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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一起挑选的，要的是最贵的紫檀木。
父亲去世六年了，骨灰盒上父亲的照片，还和他生前一样，没有一点儿变化，他微仰着头，头发很短很硬，紧闭着嘴唇，瘦削的脸庞上没有一丝笑容，目光冷峻而严肃，像刀子一样。父亲生前我们兄弟四个都怕他，几乎不敢抬头和他说话，这么多年过去了，他的模样我都有些模糊，或者说，在父亲活着的时候，我就从未留意过父亲的相貌。
三哥说，我们去大别山。你忘了，咱爹死前是有话的，要咱们把他的骨灰埋在老家。
父亲去世前的确是这样交代的。他离世后，我们兄弟四个为此曾开过一次会，但是大家都不说话。迁葬需要花费一笔不小的开销。最后三哥说，还是我来吧。其实大家也是这么想的，就他有钱，他不出头谁出头？但三哥应下这事后，就再也没有了下文，他天天忙着挣钱，天天忙着盖楼，大概早把父亲的遗嘱给忘了个一干二净。
我不知道三哥为什么在六年后会突然想起这件事，我不好问他，毕竟他是哥哥，大我十岁。但我猜想耽搁了这么长的时间他才想起来办这件事，其主要原因，就是他恨父亲。一定是这样的。
我们小的时候，父亲经常打我们，我们都忍着不敢吭声。但是，三哥不，他像狗一样叫，一次次地往爹身上冲，所以父亲对三哥下手最狠，碗口粗的笤帚能打成天女散花。父亲一天不打三哥，似乎吃饭都吃不香。三哥和父亲一直是针尖对麦芒，两个人就像仇人似的，母亲活着的时候常说他们是前世的冤家。有一次母亲带着我们去逛庙会，三哥偷着找人算命，那算命的说三哥和父亲属相相克，五行不和，如不分开生活，必有一人被另一人克死。当时三哥听后，脸色惨白。也就是从那以后，三哥凡是做重大决定以前，都要算上一卦。深信父子相克之说的三哥，中学还没毕业，就离开了家，四处闯荡，后来他就做起了生意，拼命赚钱。从那以后，他和父亲的关系更紧张了。一个是老革命，一个是拜金主义者，二人水火不容，平时难得一见，但一见面俩人就吵。父亲七十岁时，寿席上三哥送父亲的寿礼是一个存折，有一万元钱。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一万元是一个天文数字，那是三哥十多年风里雨里挣下的所有的钱。其实三哥送父亲折子的用意，只是想告诉父亲，您看，我没走歪路，我成功了。我把我挣的钱都给您，我是孝顺的儿子，我心里是有您这个父亲的。也不知道当时父亲是怎么想的，他暴怒了，一下子站起来，当着众人面，把折子撕得粉碎，然后扔到三哥脸上，一字一顿地吼叫，你这是在抽我嘴巴，我就是饿死，也不会沾你一分钱！钱算个屎，老子不稀罕。你给我滚，我没你这个视财如命的儿子，只要我还有口气，就不许你再进我的门！
三哥当时就傻了，铁青着脸，一声不吭地跑了出去。从那以后，直到父亲去世前，三哥再没和父亲见过一次面。
三哥开着他的奔驰车在高速公路上疾驰，向着父亲的故乡——大别山区一个叫枝岈关的小山乡驶去。一路上，他专注地开着车，很少跟我说话。三哥把车开得非常平稳。我知道他经常独自开车出去办事，一个人开车出去，那肯定是办重要的事情。多一双眼睛，就多一张嘴，多一张嘴，就多一份麻烦。我三哥总是有办不完的重要的事情。
我坐在他旁边，无所事事，打开音响，没想到三哥买的光碟竟然是那些红军时期流传在大别山区的老歌儿。
我说三哥你现在也听红军歌曲？
三哥说，是呀，听。说心里话，这些歌儿很好听的。
我问他，怎么好听？
三哥想说什么，但是没说出来，也可能不知道该说什么吧。
三哥可是真细致，他就是这样，在做任何一件事之前，他肯定要对这件事有一番深入地研究。回趟老家，他也要提前预热一下，熟悉一下，找到一种感觉。
在开往憧憬已久的大别山区的路上，听着这些过去耳熟能详的红军老歌，我心里有种与此行此景特别吻合的感觉。我不知道三哥此时此刻，是不是也和我有同样的感触。
我想起父亲，想起我们的小时候，想象着父亲的故乡，想象着父亲年轻时在故乡的情景。我没话找话地问他为什么不带司机，三哥只是哼了一声，没说话。以前三哥的话不是这样少，可自从办起公司，有了别墅有了车，话就越来越少了，而且随着资产的扩大，话还越说越简单，有时很复杂的一件事，他就说几个字，让人很不好琢磨。跟他在一起，特别累，脑子累，心也累。
我琢磨着三哥，他现在那么忙，为什么要抽时间亲自为父亲骨灰的迁葬而忙碌呢？这件事他完全可以出钱让我和大哥二哥去办的，这才是他的风格。过去家里无论什么事，只要是需要他出面的，他都喜欢用钱来替代他，不管小事还是大事。有一次母亲生病住院，我们商定要哥儿四个轮流值班看护，他不去，他说他忙，实在抽不出空。他特别强调，他最近正在做一个项目，如果他不在，公司的损失就会很惨重。我们兄弟三个很不以为然，大哥二哥对我说，他吓唬谁呀，好像没他地球都不转了？扯淡！但三哥不理会他们，他只是出钱，一下子出了很多的钱，让我们兄弟三个也不好再说什么，尤其是大哥和二哥，更是无话可说。
可是这一次——我觉得肯定有问题。
装着父亲骨灰的大皮包就放在我的旁边，一动不动。父亲现在非常安静，就像是睡着了一样。我想他要是醒着的话，肯定会大吼一声跳下车去，他是绝对不会安静地坐在这里的。当年三哥买的第一辆车是桑塔纳，父亲看不惯，拒绝坐他的车。父亲离休前，有一辆专车“上海”，但他很少坐，其实家与单位离得不是很近。一般情况下，没有急事，父亲就走着去上班。父亲说过，他就是看不惯那种显摆的人。我把一只手搭在皮包上，好像要让父亲睡得踏实，又好像倚在了父亲的身上，嗅到了父亲身上那浓烈的烟草味儿，那一会儿眼前全是父亲的身影，父亲好像就真的坐在我身旁。
父亲是一九一三年生人，死时八十七岁。对于父亲的历史，我们兄弟几人略知一些。父亲是个老革命，年轻的时候，在他的家乡大别山区参加过赤卫军，后来又成为了解放军。曾在当地剿过匪，解放后进城，最辉煌的时候曾任解放军某部后勤部部长。父亲和我母亲的关系很冷淡，我们长大后才一点点儿知晓，原来他们的结合是上级领导安撑的。父亲出身农民，没上过学，母亲是在省城的一个茶商家庭长大的，读过初中；父亲性格暴烈鲁莽，母亲性情温顺安静。还有一点，父亲不爱说话，不仅不和我们说；在我们的印象里，好像从来也没有见过他和母亲安静地坐在那里说会儿话。无论从哪个方面看，他们俩一点都不般配，而且彼此仿佛相隔着很远。
我们还隐约地知道，在他们婚后不久，有文工团来慰问演出，父亲着迷地看上了一个唱歌的年轻漂亮的女文工团员，非要和我母亲离婚。我母亲为了脸面，没有答应，还通过组织找那个女的谈话，没想到那个女文工团员根本就不愿意，完全是我父亲一厢情愿。脾气暴烈的父亲觉得像打败仗一样丢了人，找到那女的，拔出手枪威逼那女的表态，逼着人家要嫁给他。在女文工团员的尖叫声中，父亲的枪被众人当场夺下。事后，闹得沸沸扬扬，父亲被处分、降职，和我母亲的关系也更加淡漠。大约过了一年多，父亲突然对一个新人伍的女电话兵又有了好感，又嚷着要与我母亲离婚，这次我母亲特别爽快地就同意了。没想到，人家那个女电话兵早有了心上人，不甘心的父亲就把那个女电话兵找来谈话，大吼一通，把那个女电话兵吓得大病了一场。当时影响特别不好，上级首长发了脾气，要不是看在我父亲战功卓著，身上还有四块弹片没有取出来，大概早就把他送上了军事法庭。后来，父亲因此再次受到处分与降级。这两次事件，对父亲影响很大，导致后来父亲情绪变化无常，经常无缘由地发火，而且脾气越来越坏，使得他与上下级的关系都处得一团糟，天天嚷着要去朝鲜前线打仗。父亲没有多少文化，不打仗了他就不适应，本来在后勤领导岗位上就有些吃力，再加上屡次犯生活上的错误，被一再降级，后来干脆就被转业到了地方。离休前，他只是一家中型企业的党委书记，后来这家企业倒闭了，父亲每月只能靠一千多块钱的退休金生活，连医药费都无处报销。晚年的父亲，沉闷、痴呆、乖戾，经常几天不说一句话，一说话就是吵，除了我母亲之外，家里其他人从不主动和他说话。
我们兄弟四人，私下里都看不起父亲，认为他是一个事业和家庭都不成功的人，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遇上事只知道吼，要么就举巴掌打人，没有一点儿涵养，尤其他犯的是生活上的错误，这就让我们更看不起他。我想母亲大概跟我们想的一样，只不过她没有说出来而已。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对外人都很少提及父亲，他那“光彩”的革命经历，让我们蒙羞，而且他自己也从不说他早年的革命经历。是呀，他还说什么呢？当初他的警卫员，后来都当上了军长，他还有什么脸面讲他自己？
父亲这辈子毁就毁在女人身上！
我们一直是这样认为的，也一直以为母亲也是这样想的，但母亲去世前与我们的一次谈话，却让我们重新审视母亲与父亲的关系，同时也对父亲的经历有了更大的疑问。
母亲早父亲两年去世。她在医院住了半年，有一天，她把我们兄弟四人都叫到她的病床前，沉吟了好长时间。她突然说，她有一件事永远放不下，就是我们和父亲的关系。接着，她在没有任何前提之下，逼着我们每个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