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纱獾鹿泳瘛⑷馓迳喜泻η嗄甑淖镄小！兑刮怼�1945年由群益出版社出书后，曾在国统区相当流行，它描写的是旧时代北京京剧伶人的生活命运，故事迷离曲折，哀婉，写了人性的复杂；语言表达，贴切生动，看出作者非常熟悉这方面的生活。此外在新中国成立前，1947年，上海怀正文化社出过他的中篇小说《水浒外传》。1949年3月，上海春秋出版社还出过他的另一部长篇《地狱门》。
建国后刘盛亚也就三十来岁。但这样阅历、岁数的人，作为文学期刊的编辑，我们称他为老作家。刘盛亚是自己家乡重庆市作协分会理事、西南师范学院教授，还兼任民盟四川省委文教委员会委员，自然是我所在那家国家级文学期刊《人民文学》的组稿对象。
刘盛亚最风光时候是1956年文艺界贯彻“双百方针”那些日子。中国作协书记处第一书记刘白羽同志曾专程去成都、重庆拜访那儿的老作家，像成都的李劼人，还有就是重庆的刘盛亚，是颇引起白羽注意的。记得归来后，白羽同志给机关工作人员讲话专门讲到西南的这两位老作家。他讲刘盛亚这位老作家创作热情很高，他只比我（指白羽自己）大一岁，今年41岁，还算年轻。他经常下去了解新的生活，访问生产战线的劳动模范，同时他还有许多过去的时代生活的感受。这样的作家创作潜力是很大的，编辑部应将这些作家作为重点组稿对象联系。我在的编辑部当然响应白羽同志号召，我们向刘盛亚写信组稿不止一回，他也回了信。我印象他那时好像在写四川一位木工劳模的传记故事。他回信说一时还顾不上给我们写短篇。在1956年，我们未能组到刘老作家的稿子。
未曾料到的是，第二年反右，刘盛亚被划右派。他的名字从我们联系名单中被除掉。此后再没他的任何消息。1963年我去成都、重庆组稿，不免打听刘盛亚的下落。蒙当地作协一位做联络工作的朋友告知我，刘盛亚早已不在人世了，1960年他死于峨边的劳改地。我吃了一惊，却无话可说。他死时不过45岁，正处壮年呀。数年后我去过峨边，属凉山区，山高，路险，水险，比较荒凉，寒冷。居住那里的彝族同胞生活相当艰苦。
上世纪80年代已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文艺界许多冤案已经平反。可是早早过世的作家、艺术家们是否安魂于地下呢？即使不搞什么平反仪式，亲朋好友们也期望人们能记起他们。
1980年上半年，我很熟悉的，常给我们赐寄短篇小说的黑龙江省专业作家、四川籍老作家巴波同志，忽然寄给我一篇刘盛亚的短篇遗作。他信中话不多，我完全能领会，这是对这位作家同行、对读者仍存有印象的刘盛亚的一个纪念。我自然高兴，立刻将刘盛亚这篇不长的遗作看完。老作家的笔墨，是从一个小角度来写当年成立农业合作社的新气象的，一读便知是50年代中期鼓吹“合作化高潮”那阵子，作家对现实形势的好意认同。说不上是什么名篇佳构，但小说至少反映了作家当年的某种心态。联想到作家其后的遭遇，被剥夺了发表作品的权利。多年之后有这么一篇遗作面世，供世人了解；亲属、朋辈也得到一点慰藉，我觉得这应是可行的。我和同事商量后决定将刘盛亚遗作送呈代理主编张光年同志审读，请他定夺。
1980年6月23日，我收到光年同志写给我的信。信件原文如下：
光群同志：刘盛亚同志这篇遗作，我看不适合在《人民文学》上发表。这要从大多数读者（订户）的需要来考虑。作者的立意是很好的，但是一篇描写农业高级社成立时社员美好感情的作品，经过二十多年来我国农村巨大变革之后，倘非上乘之作，要使今天的读者感到兴趣，那是相当困难的。我们的良好意图是要纪念这位作家，如果效与愿违，那就反而对不住这位作家了。你看，是否请巴波同志采取别的方式，譬如说，写一篇怀念亡友的散文？至于这篇小说，在四川刊物上发或编入文集，效果可能好些。
昙花一现的老作家刘盛亚（2）
光年的看法可能有他的道理，我们服从了。于是将刘盛亚遗作退交老作家巴波。后来刊物也未发表纪念刘盛亚的文稿。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错过了一次使刘盛亚遗作与读者见面的机会。此事又过了这么多年，心里总是有点难以释怀。写此短文公之于众，供读者们辨析吧。
2004年12月28日完稿
雷加（1）
—一个追赶时代脚步的作家
北京某报一位副刊编辑约我写点有关当代作家的短文。我的记忆库里立刻涌现几位我较熟悉、但从未写过的作家、艺术家、编辑出版家的身影。首先我要写的是今年88岁，差不多经历了一个世纪风雨，见过许多世面，现仍健在的北京市老作家雷加同志。
雷加是辽宁边境城市安东（建国后改为丹东市）人，青年时代的生活就很不寻常。毕业于东北大学边政系。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军占领了东北全境，不甘心当亡国奴的雷加流亡关内。1932年12月8日，日军攻打上海闸北的炮声响起来了，17岁的热血青年雷加立即赶赴上海参战。1935年为了考察这个敌国的国情、民情，这位爱国志士东渡日本留学。1937年“七七事变”，日军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回国后的雷加先去华北敌后八路军部队访问半年；后又艰苦跋涉，于1939年抵达抗日堡垒延安，在延安文化协会就任秘书长，自此开始了他用行动，也用笔记录、见证这个伟大时代的，非常充实、熠熠生辉的生命里程，一直绵延到上世纪90年代、本世纪初的耄老之年，从未停歇。
我认识作家雷加，大约有半世纪之久。上世纪50年代初期，我在全国文协（中国作协前身）的《人民文学》杂志工作，那时刊物正在选载雷加长篇新作《春天来到了鸭绿江》（《潜力》三部曲第一部）。一位作协老同志告诉我，作品中的厂长杨行健就是雷加本人，他是东北最大的造纸厂安东造纸厂的厂长。八·一五（指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日）之后，他是从陕北出发最早进入东北的干部队伍中的一员，亲身参加了接管工厂、后又撤退，又光复、恢复生产，重建工厂的全过程，所以只有他方能最早写出囊括活跃在工厂的各色人物，从领导干部到技术人员、工人和他们的家属等这样大视野、多部头的小说。一天雷加来作协开会，并看望他的老朋友们，我这才见识了雷加，一个身材魁伟，相貌堂堂的中年人。雷加那时并未在作协当专业作家，而是深入实际，做工作，已调北京轻工业部，任造纸处处长，家住右安门那边。他完全是“少壮派”作风，不坐小车，来往京城各处常是自如地骑上自行车。因为雷加是管造纸的，所以当印书、印杂志纸张短缺时，作协有关部门未免求助于雷加这个“内线”。
雷加是这样的作家，他爱生活、爱人民，随时不忘一个作家必须深入生活，或做工作，或专心致志为人民写作。建国以来，他与作协频繁的政治运动保持了适度距离，有些会，作协请他参加，他不能不来，如1955年的反胡风、反丁、陈“反党集团”，但他毕竟不是作协的人，一有机会他就“马不停蹄”地深入实际生活中去了（后来我发现东北的马加，天津的孙犁，西北的柳青，还有散文家杨朔，都是重视生活和创作，而对某些莫测的、突然而至的政治运动保持某种距离的作家）。1956年我去三门峡工地组稿，在那儿遇见了雷加，他已挂职在三门峡工程指挥部，任办公室副主任，正在紧张地采访劳模等各方面人物，他同我谈起治理黄河的历史和现状，非常熟悉，如数家珍。后来又还去洛阳建设工地采访。60年代，我又听说他深入大西南边陲，去玉龙雪山、高黎贡山等人迹少至的地方，采访科学考察队和少数民族，写出了从《从冰斗到大川》等新作。
60年代末期，“文化大革命”灾难发生，雷加等一批北京老作家都被粗暴地剥夺了写作权利，遭受无端批判并下放农村劳动。但是一旦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打倒，雷加这样的老作家立刻焕发了精神，多方筹划，深入到祖国四方去了解变动中的生活和重新亲近各方面群众，以便为读者奉献新作。“文化大革命”前，雷加是北京的专业作家，市作协副主席。请看他复出后于1979年5月13日，写给北京市文联党组的一封信：“1979年深入生活计划：一、（5—6月）1、葛洲坝水利工程，约10天。2、长江三峡选坝址已开会，进行采访并实地观察约7天。3、荆江大堤，约3天。4、江苏江都排灌工程（南水北调东线起点）约10天。二、芦台国营农场（7月份去二周）。三、塘沽盐场（8月去一周）。四、房山石楼大队（按：雷加“文化大革命”期间下放的地方，9月去一周，去看望他的乡亲们）。请批示。”从这信可以看出老作家雷加想下去了解生活变革的心情多么迫切，日程安排多紧，他计划中的活动空间是多么广大。实际上，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后期，雷加虽已过花甲之年，趁自己身体、精神尚好，他重又走遍祖国东西南北各地，当然也是硕果累累，新作散文、特写等短小作品甚多。我还记得，粉碎“四人帮”后，雷加是最早赐给《人民文学》作品的老作家之一。1977年下半年他送给我们散文《开端》，这是一篇详细记述1952年毛主席视察黄河的纪实之作，我们将它发在刊物第10期。1980年，他又供给我们一篇散文《火烧林》，这是写科学家考察山林火灾，保护生态环境的一篇言简意赅，超前的力作、佳作。据作者讲，有的读者直接写信给他，对文章提出的问题感同身受，赞扬此作。作为编辑，我心里明白，雷加这两篇作品的素材，完全源自他“文化大革命”前50—60年代频繁下生活的丰富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