨团说，涂叔叔，你不知道吧，今天是我妈八十大寿整生日，恰巧叫你赶上了。我说我真幸运，今天正好代表张宗植先生和他夫人春江女士，还有我，三个人祝贺她生日。这时杨团已帮她妈平静躺下。她说，你等着，我拿样东西你看。我一看，是个朴素的本册，上边都是君宜几十年老战友，好朋友，前几天来祝贺她生日，题写的寿联或诗词。我一篇一篇读着，觉得非常精彩、感人。我将它们抄录在本子上。
近日，尊敬的《百年潮》杂志编辑同志向我约稿，我想应将这些佳作请一些出来，与读者共赏。此举希望得到有关作家朋友谅解。
老同学、老战友黄秋耘题写的是：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君宜虽说没有“老当益壮”，但她确实是“宁移白首之心”。这个北京富裕家庭（父亲是留日归来的知识分子，铁路局长）出身的女子，自从1934年进入清华大学读书，18岁参加了壮丽的“一二·九”运动，就将自己整个的青春、生命，献给了共产党领导的民族争自由、独立，人民争民主、解放的伟大事业。这种理想主义的追求，真是“其九死而未悔” 。使她意志格外坚强，生命永富青春光彩，即便到老年仍然如此。这就是秋耘说的“宁移白首之心”吧，她的心是不老的。这对生命是非常强大的驱动力。1986年4月21日，她突发脑溢血，昏迷过去，瞳孔散大。经过医生抢救，她仍然奇迹般地活了下来，这真是死里逃生。活过来做什么呢？她不是为了有一口气而活着，而是要恢复自己的脑子，她要继续写作，写自己人生阅历这一部大书，写那些追求理想的，死去的，活着的战友，写执政党在奋斗历程中应记取的经验、教训。她能下得来床，就练习走路，自我锻炼手脚。起初是别人扶着，后来自己借助器械。仅仅半年后，她就用自己勉强能够活动的手，艰难地写出了第一篇文章。从此一篇又一篇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