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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地盘，征服群雄，统一中国，不仅依靠实力，更需要勇气、雄心、智慧与谋略。李世民借鉴秦、汉夺取天下的战争经验，确立了“关中本位”的战略方针，首先与占据陇右的劲敌薛举、薛仁杲展开了一场生死大搏斗。
李世民在这场战争中的最大收获，就是兼并了薛举、薛仁杲的陇右精锐骑兵。骑兵速度快，灵活性强，杀伤力大，是冷兵器时代最为强大的先进兵种，在战争中往往起着举足轻重的决定性作用。李世民深知骑兵之重要，也善用骑兵，在太原镇压农民起义军甄翟儿时就初露锋芒。收编陇右精锐，是李世民军事力量的一次重大转折。此后，他将骑兵作为主力刻意培养、训练，使之成为一支“咸愿效死”、与关东群雄争夺天下的主要力量。正因为有了一支强大的骑兵，李世民常能一而再、再而三地率领骑兵自敌阵背后出其不意地予以反击，在天下群雄中占据明显的优势脱颖而出。
平定陇右，唐王朝有了一块安定的后方与大本营——关中平原；接着又北上太原，进军河东，消灭了乘机“南向以争天下”的刘武周、宋金刚，彻底扫除内庭之患；然后，李世民效嬴政、刘邦之举，挟秦汉之威，俯视东下，挺进中原。
李世民在统一天下的战争中成功地指挥了四次重大战役，用了七年时间，出生入死，逐一翦灭了王世充、窦建德、刘黑闼、徐圆朗等天下群雄，功勋卓著。唐高祖李渊“以秦王有克定天下功”而“特降殊礼”，为他专门建造了一座“宏义宫”以示褒奖。
李世民以一名叱咤风云的唐朝开国军事统帅初登舞台，他那杰出的军事才华在统一战争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与体现，几乎无往而不胜。据《资治通鉴》所载，他在总结战略战术经验时曾不无自矜地说道：
吾自少经略四方，颇知用兵之要，每观敌阵，则知其强弱，常以吾弱当其强，强当其弱。彼乘吾弱，逐奔不过数十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阵后反击之，无不溃败，所以取胜，多在此也。
然而，军事并非李世民的最终目的之所在。李世民的真正成功与历代传颂，更在于他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他靠战争起家，积累了雄厚的政治资本；战争，不过是他磨炼、锻铸自己的一种方式与过程而已；只有通过战争，他才有可能登上权力的峰巅。
走向封建人治的盛世之巅 二
如果说李世民自李渊登基之始，就开始处心积虑地争权夺利妄想爬上皇帝宝座，那可真有点冤枉了他。是不断发展的形势、环境与现实迫使他不得不铤而走险、奋起反击，导演了一出唐朝上最富戏剧性的“玄武门之变”。
如果没有李渊在群雄割据、天下纷争、局势不甚明朗的情况下匆匆称帝，也许就不会出现李世民在统一战争中“一枝独秀”的局面。李渊登基为皇，长子李建成立为太子，特殊身份使得他们不由自主地受到某种束缚与制约，个人才能难以充分施展。这才有了李世民在荡平群雄中出现在中华大地上那勇往直前、无坚不摧、英姿勃勃的动人身影。他在长达七年之久的统一战争中，获得了无人匹及的军事业绩与政治声望，拥有一支能征善战、效忠个人的强大私人武装及久经考验的“干部队伍”，形成了足与李建成为首的太子东宫集团抗衡的秦王府集团。
然而，太子李建成也非等闲之辈，并不是像某些史料记载的那样“荒色嗜酒，畋猎无度”，而是有着相当出色的治军与治国才能。太原起兵时，他虽然远在河东没有参与密谋组织，但很快就在李渊的“密召”下以左领军大都督的身份参加了建唐斗争，并在合围长安的战斗中立下头功。立为太子后，不便轻出，也就远离冲锋陷阵的战争前线而入住东宫，学习当一名皇帝必备的各种礼仪及驭臣治国之术。论个人功绩，他自然居于李世民之下；若论才华，两人孰高孰低，实难分伯仲。
也许，李世民在统一战争中确实没有篡夺太子之位的野心，或者说强大的敌人与严酷的现实使他无暇顾及，但他在战争中的日益壮大及采取的一系列行为却在事实上侵害了太子李建成的利益，并对他构成了一种极大的潜在威胁。李世民打败王世充、窦建德之后，“加号天策上将，陕东道大行台，位在王公之上”，地位仅次于太子；他设置了庞大的官僚机构，网罗私人亲信；又以设“文学馆”收罗文学士为名，网罗政治人才……就连父亲李渊也对此颇为不满地说道：“此儿典兵既久，在外专制，为读书汉所教，非复我昔日子也。”也就难怪身受威胁的太子李建成戒备警惕、枕戈以待了。在这场唐王朝内部的争权夺利之中，优势明显倾向于太子李建成一方。
唐高祖李渊对李世民的才能与功绩自然爱护有加，但对他那日渐强盛的政治势力却不无担忧，李渊可不想看见自己的亲生儿子相互内讧拼杀。因此，他对李世民怀着一股深重的戒心，在一些事关重大的政治问题上总是站在太子李建成一方。至于小弟齐王李元吉，他与李世民并无隔阂，且势力弱小，难以形成独立于李渊、李世民、李建成之外的第四股政治势力。但从个人利益与前途出发，李元吉以“一边倒”的态度坚定不移地站在了名正言顺的太子李建成一方，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态势，明确劝说李建成及早除掉李世民，并自告奋勇地表示“当为兄刃之”。
一场兄弟相煎、同室操戈的斗争迫在眉睫、势不可免。
李世民力量虽然强大，但面对父亲、兄长、弟弟的多方联合，不免势单力薄。况且，他的内心深处，也一直陷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困扰与冲突之中。儒家经过董仲舒的高抬与独尊之后，那一套经义与学说早已积淀在国民的遗传基因之中，李世民也不能例外。在那欲壑难填的人心底里，只要具备实力，机会来临，谁个不想获取皇位？然而，李世民一时间又难以挣脱儒家纲常伦理的束缚。父亲是高高在上的开国皇帝，兄长是名正言顺的太子，有着儿子与弟弟身份的李世民若是觊觎皇位，哪怕想想都是罪过。当初南征北讨，想着的只是如何打赢战争，荡平群雄。他在不断取得的胜利中不知不觉地获得了实力、威望与资本，“树大招风”，不知怎么一下子就成了众矢之的。他真的不想危及父兄与他们争权夺利，但是，他能退回到太原起兵之前的那个年轻单纯的李世民吗？即使抽身引退，可他手下的部众——那些既得利益者也不会答应。
那么，就保持现状好啦！可现实与发展也不允许，当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一旦将他视为不共戴天的头号敌人后，即使他没有半点行动，也难以立身保命。
李建成曾多次请求李渊诛杀李世民，理由是“谋反”。李渊一因秦王有平定四海之功，二则难舍父子之情，也就未加理睬；利用父亲不成，李建成就以宴请为名，直接在酒菜中下药，或许李世民心存戒备，才中毒不深，没有危及生命；多次下手不成，李建成就私自招募两千骁勇屯守东宫左右长林门，又从幽州招来三百突厥兵藏在东宫随时应变。一般而言，京城除了皇帝的御林军外，是不容许其他军事力量存在的。李渊虽然知道太子招募部众是为了对付李世民，可他本人的皇位也明显受到了威胁，不得不对李建成大骂一通。李建成见状，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向父亲下手，武装夺权。结果事情败露，李建成不得不委曲求全，带十余随从向李渊谢罪。李渊虽然将李建成扣留幕下，但终难改变“立嫡以长”的封建传统，只得下决心出面调解李世民、李建兄弟俩的矛盾。
经过一番斡旋，表面看来，兄弟相煎似有所缓和，但内里却奔腾着更为汹涌的波涛。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唯有通过流血政变方能达到彻底解决。
李世民手下虽有一班得力干将，但他在长安能够直接调动、控制的军队远比李建成、李元吉要少；加之李渊倾向太子，稍有不慎，李世民无异于以卵击石；而他的夺嫡行为又属大逆不道之举，计划一旦泄露，将处于人皆讨之的不利地位。因此，李世民只有计划周密、主动进击、一战而胜，才能达到目的；否则，就是自取灭亡。
面对太子李建成一而再、再而三的谋害与进击，李世民即使没有篡夺之心，也被他逼到了两难选择的尽头——要么束手待毙，要么起而反抗置对手于死地。除此而外，他已没有第三条路可走。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长时间的犹豫与彷徨过后，李世民终于下定了消灭太子李建成的决心，并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的政变集团。
李世民在紧锣密鼓的准备阶段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就是收买了李建成身边的得力干将及把守玄武门的禁军将领。
如果说李世民以前一直处于“被动挨整”的局面，那么，在他做出夺嫡的决心之后，便时时处处居于事件的主动地位了。过去，他在战场上英姿勃勃叱咤风云；而今，在复杂的宫廷政治斗争中，也能左右局势举重若轻。李世民只要抛弃封建伦理观念与道德束缚，将那在战场上曾使强敌闻风丧胆的果敢与谋略施展开来，李建成自然不是他的对手。
于是，他果断地选择了禁军指挥部——玄武门这一特殊之地伏击李建成与李元吉。禁军将领早就被他收买，李世民亲率尉迟敬德、长孙无忌等七十余精骑预先埋伏在玄武门内，单等李建成、李元吉“上钩”。
政变的过程与结果读者早已知晓，毋庸笔者在此饶舌。李建成与李元吉被杀，其亲信顿作�