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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借助《周易》，通过它可以发现许多预想不到的人与事，达到求神不如自求的功效，于是，也就俨然自以为成了一个具有高度智慧的神灵，可以达到神灵的境界做一些人力所不及的事情，慢慢地，就形成了一种盲目的乐观情绪。
人们运用《周易》的实用目的，就是趋吉避凶，表现在生死观上总是执著于生。《周易》大传有所谓“天地之大德曰生”，孔子在《论语》中也曾言道：“未知生，焉知死？”于是，也就流连于生的快乐，忌讳死的悲哀。执著于生，既有生生不息的坚韧，也有对生殖的崇拜所形成的“多子多福”观念。多生、多子、多福在国人特别是在农民心中仍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
《周易》的每一卦、每一爻都有其严格的定位，构成它的基本“元素”只有两个不同的符号，即阴爻－－，阳爻－。 可它们在不同的卦爻之中，所产生的意义、所发挥的作用却截然不同。在《周易》文本中，占筮的吉凶结果如何，往往与爻的位置密切相关。比如乾卦的九五爻，经过《周易》大传一番伦理解说，就成了历代帝王的“专利”——封建帝王有着直薄青天的 “九五至尊”。因此，《周易》大传《系辞》篇一开头就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后来就有了孔子的君臣、父子、夫妇、 男女及尊卑有序、贵贱有位。于是，中国人做什么事都讲究定位与归位，每人都有他的等级、圈子，不可僭越躐等。
《周易》中多次讲到“中”，强调“中”，对“中”抱有一种崇拜兼审美的态度，于是，“中”也就深化演化成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伦理范畴，乃至我们的国家也被称为了“中国”。即为中国，也就以为真的居于天下的中央与中心了。对此，宋代石介在其所著《中国论》一书中写道：“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天地为之乎内外，所以限也。”这种居中的观念，对中华古建筑布局等方面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而中华民族的图腾之物——龙，这一从未有过的虚构生灵，其信息在《周易》中也有记述，如“潜龙”、“见龙在天”、“飞龙在天”、“云从龙”等等。《周易》中所说的龙，是古人对自身生殖崇拜而创造的一种巫术兆象，是由云、雨、雷、电等自然天象的一种揉合与融汇。在此基础上，才慢慢发展成了今天我们所知道的龙的具象——“角似鹿，头似驼，眼似龟，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
……
毋庸再举了，《周易》的影响实在是太深刻了，它是中华民族的之源，它改变了古代的发展轨迹，它影响了我们今天的基质……这一切的一切，都是远古的巫术智慧之果在起着某种决定性的作用。而后人三千多年来几乎每一年都有一次对《周易》的诠释与解说行为，无疑是对这一势能的凝聚、助长、增加与强化。
如果我们能够冷静一些、客观一些，将《周易》放在整个世界的大千景观中加以考察，就会发现《周易》不过是中华古人认识、切入世界的一种独特方式而已，它只是某种生存环境、生产方式、生活状态下的产物。这一独特的认知方式只能适合于某一时代某一空间，并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永恒。在多元的冲突、对话与融合中发展并存，才是《周易》应有的最佳坐标。
中华民族是一个早熟的民族，华夏文明也是一种早熟的文明，而《周易》，更是一颗早熟的智慧之果。正因为早熟，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几分青涩与遗憾。早熟也是一种“透支”，其代价必须由后人来偿付。我们是该为民族的早熟感到庆幸呢，还是感到悲哀？如果换一个角度，是否可以说《周易》是煮了一锅“夹生饭”呢？对此，我时常陷入深深的困惑之中。
不管怎么说，我们脚下这块广袤的土地、 我们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早在三千多年以前就由一双看不见的“上帝之手”给决定了，这是我们站在今天反思、开拓未来的一个不容忽视且无可更改的事实！
玩弄“上帝骰子”的千古奇商 一
吕不韦是以一个成功的商人身份登上舞台的。
《史记？吕不韦列传》说他是“阳翟大贾”，《战国策》则称他为濮阳人。阳翟属郑国，濮阳属卫国，都是当时著名的商业繁荣城市。很有可能，吕不韦生于濮阳商人世家，而行商于阳翟，“往来贩贱卖贵，”，只要哪里的生意好做，能够赚大钱，他的身影就出现在哪里，行迹遍及赵、韩、魏、秦、楚等多个王国，也算得上是一个典型的“国际商人”了。很快地，吕不韦就以其卓越的才识与出色的经商本事成为“家累千金”的巨富而闻名遐迩。
然而，那时商人的地位却极其低下。其衣服式样，有着特殊的卑贱标志；商人再富有，也不能乘坐高车驷马；人们每每提及商人，都将他们视为不懂礼仪、毫无廉耻、奸猾狡诈的小人，并与罪犯、家奴等同。
写到这里，我的笔触将稍稍展开，探讨一下中国轻商传统的渊源。商业作为流通手段，是生产与消费之间不可或缺的桥梁与纽带，促进了的经济发展，使得人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理应受到敬重与鼓励，却为何总是饱受岐视、屡遭限制呢？我以为原因不外以下几点：
一、以自给自足、自然封闭的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不太需要商业这一中间环节，即使少量的商业活动，也为封建官僚所控制，民间不可能发生大规模的商业经济活动；
二、商业及商人只生产价值，不生产使用价值。一担谷子，经过商人转换到消费者手中，谷子只会少量损耗，绝不会多出一粒，这使得在自然经济条件下生活的古代人们产生一种误解，认为商业多余，只有最基本的生产部门——农业才是天下之本；
三、由于地区经济发展的极不平衡，特别是战乱频仍时期，商业的利润极高，贱买贵卖，有时一转手就可获利几倍甚至数十倍之多。这对长年累月辛勤劳作仍然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农民来说，不仅得不到心理平衡，也是一种挡不住的诱惑。“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于是，他们纷纷弃农经商。长此以往，戮力本业的人们会越来越少，的根基不是面临着崩溃的危险吗？
四、商业的日益发展必然带动方方面面的公平竞争与人身自由，使得人本意识逐渐觉醒，导致民众反对血缘宗法制度、反对人身与思想的束缚、反对传统人治的长官意志、反对壁垒森严的封建等级……一句话，商业的自由与繁荣必将导致旧有礼法的分崩离析，动摇封建统治的基础；
五、勤劳朴实的农民最为痛恨的就是那些不劳而获的寄生虫，在他们眼里，商人不事生产游手好闲，却累资巨万锦衣玉食，不正是这样的一类角色吗？于是，自然而然地将他们视为违背伦理道德的奸诈小人；
六、周灭殷商，商朝遗民大都受到迁徙，他们不仅退出了政治舞台，也失去了立身之基——土地，迫不得已，只得转而经商。久而久之，“商人”也就成了生意人的同义语。在周朝，殷商是被征服、被统治的氏族，以当时的道德观而言，商人是理所当然应该受到岐视的一个群体。这一观念一直贯穿于周朝八百多年的漫漫时光之中，时间一长，“商人”也就成了低贱的同义与象征……
吕不韦年轻聪颖、谋略过人，在经商中更是练就了一身处变不惊、纵横捭阖、游刃有余的过硬本领，加之具有雄厚的财力做后盾，他自然不甘心一辈子仅做一名地位低贱的商人。是的，为什么千金之富不如一爵之贵？难道商人就不是人吗？难道他们命该默默无闻受人岐视吗？难道就不能通过经世治国、折冲尊俎、驰骋疆场等途径改变命运，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吗？我们不难想见，这些念头肯定长久地积蓄在年轻巨富吕不韦的心中，不时地啃噬、咬啮着他的心灵，催他奋进。在一个不把人当人的里，我们可以将其视为个体自主意识的觉醒，吕不韦想做的，就是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一个具有人格尊严、自由平等的大写的人！
于是，精力充沛的吕不韦在往来奔波的经商途中，在不断寻找商机的同时，也在顽强而敏锐地寻找着改变自己人生命运的良机。他肯定设想过许多方案，也捕捉过一些机会，但一直都没有付诸施行；也许实施了并未成功，也就没能进入史家的视野记录在案。
一个偶然的机会，吕不韦在赵国都城邯郸街头遇见了一位穷困潦倒的落魄王孙，此人名叫异人，乃秦国人质。顿时，吕不韦灵光一闪，一个绝妙的主意立即涌上心头：要是与异人达成一项协议，由我助他归国，扶他登上秦国国王的宝座，而他则以相国之位作为回报，到那时，我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苦苦追求的一切不是全都达到了吗？
就这看似不经意的一遇一闪， 竟然改变了秦国乃至中国的发展走向！
没有超常的智慧与超常的财富，就不会冒出这一绝妙的奇谋。然而，如果没有七国之争的风云激荡，而是铁板一块的专制集权大一统国家，就不会有这一奇谋的萌芽可能，是战国时代为其提供了成功的土壤。当然，这也是一种超常的冒险，要想达到目的，得有一套环环相扣、切实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